传播王朝慈悲

在宋代，国家参与管理医疗的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是无可比拟的，其成因具有多重性。宋代（960─1279）是以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时期。老百姓从半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生活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一直以来统治社会的世袭制贵族被流动性较强的士阶层人士所取代，这些人均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出来，他们的作用显著增强。书籍印刷的发达构成了新的学术讨论和信息交流渠道，有利于知识交流。这一点促使学者在较大的范围内使知识更系统化。先前，这些知识仅仅被限制在较小的社会群体中。

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张也引起了社会问题，包括城市卫生保健的恶化。传染病是公共卫生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已成为宋元时期尤为紧迫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家尤其是北宋时期（960─1126）的政府，采取了实质性的制度革新，影响力已延伸到地方群体。尤其是医学，成为这次变革展开的一个领域。

北宋时期，历代的皇帝对医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鼓励医疗制度和知识在基层发展。然而，对知识的好奇并不是唯一动力。皇帝和大臣们都机敏地追逐着其带来的政治利益。医疗对王朝社会的福利至关重要，他们可以通过展现王朝的慈悲来履行其道德义务。通过反复强调疾病是对人们违反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所受到惩罚的观点，即“平则为福，有余则为祸，淫则为疾”，以此社会观和人生观来巩固他们的政权。

992年，朝廷医学部门更名为太医局。太医局的作用扩展到包括医学教育，甚至是区一级的行医许可的批准，尽管这从未实际推行过。校正医书局于1057年成立，该机构通过印刷新版书籍，促进了传统典籍的传播。校正医书局也出版了自己的百科全书、药典和处方集，为医学知识的系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努力并不是缘于公正的学术资助，而是代表了他们意图控制私有教育体系课程的政策。至此，政府官员在每一个知识领域选择一系列典籍，出版并传播标准版本。

国家参与医疗管理还体现在促进卫生保健的具体执行。至此，宋代政府通过出版方书来促进对《本草》的学习。《本草》是一本收集有关验方及其分布的专著。政府还组织药局开展医疗服务，为那些最需要的人们提供方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出版于1107年，重印于1151年。其序言中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目标：“救恤之术，莫先方书。故自开宝以来……厥后纂次……等方，以惠天下。”在都城，国家的卖药所（即官药局）于1076年成立。截至1148年，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药局，目的是为了直接向大众提供大量生产的、预先制备的方药。然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在实际操作中受到了限制，与预先在朝廷布告中所声称的相差甚远。

从长远看来，改变士阶层人们对医学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据一份1103年官方文件的记载，其中清楚地描述了宋朝政府的目标：现在仍然没有合适的方法鼓励人们从事医技工作。他们地位低下，被绅士所鄙视。故此，有学识或有思想者都不会从医……或许应该效仿其他学术类型，对从医者给予激励。

通过创造新的行业的可能性，朝廷希望说服上层阶级家庭的学生以从医为职业。从长远考虑，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绅士型的医生，进而取代一直以来占领医疗领域的世袭制医生，因为前者受过教育，更容易被国家管理。当时，有一种说法，一直认为行医是社会下层人所从事的行业，几乎没有上等阶层的家庭鼓励他们的孩子从医。然而，把医学作为研究课题而行医，或者是选择医学作为展示社会激进主义的一个领域而行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北宋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和高级官员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学习医学经典、已出版的方书和医学科普书籍，或者是通过分发药物和修建医院而积极参与到卫生保健组织中。

这些措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治疗某些特定疾病的方药受到国家和著名学者的欢迎，这简化了医疗过程，有些时候不需要去看医生，大众也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但这也在那些力求更专业治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担忧，最终形成了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对宋代方剂的直接冲击。同时，医学范畴的界限逐渐模糊。世医家族里祖传的方剂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知晓。博学的绅士们把学术资源引入医学经典中，丰富了临床医生可用的文献，使他们可以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医学。达官贵人与医生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网络，思想交流和知识传播通过印刷成书而变得更为便捷，构成了一种新的学习资源。总的作用就是，医学领域中颇具学术性的特征使得一些医生转型为儒医，并声称自己有超过他人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