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兴趣与创新

通过戴思恭（1324—1405），金元时期的医学传播到苏州。戴思恭是朱丹溪直系谱系中的弟子。苏州城的财富吸引了周围地区的医生，该地文化复杂性也为新知识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7世纪，吴门派（以苏州旧称命名）的出现代表着这种改革的巅峰。吴门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叶天士（1667—1746）和薛生白（1681—1770）。虽然这两位医家在世时，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合作者，当然更不是竞争对手，他们却拥有相似的医疗风格。这种风格成为广大江南地区世代医生仿效的模式，被后世作者认定为特色医学流派的代表。

叶天士是一位世袭医生，而薛生白出身于以诗词书画闻名的文人家庭。尽管两位医家具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却拥有同样的医疗风格，这种相似性甚至体现在组成方剂时，他们最喜欢用的中药味数都为八味。吴门医学独有的特征是看重特异病变的诊断而不是病名，看重治疗方法而不是方剂。在不同的个体病人之间，诊断和治疗方法可灵活调整。这种风格根植于通过读书或拜师获得的对不同医学流派的深入理解。两位医者从任何单一思想派别中脱离出来，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使已有的医疗原则向新的方向延伸，为医学的不断发展做出了贡献。叶天士和薛生白都与温病的治疗紧密联系。温病治疗是清代医学争鸣与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中医药学中，温病指具有传染性和季节性特征的发热性疾病。温病的临床表现与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对伤寒的描述类似。更确切地说，张仲景把温病划归为伤寒的一个分支，但是没有记述其治疗。于是，关于这些疾病的性质与治疗的争论便由来已久。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对这些疾病病因的理解有所改变。

张仲景认为温病的发生是因为寒邪入侵人体所致，潜伏日久则化热。如果接受这个观点，那么温病自然就是伤寒之下的一个分支。然而，像叶天士和薛生白这样的医生敢于挑战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热邪可以直接侵袭人体，这种新感热邪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鉴于这两位医家在世时获得的声誉，后世学者推崇他们为温病学派代表人物。温病学派致力于提供专门适用于治疗南方人疾病的方法。

叶天士和薛生白都没有想到自己或者其医学会立足于伤寒疗法之外。如上所述，两位医家都尽力避免偏向于任何特定医学学说或思想流派。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医疗技术源于个人天赋，不受正统的约束。例如，薛生白把自己的医疗风格与祖先的艺术天赋相比较。在与诗人袁枚的对话中，他说道：我之医，即君之诗，纯以神行。所谓“人居屋中，我来天外”是也。很多评论家也认为叶天士的医术可谓神奇。没有受制于既定观念，他对临床证型的理解无法被浓缩为线性规则。碍于新儒论持续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连叶天士最忠实的弟子和追随者都不得不慎之又慎地强调，创新与传统价值并不相互冲撞。《临证指南医案》编者之一华岫云（1697—1773）在他的序言中写道：

“每细心参玩，只觉灵机满纸，其于轩歧之学，一如程朱之于孔孟，深得夫道统之真传也。”

通过华岫云和其他自诩为“叶派”医生的努力，《临证指南医案》成为清代后期最受欢迎的医学书籍之一。《临证指南医案》强调临床治疗不是教义的书写和评论，形成了又一个对比领域，把“革新派”与以《医宗金鉴》为代表的传统“复古派”区别开来。后世学者利用这些派别名称使封建帝制晚期中国的医学界更加有序。

医案首次出现在金元时期著名医家的著作中。在明代，医案作为医学图书的一个独特类型得到发展，至清代初期，已经成为学习医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医案给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老师的人们提供了向著名医家学习的机会，为医学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这是封建帝制晚期中国医学的标志之一。当然，这些医案也使老师声名更加显赫，同时也包括编者本人。医案帮助人们在关于治疗方法的广泛议论中阐明立场。于是，医案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文选相逆而行。医案把正统向前推进，鼓励每位医生发展他们的个人临证技能。当然，正由于此，拥护汉学和基于论证学术的保守医生对医案持怀疑态度。来自苏州地区的徐大椿（1693—1771）和吴鞠通（1758—1836）就是很突出的例子。

徐大椿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御医，他在世期间就因其将论证性学术方法应用于医学而闻名。他一贯强调古代经典的权威性，极度反对金元明时期医学，并出版了一部对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批注。徐大椿本意是为了减少《临证指南医案》在医生中的使用，然而却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因为徐大椿这样的著名学者对叶天士的医案如此关注，无疑带给叶天士更多的社会尊重。于是，自从1768年《临证指南医案》和批注第一次出版之日起，徐大椿的注解就成为很多版本《临证指南医案》的重要部分。

吴鞠通是另外一位出身名门的儒医，也是使温病疗法系统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尽管他的理论以叶天士的治疗方法为基础，但他还是很谨慎地把其理论解释为一种延续而不是对伤寒派的抵制。他明确告诫医生，不要完全按照叶天士的医疗风格来行医:“叶氏医案，近南方人多喜读之。然不读古书，不能得其要领，但袭皮毛以谓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