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研究西洋历史的道路，凡有两条，一是读西洋历史名著的原本，一是读中国人自己的编著或译本。
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洋的历史学，靠了新材料的发见，及新史观的兴起，它的发达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而历史名家的著作，也是日新月异，美不胜收。所以我们若能直接读他们的著作，实是研究西史的一条最简捷，最有效果的道路。但不幸因为文字上的困难，因为书籍的昂贵和难致，这一条路只成为少数学者的私径。于是大多数的学子，便不得不向第二条路走去。
但第二条路也不是平坦大道。现在我国人自己所编的西洋史，在性质及数量上，均尚免不掉贫乏的讥评。国中为历史而研究西洋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加之这类少数的学者，又大都执教鞭于国内各大学，甚少闭门著书的机会。而西洋历史的材料，在国内更不易得，此尤足增加了著书的困难和失望。
至于译书一事，在表面上看来，它似乎是极易的，但实际上亦有许多困难。第一，历史的著作，大抵是偏于学术的，所以它定不能得到群众的狂热欢迎，因此，人们或因得不到相当的报酬而气馁。第二，凡是文笔清通的人，都能译几篇文艺小品，而不致有大舛误；但假使你不曾研究过历史，你译出来的史学名著，怕就要免不了遭受“贻笑大方”“贻害后学”的一类考语了。第三，历史是最富于人性的一个学术，所以它的取材及范围，亦当以人为根据。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但这一件事更不易做，更非素无历史研究，或乏世界眼光者，所能下笔的了。因此三个原因，历史名著的好译本，在今日的学术界中，遂等于凤毛麟角。
本书[1]的译者，是我在北大时的同事。他的史学和史识，是我素来敬佩的。他的学识，本可以使他自编一书而绰有余裕。但他因感到自己编书不易完满，又因深佩美国前辈鲁滨逊氏[2]的史学，所以便很谦虚的，把鲁滨逊的这本书译成中文，以饷国内的学子。何先生的历史学识和研究，既足以消灭上说的第二个困难；而这个译本中卷数的分配，章节的排列，以及材料的剪裁，亦均足以显出译者的眼光及目的，上说的第三个困难，到此也就无形地消解了。不但如此，上面我们所说的研究西洋史的两条大路，第一条岂不是我们所认为更满意的吗？现在大多数的学子，虽仍不能自己去走那一条路，但靠了翻译的幻术，他们竟可以去“卧游”那个走不通的仙境了。岂不快哉！
鲁滨逊是美国的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和学者，他的这本教科书的风行，是没有能和他竞争的。我希望他现在靠了何先生给他的这一套优美的华服，在我国能受到更大的欢迎。
陈衡哲 民国十三年九月一日序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