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儒医

明清时期的儒学已经开始占领医学领域，儒医们很快就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一位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说：“宋代之后，若不能为学者，则不能为名医。”至明代，以医疗为职业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多数士阶层家庭仍然把这样的选择当作一种途径而不是终生事业。成功的医疗实践是绝对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后辈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也有所帮助。然而，很多出身较好的年轻人并不愿行医，因为行医不能体现内在价值。总之，当科举考试制度只能保证少数杰出的年轻人才能走上仕途时，医学领域的无序状态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做医生，甚至可以取得一定的声誉。在儒医和地位显贵的病人眼中，医学还只是“小道”。

明代进士候选人的记录证明，就连著名医生的家庭也鼓励其子孙走科举之路而不是继承家族医学。在医生中间，官位拥有者的数目，尤其是那些较低级别的官位拥有者的数目持续上升。清代早期，很多拒绝与满族人为伍的学者转而从医。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官位数的增长远不及通过科举人数的增长。明代末期，极少数完成学业的学生获得了前途较好的职业，到清代中期，大部分的职位都是有名无实。张璐（1617—1699）是来自苏州地区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医生，他对此作了简要总结：

“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此道之再变也。”

张璐对那些从学者沦落为医者之人的评价说明，尽管医者的数目显著增长，在同僚眼中，儒医仍然是有野心的。这种危机感也表现在儒医极力将自己区别于“庸医”，“庸医”是一个用在受教育较少的医生身上的常见称呼。

事实上，儒医与世医之间的社会区别就像士与商之间的区别，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意义。那些通过学习书本知识开始从医的精英人士们寻找著名医生做他们的老师。他们在需要或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延续几代的医学家庭传统。通常，这些医学家庭声称拥有秘密的疗法或方药，借以提升其形象和声誉。他们鄙视庸医的道德水平，却也像庸医一样心怀戒备地保护秘方和秘法。另一方面，世医自然被社会声望所吸引，通过为家庭传统注入学术内涵就可以获得这种声望。印刷技术使书籍价格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受益于此，世医购买书籍来学习知识。他们用行医挣来的钱为子孙提供了更全面的教育。

越来越多的具有相似背景的医生为有限的患者而竞争，鉴于此，除了社会地位，他们还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区别彼此。一种方法就是将个人与某位著名医生关联起来，或列入其医学谱系中。传统做法是通过学徒身份建立这种关联。但是，由于书籍唾手可得，这种关联也可以单纯地通过把个人与某位作者的思想和行医风格相联系而建立。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为医生宣传自己的想法和赢得追随者创造了新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竞争风气，为医生提供了大量的学说和可供选择的不同治疗方法。清政府试图用《四库全书》来推行中国传统的学习，这种做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在这部全书的医学篇序言中，编者写道，“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

直到18世纪后期，富有特色的医学流派的发展被认为是宋代以后医学的标志之一。再次引用《四库全书》编者的话，“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部分文本的编者认同医学领域多种流派的存在，认为这是疾病多样性的一种反映，而其他学术精英觉得多样性会分裂传统的整体性。这些情绪是对明代后期政治与社会变更的保守反应，后世很多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朝的毁灭和中国被异族统治。

从政治的角度讲，明代后期，朝廷不同流派之间讨论激烈，有时演变为辩论甚至是暴力。从社会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文化争相绽放的时期，从社会生活组织到上层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从新艺术表达手法的试验到新消费形式的发掘，“正统”在各个领域受到挑战。所有的一切为医学知识的成长提供了动力。讨论非常活跃，新的学说达到了不可预测的发展力度。到清代初期，在孟河医学的历史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多重性不再是诱因，因其将传统割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而备受谴责。人们提出了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成为清代医生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