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期

从隋唐到宋元的近八个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荣鼎盛，又走向融合、发展的阶段。盛唐的医药文化成就，北宋的科学技术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五代藩镇纷争、西夏辽金战乱也先后断续三四百年。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医药学术的发展。榆林自隋朝到元代，历朝均有州郡设置（曾先后设置夏、长、绥、银、胜、鄜、府、宥、盐等州郡），区划更迭不一。唐属关内道；北宋属永兴军路，部分被西夏占据；南宋为金占领，属鄜延路；自元统一后归属延安路。以榆林地域而言，这一时期频繁的战乱、动荡，党项羌、契丹、女真等族的侵扰占据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

一、医药活动与医学教育

据《旧唐书》与《唐六典》记载，隋代设有“太医署”，这是医学史上最早由国家开办的医学院。它既负责医学教育，又担负一定的医疗职能。唐取代隋后，设置了比隋代规模更大的“太医署”。太医署包括医学与药学两大部。医学部又分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各科都设有博士和助教，专司教授医学与医疗。在各州府也设有医博士、助教、医生，负责教授医学学生及医疗。这就要求医博士等必须精理论、谙医术，胜任教、医双重任务。

唐代榆林地域曾置银、绥、夏、鄜四州，各州亦设有专司医学教育和医疗的官员。据靖边县出土的《何德璘墓志铭》和《何继昭墓志铭》记载，何氏一门四代六人从医，“家多精庆，代足名人”。第一代何子喦，唐懿宗时摄夏州医博士；第二代何德璘，“继之家伐，习以方书，药有十全，功传百中”，“或民有迫切，公不隐藏”；第三代何维文（字继昭）“留心方术，颇积医论，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屡彰神效”，何绍文“艺可承家，术多济世”；第四代何令珣、何令俱为名医。继昭医名更著，说他“神通丸散，妙绝针汤，术追魂魄，脉认阴阳；功高董郭，智迈卢桑”。将何继昭与董奉、郭玉、卢医、桑道茂几位著名医家、术士相比论，故有溢美之嫌，但也足见他医术、医誉之高。何子喦曾任唐代夏州（今榆林靖边、横山地域）医博士，这是榆林设置官方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的最早证据。何氏一族的医疗活动从唐朝末季历跨五代十国，一直延续到北宋。何令珣、何令的后代是否还有人从医，铭文没有记载，已无从稽考。北宋改太医署为“太医局”，王安石变法后更加重视医学教育。公元1061年，各州郡仿照太医局开办地方医学，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至公元1104年后，已达普及办学，选用精通医术与文章者，或于民间考录精通医学者担任教职，各州县“分斋教养”，一切制度与“三舍法”同，已有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唐代殁于榆林各地的达官显贵之墓志铭中，常有叙述病情及千方百计救治不果的记载：如武令珪病患“悬疣附赘，决溃痈”；白敬立“伏枕绵年，汤灸不瘳”；毛汶“针医寡验，忽措沉疴”，“奇方莫验，良药何痊”；贾武“秦和极妙，莫救其疴，扁鹊施工，无瘳厥瘵”；李公政“秦医扁术，无不寻求，良方殊方，莫能见效”。可以看出，当他们患病及重危之时，并不寄望于神巫，而是积极治疗，遍请名医，针、灸、汤、丸，悉数使用，良方、奇方、殊方也广为搜求。这说明，当时榆林的医药条件已很良好，治疗手段丰富，针灸方药齐备，所辖各州概无例外。

自汉代以次，儒学倡行，深刻影响了医学的发展，同时，医药学术的成就和贡献，也受到名宦大儒们的尊崇。儒宦通医、士人知医极为常见。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医国，良医医人”的观念，在士大夫的思想中根植极深。像李、王安石、范仲淹、沈括这等名臣大儒，就都精通医药。西夏政权占据陕北时，范仲淹、沈括曾先后驻节榆延，经略陕北，抗击西夏。

沈括著有《苏沈良方》、《灵苑方》、《别次伤寒》等医书，是他医学思想和临证经验的总结。他思维敏锐，治学谨严，学养深厚，于解剖、病理、五运六气、中药采集加工、临床颁方用药皆有精到论述。他认为：“医不能恃书以为用，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他指出：“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即人的疾病会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他批评一些医家“胶于定法”，不知变通。虽相隔数里，但气候不同，相应的情况亦全然不同。随其变化，会出现相应的流行疫病，应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治病，岂可以千篇一律！自言：“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林灵素在《苏沈良方》序中赞他：“凡所到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他在经略陕北期间，幕官张平患咳喘气逆，病情危笃，他用火灸法治疗，一灸而愈。在其《梦溪笔谈》中记载：“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所记录的皆为榆林地产有名中药材。沈括身为封疆大吏，于军政要务之余，尚为僚属诊治疾病，并属意调查榆林地方药材资源，且观察至细，记述至详，足证他对医药的重视和熟知。榆林气候地理环境独特，出产不少名贵药材，《宋史》载：鄜州、府州每年要向朝廷上贡大量柴胡、甘草、冬花等药材。

二、瘟疫防控与卫生文明

历史文献记载，唐宋两朝国内灾疫频仍，陕北一代更是瘟疫、战乱不断。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河东大疫”。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盐、夏涉春疫大兴”。据《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这次瘟疫疫情惨烈，波及榆林境内定边、靖边、横山大部分地区，造成“吐蕃既去，盐夏空无人”的凄惨局面！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月辛巳，“上都、灵武、盐、夏等州地震，死数千人”。兵祸、大灾之后酿大疫，已成必然规律。瘟疫流行促进了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进步。派兵封锁疫区，隔离传染，保护群众，这是军队介入防疫的较早记录。用焚烧来消灭传染源，制造隔离带，控制传染也是有效的防疫措施。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战乱、灾荒、瘟疫也使陕北地区的生态、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破坏。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较少，然而每有发现，便臻精美。如唐代的银药匙、瑞兽海波纹方形陶熏炉、白釉小壶、小盅、花口陶唾盂、精巧的配酒套器、孩儿卧枕、成组乐舞俑，宋铜砭针、鼎式香炉，西夏黑釉瓷研钵，辽石雕研钵、铜药勺、虎纹瓷枕、金鱼形刮痧器、春宫镜、陶棺，元车马人物俑等等。仅从榆林出土的这些精致文物，依稀可见当时此地各民族的生活、卫生文化梗概。

三、西夏医学与民族医药

唐宋时期，以拓拔氏为首的党项羌族形成的势力集团占据着榆林地域夏、银、绥、宥等州，初因臣服于唐，被赐“李”姓。之后势力逐渐壮大，至北宋则向东攻伐葭、鄜等地，意欲扩据。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继迁叛降契丹立西夏国，直到宋哲宗元符年间（公元1099年）才渐次退出陕北，据守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由唐至宋，西夏羌族在榆林一带盘踞二百多年，这里曾是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西夏也曾形成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西夏医学”，从《文海》、《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出土医方》等典籍，可以概略了解西夏医学的内容。最先，党项人笃信巫术“治病”，并无医药学术。立国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泛采用、吸纳中医药学知识和技术，结合本民族经验以及外来宗教影响，逐步形成了“西夏医学”。

1.在基础理论方面　西夏医学有头、发、颈、肩、手、脚、皮、骨、筋、腱、咽、喉、口、齿、耳、目、心、胸、肺、膈、腰、腹、肝、胃、肠、脊髓、膀胱、睾丸、女阴等人体形态解剖名称；有鼾、梦、津、泪、血、产、生、死、病、命、遗尿、小产、晚产等生理病理术语；关于病因，西夏受藏传佛教及印度医学影响，认为人体由地、水、火、风四大要素合成，“四大不合”疾病乃生，也认识到“脉阻”、“血脉不周”则会生病。

2.在临床医药方面　对疮、癞、疥、恶疮、伤寒、热病、痢疾、狂犬病等已有较清楚的认识，黑水城文献中就有西夏文《治疗恶疮要论》、《治热病要论》，说明一些严重皮肤病和热性病（瘟疫）在当时甚为流行，西夏医方治疗的疾病还有头目昏眩、头痛、牙痛、肢体麻木、皮肤瘙痒、疝气、痔疮、痉挛、癫痫、痛经、难产等。治疗方药大多取自中医药学，又加入西夏人自己的医疗经验，黑水城发现的《明堂灸经》、《治热病要论》、《孙真人千金方》就是这类医书。西夏设有专职“采药”人员，库藏药材达二百余种，其中如甘草、枸杞、麻黄、藿香、柴胡等所谓“西夏本土药材”，便都出自榆林地域。除了用汤、丸、膏内服治病外，西夏人也运用针灸“破痈放血”或治疗风湿，通过手术切除腐肉，西夏谚云：“臭肉不挖，癞疮不愈。”黑水城文献记载的手术器械有刀、针、钳、镊、钩镊等。

3.在卫生保健方面　西夏人注意“扫除”、“清扫”，说“帐内清洁族女胜”；意识到过饮、过食不利健康，“饮酒时胀腹”，“不让饮酒害于饮”，“饮食甘甜耳垂黄”；还注意减肥，“无忧思胖有年，无苦乐肚已大”，肥胖者需“使瘦”——“腹高使减肥胖之谓”；保持心情愉快，“宽宽心心天佑助”，“以有伴命如双，如欢喜寿则长”；提倡运动和养生，学习道家摄生术，李元昊之子“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运动，“活也，血生脉沸动摇”，则体健壮而有活力。

《文海》记载，西夏外治癞疮膏药，系以松柏等草浆，或以涂灰入药；黑水城医书中有“以牡牛乳洗下一切病患”之说。榆林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城乡群众仍有沿用柏叶、羊须毛烧灰，以炼麻油调敷治疗癞疮；用新鲜牛、羊乳疗洗创口；用黄芥子、沙蒿子捣碎以醋调敷治关节肿痛、牙痛等治疗方法。这很可能是西夏医学的影响。

战争和畜牧都需要兽医，马背民族尤其如此。《文海》等资料中有马蹄疮、牛疮、鼻疮、马病、牛病、黑疮等畜病及染疫牲畜大量死亡的记录，黑水城文献也有治马病医方，这表明西夏兽医学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此外，宋王朝还曾多次给西夏颁赠医书和药材，也有与西夏、金辽互易药材，或派太医局医生来此为他们治病的记载。民族之间的医药交流对这一时期陕北地域的医药文化也产生过相应影响。

这一历史时期，唐宋经济、科技、文化的重大进步，为医药学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支持。医事制度趋于完善，文献整理和经验总结受到重视，《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新修本草》、《和剂局方》等医学经典先后问世，医学分科更趋精细，学术争鸣推动了医学创新，金元诸大家成就斐然。

榆林医药在进步的同时，也受到动荡、战乱及灾疫的不利影响。长期盘踞榆林的西夏人大量汲取、使用中医药学术，形成“西夏医学”；但鬼神崇拜、禁咒占卜、医巫不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使西夏医学难以摆脱落后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