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

“儒医”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北宋时期，用来描述那些对医学感兴趣的学者，或者是博学却又不属于士阶层的医生。自南宋（1127─1279）时期以来，该词跳出了狭隘的定义，被用来形容行医者的自我修养认知水平。这种含义的转变标志着那些行医者社会地位的重要转化，也标志着在上等阶层人士衡量好医生标准的重要转化。正如我们所知，在这之前，只要一个人的专长是通过真正的途径（即世袭）得来的，成为经验丰富的有技艺的医者就足够了。如果这样一位医生同时又很博学，那当然更好。南宋时期，精英人士面对新的机会，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

如先前提到过的，宋朝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政府机构的扩张，从政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元朝，这种情形更为加剧，汉族人、南方人抗拒在蒙古统治者的政府中任职。金元时期，契丹人与蒙古人过高估计了医学的地位，加剧了已有的偏见。士人不得不寻找能弥补其经济收入与地位的替代途径，普遍开始行医，这样他们既不会失去显赫的社会地位，也不需要放弃他们的道德准则。医生与患者具有同等社会地位时，对医家的定义也需要相应修改。现在，专业技术和祖传技能融入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医学成为自我修养中的一个方面，与绅士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对医学的定义并不是全新的。例如，孙思邈（581—682）关于大医的著名描述描绘出了一个拥有最广泛学识的人。只有当一个人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同一问题时，他才可能理解万物的进化。同样，大医也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

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

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孙思邈的观点得益于中国唐代盛行的佛学思想。如果特定的治疗方法要起效，则要求患者与医生要恬淡虚无。在宋代，新儒学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人们开始运用新儒学定义优越生活与优秀医生的优秀感知力。该理论认为道德来自自我修养提高的道学知识。著名的新儒哲学家吴澄指出了新儒学对医疗实践的意义：“为体现道学的整体性，世界受益于平静祥和，民众认真生活，这就是正统之道。通过道学的某一方面，世界免于疾患，民众认真生活，这就是医者之道。医者之道乃圣人之道。”

政治家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它成为那些立志做良医的人们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他们的职业渴望，也概括了他们的文化向往。同样，吴澄亦说过：“优秀医者济世救人，其功绩与为相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