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后期

从明朝开国至清朝末季（鸦片战争前后）近五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统一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明初大将军徐达平西、汤和靖北，设置绥德、延安二卫，统辖陕北地区；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迁延绥镇治于榆林，设榆林卫，辖神木道、榆林道、靖边道，领属除今榆林市地域外还包括延安的志丹、子长、安塞等县。自延绥巡抚余子俊徙镇榆林，修长城，建堡寨，增卫益兵，整饬营防，榆林遂成为九边重镇之一。清改设榆林府及绥德直隶州。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给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一时期榆林医药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医事概述

1.医疗机构设置与医学教育　明清医疗卫生建制较之历朝又有加强和发展。各卫府、州县大多设有负责医学教育、医疗的机构和医官。榆林设卫之后，余子俊即上《开设学校疏》奏道：“近已开设榆林一卫，生齿浩繁，子弟率多美质，尽堪教养。”“及照军中凡遇卜日、用药，亦各缺人。臣等议得，榆林卫实当万万年镇御重地，合照正统年间凉州、洮州二卫添设学校事例，开设儒学及阴阳、医学各一所。设教授一员，吏一名，生员于本城并东、西二路俊秀子弟内选充”，“阴阳、医学各设官一员，于民间访保术业精通者送部考用”。这是将医学教育、培养军地医疗人才体制化的重要举措！奏议的落实收到明显效果。据《延绥镇志》、《榆林府志》及各州县史志记载：明季，榆林设医学正科、阴阳正科，绥德、清涧、米脂、神木、府谷等州县则设医学典科，吴堡设医学训术、阴阳训术各一员，定边设医学一员、阴阳学一员，葭州之医学典科有刘克昌、刘崑、张鼎三名医官。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军刘方亮、李过攻陷榆林，城内公署司院尽遭破坏，榆林卫医学、阴阳学也因被毁而停办，该医学前后持续一百七十多年。

又据《陕西通志》记载：清代，榆林府置医学正科，绥德州置医学典科，其余各县设医学或医学训科，并有医官负责。人事代有更迭，建制延续不废。例如《定边县志》载：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定边设置医学（后改为医学训科），医官有吴之奇、王中正、王卿。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医官刘国柱，庙儿塘人；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医官王景圣，韩城人；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医官易为张元成，庙儿塘人；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医官为刘倬，定边人。再如《榆林地方简志》记录：王兴，嘉庆间榆林医官；王太和，光绪初榆林医官；安汝祥，光绪末年医官。

2.明清医家事略　明清医家，无论官医、民间医，凡医术精良、声誉显著者，史志或有记载，仅摘其要。

纪二翁、纪信、纪、纪溁：明洪武、永乐、正统间医学世家。祖籍安徽蒙城。二翁于洪武三年随大将军（徐达）来榆，戍绥德卫，应是随军医官，子孙后落籍于绥、榆；其子信、孙（字澹庵）、曾孙溁（字宗太，别号容庵），一家四代俱为名医。“纪氏自二翁以医名，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验。”纪溁尤为突出，他“少从澹庵，能世其业。每居善药，凡负疴求疗者不问疏亲贱贵，致之辄往。投之剂无弗愈者，且不责报。故人人德之，至称为纪一帖云。”一帖而愈，是对其医术和疗效的高度赞誉。纪氏世家的医疗事业延续一百五十多年。

张昶：明成化、弘治至正德间榆林医官（贡医），因军功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获封太仆少卿。太医院正吏制军杨清书赠“硕德高年”匾额，赞其“精诚可格天心，硕德能添美封”，可见他行医年久，德高望重，不仅医术精湛，道德修养更为深厚。张氏是跨越明清两朝、世居榆林的一个医药家族，乡人习称“张红郎家”。家中残存镌有“洪武丁巳、张太医府”的“安庄柘”（柘弹，用于门庭防卫的暗器），刻有正统丁卯的“积善堂药庄”砚匣，弘治年间有赠张贤生“学富青囊”匾，残缺的封赠匾对，如“积善为宗”、“济世活人”匾，“奇香满屋晨炊药，异色盈炉夜浴丹”柱联，署乾隆甲申年号的“榆林万和堂药店老局”牌匾，还有一些古旧医书等。考张氏先祖曾为明洪武年间太医，因故举家来榆；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前后曾在延绥镇波罗开设“积善堂药庄”；弘治间张贤生因医术精良，获赠匾称颂；正德年间族中医官张昶因军功获旌表封赠；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前后张再和在榆林设有“万和堂药店老局”经营药品；清中叶张翰甫曾致力于中药翻译，向蒙、藏等族传播中医药文化；清末，医道逐渐衰落；民国时期后人张瑞龙已改事兽医工作。张氏一族在榆林延衍四百多年，经营医药，卓有贡献。可惜家道中落，史谱无存，可记述者仅此而已。

徐可进：明绥德卫人，“嗜庄老诸书，皆通方药。求医者不问贫富，亟往诊视。心解分剂，病辄皆瘳，而不取其值也。”

王建德：明榆林人，十二岁丧父，事母至孝。“以母多疾学医，精方药，请疗者如市，名重一时，活人甚众。”

李玉凤：明终南山道士，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云游至葭县，入主白云山道观。善医，为道教医家。“施药济人，神术大参，遇人有疾，疗之即愈。”饮誉遐迩，被百姓尊为“真人”。

柴旻：据葭县《名贤录》记载：柴旻原为明朝太医，后落籍葭县，仍以医为业，治病有奇效，活人甚众，名噪一时。

白羽宸：清涧人，顺治间荫生。《清涧县志》记：“晚年精于医，著有《医理》二十卷。”该医书已散佚。

张翰甫：清榆林人，张氏世医家族传人，乾隆、嘉庆间名医。知识渊博，兼通满、蒙、藏民族语言文字。一生致力于民族医药文化交流，曾翻译编撰汉、蒙、藏等多种文字对照的药典，并镌刻印行。榆林尚存有部分手抄和印制的残片，全书已渺不可寻。他为向少数民族传播中医药文化、增进民族医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榆林医药历史书写了重要篇章！

王秉：清府谷人，“贡生，性宽厚，尝以药施济。精治外科，不受人赀，咸称为善人。”

朱胤：清太医院名医，名籍不详。因故割唇毁容，扮作道士，化名“朱胤”，于道光时落籍榆林避难。住白云庵为人治病，每多神效，并授徒传医。理论、医术俱佳，对榆林医学发展颇多贡献。关于他的医疗佳话、趣事流传甚广。

郝双应：字联魁，清榆林人，咸同间医生。出身宦门，喜读医学经典，又师从朱胤学医，精于方药，亦为清代名医。

苏福贵：“人称青眼，榆林人，咸同间医生。享寿百岁，总兵刘福堂曾与建坊表扬。”

郭春林：“字绣川，榆林人，同治年医生。幼嗜读书，过目不忘。曾充万全堂经理，凡有求医，无不着手成春，不受酬。李芾棠曾赠一联云：‘惟能济人，斯能济世；未为良相，便为良医。’可当之无愧。”

袁绣藻：字文澜，榆林人，同治间医生。善治时症，每有效验。

郭秉钧：字衡甫，榆林人，同治间医生。“善妇科，曾设广庆春药房，治病稳妥。”

米继昌：榆林人，同治年间医生。“善岐黄，与人治病，轻者服一剂，重者多剂保好。”

这一时期有记载的明清医家还有：明弘治间张贤生（榆林）；万历间剪头仙人（葭州，道家医生）；崇祯间师功凯（清涧，道家医生）；清康熙雍正间裴宜成（神木），翁痘师、任凤鸣（靖边），张映月（横山），高齐岱、高树荣（米脂），白光泽（葭州）；乾隆嘉庆间吴道南（府谷），折桂卿、王治邦、马子玉、马伯义、宋存仁（神木），赵文成、张再和、袁服周（榆林），任道宏（定边），姬凤翔、姬士璠（靖边），高延丰、高辛裔、杜良奎、吕淳（米脂），马壮（绥德），宋步洋（吴堡），霍承珍（清涧）；道光同治间李仁和（府谷），裴天富、杨承、张景云、张拱辰、白定臣、李秀（神木），高盛瑞、顾寿椿（绥德），马星耀（子洲），李亮光、张依（吴堡），朱保、张楞子（榆林）等。

3.明清医籍钩沉　榆林地处边关，屡遭兵燹，明清医书医著大多毁损或散佚，能保存至今的已如凤毛麟角。医学经典：例如《伤寒论》，明万历辛丑年版本，成无己注，并附成无己所著《伤寒明理论》。《外科启玄》，明万历甲辰版本，申斗垣撰。《痘症活幼心法全书》，明崇祯癸酉年版本。《石室秘录》，康熙丁卯年版本。《温病条辨》，清光绪癸巳年版本。《铜人明堂图》，明万历辛丑年版本，清康熙乙巳年重刊。其他残存的明清期间医学书籍，多已残破不全，漫漶不清，不堪使用。榆林人张天禄，在安徽任提督、总兵官时，关心民间疾苦。明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积极支持程敬通重刊《外台秘要》，并为作序。序中说：“值此沧桑变故之际，民遭兵火若患热烈之症。予滥任抚绥，尤当视民如伤，恨不能人人而投以清凉之剂。”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对许多传染病如伤寒、天行、温病、疟疾的认识、鉴别、防治都有精湛论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载方6900余首，堪称经典。清代葭州生员李在淑，曾刻《经验良方》行世。这也都是对医学发展的贡献。

明清榆林医家的著述或经验记录，都为手写，极少刊印。清涧白羽宸所著《医理》已佚。手抄孤本保存更为困难，存世已很少。《临证汇方》是榆林医家编著的一部方书，约成书于明清之际，作者已不可考。全书分内科、妇科、儿科三册。内科载咳嗽、痰饮、喘急、痹病、消渴、肿胀、失血、内伤、虚劳等19类病证，主方117首，附方64首，另附经典方22首，共汇集203方；妇科载经行腹痛、经断复来、崩漏、带下、癥瘕、堕胎、胞衣不下、恶露不绝、产后发热、产后痉病等62种病证，主方205首，附方25首，共汇集230方；儿科按23门收载伤风、伤寒、瘟疫、时痢、咳嗽、喘急、飧泻、疟疾、热淋、虫痛、乳滞、风水、衄血、气虚脱肛、五迟五软等87病证，主方152首，附方49首，共汇集201方。全书总计收录病证168种，汇方600余首。于每一病证列方之前，先扼要论述该病病因、证候、病机、辨证、治则，然后依次列方。立论有据，文字精练，条理清楚。书中近半数为自拟或化裁之方。

榆林还保存不少手抄医书。较完整的两种：一部是抄录清康熙时期杨起岩所著《痘科精义录》，另一部则是分别抄录《医宗金鉴》第52、53卷“幼科杂病心法要诀”及第57、58卷“痘疹心法要诀”，后者被名为《编辑痘形并证治要诀》。手抄书是古人的治学习尚，可能由于求书不易，也有“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渴求学习效果的意图。这些抄本工笔小楷，字句无误，足见榆林明清医家治学的严谨和学医之艰辛！

4.明清军事医疗　榆林地处北陲，为九边重镇，常屯重兵，战事频仍，强化军队设置和医疗保障自是必须。明代的纪氏医家如纪二翁、纪，明清的张氏医家如张昶等，都是著名军医。明代规定，沿边关14处卫所，每处由太医院派1～2名医士担任医疗。史料记载：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二月，“因延安、绥德、庆阳等地极临边境，当地缺乏医生与药物，官军疾病多致死伤，请求由陕西布政司发给药品，并在境内所属各县拨派医生随军治疗。”正统十年（公元1415年）五月，“延安、绥德等沿边各寨军士约数万人，因荒远偏僻，不近州县，兼无药物，疾病流行时只有坐以待毙，请求于东自府谷孤山寨、西至定边营等共十六处地方各设医一人。”

另据《明代的军医制度》所述：“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陕西、甘肃等十余卫医药缺乏，疾病无法治疗，奏请当地布政司各立医学一所，选精通医术之人教授军余子弟学习。”为军队培养医疗人才。榆林卫以其重要军事地位，当在设立“医学”之列。除了军医教育机构设置，对伤残军士的疗养、康复也有相应安排。洪武初，朱元璋曾于南京建造营房收养残废伤兵。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构，负责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之人，并有医生担任治疗。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九月，命全国卫所将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收养于各府、州、县的养济院中。养济院就成了老弱伤残军士的疗养院。据《延绥镇志》及各州县地方志记载：明榆林城内有养济院两处，一在榆林卫局西，一在管粮厅北；清涧的养济院在校场旁；葭州之养济院在南城东门内；米脂的“阴阳医学养济院”基址已不可考；定边的养济院在县城北街，并一直延续至清代。仅从养济院的设置，也可以想象明清榆林的军事地位以及军事医疗发展情况。

这一时期，军事医学的发展常优先于地方医药。医疗人才紧缺，又往往使军地医生相互为用，这种军地医学交流的现状对榆林医药学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药事概述

1.药品经营机构　既有官办，也有民营。《延绥镇志》记载：明代榆林各城镇设有药局，驿站备有药材。明至清道光前，有据可考的药店及其开办时间如后：横山积善堂药庄（明正统丁卯）、榆林保元堂（弘治辛酉）、府谷同义恒（清康熙丙辰）、榆林万和堂药店老局（乾隆甲申）、米脂合家和（乾隆乙酉）、榆林万全堂（乾隆己丑）、绥德万顺仁（乾隆丁酉）、清涧大生堂（乾隆庚子）、神木延龄堂（嘉庆丁卯）、定边林茂昌（道光癸未）、榆林同仁堂（道光乙酉）等。

2.药材资源与药品经营　榆林各级地方志书在“物产”项下均有“药属”一类，记载当地出产的药材，汇总数以百计，其中如银柴胡、柴胡、甘草、款冬花等因品质良好而被《本草纲目》收录或选为贡品。这些药材可由官家调拨，亦可由民间向外销售。这是药局或药店经销中药材的基本形式。成药供应丸散膏丹俱全，大多转销外地成品，也有部分自制成药。榆林现存一册康熙丙戌年（公元1706年）北京刊刻的《同仁堂药目》，说明早在三百多年前榆林与北京同仁堂就有药品经营往来。

《延绥览胜》记载：“榆城边商皮毛而外，次推药材居第二位。盖榆俗男妇饮食衣住间素重药饵，视若神品，匪特有病用药，即平居偶感不适，仍要照方配剂。故家庭主妇老妪，均能例举熟方，毫厘不爽。”神木“俗尚服药，药饵行销较多”。这就是说，明清之际，榆林不仅药材经营兴旺，中医中药也深得群众信赖，医药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相当普及。榆林民众从卫生保健民俗到习惯用药民俗，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卫生防疫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瘟疫流行最严重的时期。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及瘟疫频繁发生，这极可能与以前屡经战乱、生态严重破坏有关。据不完全统计，榆林各地发生的重大灾疫多达四十余次，为害十分惨重。如：正统十年陕西全省大疫；正德八年米脂等县大饥，人相食；嘉靖五年延绥大水淹没镇靖城庐舍，七月延绥夏潦秋霜，岁大饥，八年人相食；嘉靖十一年四月延绥天黄三日，蝗虫蔽天；万历十六年五月陕西疫，男女死亡无数；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府谷大雨连绵不止，河水泛溢，高涌数十丈，近岸田庐川地荡然无存；万历三十八年大旱，饥民多染疫死；康熙六十年葭州发饥疫；乾隆五十年葭州大疫；道光二年绥德大疫，瓜果盈野无收拾者等等。严重的灾荒和瘟疫造成“民饥米贵，人争食草根树皮，掘刮殆尽，继捣石子啖之，腹坠死者甚众，人相残杀，僵尸遍野”、“人相食”、“阖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死亡无数”、“闭门绝户，暴尸无收”的凄惨景象！残酷的灾疫也使迷信神巫等非理性活动猖行。

地方官府极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灾民教之医药，饥者赈之，死者埋之。官医与民间医倾力开展医药防治。瘟疫猖獗迫使明清医生钻研传染病的治疗，促进了榆林温热病学术的发展。榆林这一时期的医药历史、医药典籍以及大量治疗疫病方剂、之后成就的诸多治疫名家都是证明。

明成化间延绥巡抚余子俊是一位出将入相的贤能之才，能文善武，极富远见卓识。经略榆林二十余年，政绩显赫。在民生和防疫卫生方面，他兴屯田、丰粮谷，教民种植果蔬；开办学校培养医生；特别是他开发榆林优质泉水，修建“官井”，使泉水行经地下管道，于榆城街道东侧每五十步开一井口，井台加盖防止污水流入，从此，榆林城中百姓吃上了方便、干净的水。这个官井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治理水源对卫生防疫是一重大贡献。清同治间延绥总兵刘厚基，对榆林发展尤其于教育卫生事业建树良多。他在榆林创办“种痘局”，通过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种痘至迟始于16世纪，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是我国对人类医学的伟大贡献。刘厚基在榆林开设种痘局，影响深远，功不可没。

民间广泛使用的防疫措施还有：勤洗勤晒衣被，焚烧死者衣物，洁净内外环境，用雄黄酒点耳鼻等窍，熏燃中药（苍术、艾蒿、白芷等）消毒室内，浸放中药（苍术、贯众、菖蒲等）消毒饮水，“打醋炭”（产生醋蒸气）消毒等等。

明代海上交通的发达，促进了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医药向海外的传播；然而，西医东渐则成了阻碍中医发展的重要原因。清朝之后，闭关自守，禁锢思想，中医除温病学术成就显著外，总体上也囿于“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的局限而趋于停滞。

这一时期，榆林医药出现了繁荣景象，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得益于诸多原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医疗建制比较健全，医学教育得到重视，军事医疗的带动和促进，资深官方医生的介入，多次移民带来的内地医药文化，严酷疫病的考验和磨砺等等，都是助长榆林医药发展的积极因素。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榆林代代医家通过自身勤谨敬业、潜心治学、艰苦实践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医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