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的医学领域

吴鞠通的告诫表明了当时很多其他评论家的情绪。他们为医学传统支离破碎和明显缺乏可靠性而焦虑。那些既不属于已有医学家庭也不属于已有学术谱系的低阶层医生不断增加的趋势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低阶层医生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商业化出版业的快速成长和普通大众中文人比例的显著增长。结果，从前一直是秘传的知识现在可为更加广大的读者所接触。通俗的年鉴和家庭百科中的医学部分包含了关于基础诊断与治疗的记录，使每个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一些史学家认为，国家从公共卫生保健中退出的举措促进了这种发展。接下来清政府从公共卫生保健中的退出远比明政府更加彻底，几乎把那些为穷人开设的诊所和药房等灾难救助与慈善医疗机构的资助和管理事宜都交到了地方“士”的手中。尽管政府也担心不合格医生的误诊可能为大众带来危险，但还是一直无法构建医学教育资源，也没有能力规范和监督医疗标准。不仅仅是康熙帝一个人被迫承认这些政策的可悲后果：

医学教育简陋，吾阅医典而知其虚假。他们不保留脉象研究，忽略相应医案，只求名利。通常他们不懂医学原则，胡乱问诊评论，甚至开出害人处方。我甚知之，哀之，却无从规范借此谋生的医者。

毫无疑问，很多学者也开始哀叹医学标准的下降，并呼吁建立管理医生的体制。清代著名国学家俞樾（1821—1907）甚至建议对医疗实践全盘叫停，因为很明显，它已经不能够将自身提高到较高的水平。

由于没有当时医疗标准或名医社会地位确实下降的证据，对封建帝制末期中国庸医的学术批判成为该时期社会医疗转变的首要反映。在一个医疗自由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可自称是医生，很多只接受过少量训练的人确实这样做了，此时的竞争异常残酷，很多医生表现得更像商人，夸大他们的专长和临床成就。无疑，这造成了一种普遍的不信任，不仅存在于医生中，也存在于更大范围的医学界。尽管如此，个别医生仍然被社会各阶层所尊重，至少老百姓认同优秀医术。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武进县时，这些说法都被证实了。在武进县，地域性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符合前几段所描述的历史框架。我们还发现，越是近距离考证个别医生的生活和医疗，就越难把他们归类到一般史实概括的狭隘社会分类与派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