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前期

这一阶段包括自战国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始阶段和分裂融合阶段。战国时榆林为秦国上郡及魏、赵、林胡属地；秦统一六国后分设三十六郡，榆林为上郡之一；汉朝仍置上郡，部分地域属西河郡及北地郡；三国时期，为匈奴、羌胡占据，未设置郡县；西晋复置上郡，间有胡族入据，至东晋，铁弗匈奴王赫连勃勃在统万城（今靖边白城子）建立大夏国，陕北大部为其领地；北魏灭大夏后，这里先后属北魏、西魏、北周。

秦汉两朝，中原帝国几度徙民实边，迁徙人口数以十万、百万计，筑长城，修直道，建城池，封疆守土。榆林曾经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经济、文化、医药也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高度的繁荣。榆林境内已经考证的汉代城址就有31个，具备了三级城市规模体系；大部分县区都分布有庞大的汉墓群，汉墓内出土了大量画像石，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生活情景。大夏建国时控制人口达一百三十多万，仅统万城区人口就有三十万之多。关于此城环境，《统万城铭》说它“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可见及至东晋后期，这里人文生态依然昌盛。

汉代先民以为人死而有知，与生人无异。《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正是出于这种意识和葬俗，陕北汉画像石以石刻图画的艺术形式生动真实地描述了汉代榆林及北方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生态、农牧、建筑、民族等多方面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榆阳、神木、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子洲、靖边等8个县区已出土汉画像石905块，是全国发现汉画像石的五个重要地区之一。榆林汉画像石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印证了陕北的汉代文明，彰显了榆林汉代的繁华，是记录榆林历史的珍贵资料。

这一历史时期的医药卫生情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叙述：

一、卫生保健方面

1.生活条件和方式更趋于文明　城址多集中于无定河、秃尾河、窟野河两岸及秦汉长城沿线，便于守卫、农耕，有利生活、安全。从汉墓画像和出土器物看，房屋建筑已十分考究，多重斗拱的门阙，围墙圈分的前庭后院，甚至可见宫殿式的厅堂、两三层的望楼，庭院还植有花草树木，环境宜人，安全舒适。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中有照明用的灯，取暖用的燎炉，起夜用的虎子（尿壶）。汉代虞诩的《复议三郡疏》记载：“《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明确地描述了这里良好的生态自然条件和农牧业兴旺状况。榆林南郊汉墓中发现有谷物种子及桃杏遗核，画像中有牛耕、收割的图像，饱满低垂的谷穗。多处发现陶仓、陶磨，六畜画像和陶塑，猪圈、鸡舍、牛羊畜栏，炊事用的灶、炉、釜、鼎，调制调味料的染炉。汉画像中刻画有杀猪、宰羊、汲水、烤肉、烹煮等场面的庖厨图，及各种各样的餐饮器具，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饮食生活。

2.起居环境更讲究卫生　榆林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青铜洗、鉴和大量青铜镜，是这一时期先民洗脸、照容的生活用具，许多铜镜至今光可鉴人。出土的刷柄有铜质、铜质鎏金、骨质、象牙质等不同类型，但相同的是端头都有供栽鬃毛的圆形刷槽，有些刷槽内还有残存的鬃毛，小巧精致，长度在7～14cm。据其形制大小和出土数量判断，极可能是汉代贵族用来刷牙的牙刷。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被奉为修身做人的准则，其中就有“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指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漱”。据此分析，汉代中上阶层通过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是可信的。除陶制渣斗、统万城黑瓷唾盂，榆林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鎏金刻花盂，口径和高度均十多厘米，这些都是用来吐痰的唾盂。各种陶制器物证明，养畜已极为普遍，但鸡有舍、猪有圈、牛羊有栏，实施圈养。汉画像石的墓门两侧竖石上，屡屡可见执彗门吏、拾粪吏，表明设有专司打扫、保持清洁的人员。榆林各地出土了许多陶熏炉、铜熏炉，形式多样，制作精美。炉体中可供燃放香药，炉盖均有镂空，以利通风和散发熏烟。熏香习俗起自先秦，盛于汉代。从这一时期开始，利用熏炉熏香，祭祀祈愿，怡神清心，祛邪辟秽，消毒保洁，成为我国民间的卫生习惯。使用上除燃炉熏香，逐步发展有佩戴香囊、香材装居、香汤沐浴、香枕安眠、焚熏杀虫、以香灸焫等等，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香文化。香文化不仅是养性文化，更是养生文化。药香同源，常用的香料如沉香、檀香、丁香、麝香、苏合香、龙涎香、龙脑香、安息香、降真香以及郁金、藁本、藿香、佩兰、辛夷、桂皮、良姜、乳香、没药等等，无一不是药材。用灸焫、燔烧、浸浴、熏蒸等各种芳香药材的方法疗疾保健已极为普遍。香之为用，其利最溥，然而祛邪辟秽、消毒防疫、健身疗疾乃是先民及历代医家最切实的用途。榆林出土的博山炉、鸟钮熏炉、鸭形熏炉都十分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木店塔村西汉墓出土的青铜雁鱼缸灯，该灯形如鸿雁衔鱼，下接灯罩灯盘，灯盘可转动调光；鱼雁中空相通，雁体盛水，能将燃烟导溶其内。此灯御风、调光、藏烟，通身彩绘，造型优美，功能先进，制作精巧，具有明显的环保理念，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上述种种足以说明当时生活卫生的进步程度。

3.健身活动形式多样　为了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为了适应征战的需要，也为了抵御北方严酷的地理气候对身体的侵袭，就必须维护自身的强健。从绥德、米脂、神木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可以了解汉代榆林先民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如狩猎，或为步猎，或为骑射。《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代黄宪在《天禄阁外史》中论及“田猎”时谈到：“蒐于春，宣扬气也；苗于夏，杆嘉萌也；狝于秋，顺休令也；狩于冬，导阴滞也。四时之田猎，皆所以广仁也。”这说明狩猎在当时榆林受到的重视以及四季出猎对保持健康的有益作用。武舞（比武）或持矛击技，或持剑与执钩镶相击。杂技，有弄丸、倒立、柔术。舞蹈，有长袖舞、石鼓舞（盘舞）、中舞、剑舞、鞞鼓舞、健鼓舞等。有摔跤、蹴鞠等体育活动。还有六博、投壶等启迪智力、愉悦身心的文娱活动。创伤劳损、风寒湿痹是当时的常见病，《吕氏春秋》曰：“……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可见舞蹈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活动关节、舒展筋骨、祛寒除湿的健身活动，娱乐功能还在其次。

4.性文化的多种表现　汉画像石中有许多反映性文化的图像，从具有象征意义的鱼鸟图、玄武图，到各种动物交媾图，再到伏羲女娲图和很直接的野交图等。榆林还出土了一对具有匈奴风格的男女裸体铜人，约可显示少数民族的性文化。榆林发现的一件性玩具，与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出土的性玩具属同一类型，但设计制作更为巧妙精致。全长13.5cm，直径4.5cm，四重环状，带弓形托，背面嵌有三枚可滚动的圆珠，运用时恰能刺激G点，激发和增加女性的快感，是汉代贵族女子自慰的玩具。G点系指女性阴道前壁的一个敏感区，是德国妇产科专家欧内斯特·格拉芬伯格博士（Dr.Emest Grafenberg）于1944年首先报道描述，也称作“格拉芬伯格点”。与之相比，我们先民对这一敏感点的认识要早两千多年。汉代的性观念已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延伸。

性文化是生殖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具象和理论进一步强调生殖繁衍的重要。《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指雌性生殖器官）。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孔子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以上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基本性观念。这一历史时期，性文化在榆林地区有相当生动的体现。

二、医药发展方面

我们虽然难以找到关于这一时期榆林医药发展的直接文字记载，但出土的有关医药的大量实物、墓石画像和间接资料表明，当时榆林的医药活动得到高度发展，出现兴旺景象。

1.医疗活动　榆林发现这一时期的医疗器具极具专业性，是当时医疗活动的重要证据。青铜器生产应用，给制作医疗器械提供了方便。大小配套、尖端锐利的成组铜砭针，制造精巧的铜刮砭器，形制不一的拔火罐，说明针砭、刮疗、拔罐等治疗方法已普遍使用，技术有了进步，工具也有明显改进。发现的两组配套刀具（其中一组为匈奴刀具），造型小巧，锋刃锐利，具有不同使用功能，极可能是手术医疗的器具，可见外科治疗已有了长足进步。传说和神话中的草药治病故事广为流传：榆林出土的一方汉画像石，镌有一手持铲、一手执药草的神农氏画像，昭示他尝味百草，宣药疗疾的功绩；多处发现的画像石都有鹊首人身之医者（有学者认其为扁鹊化身）手执芝草为西王母治病的画像，也有羽人持药草、玉兔捣药的图景。虽是传说或神话，却也证明利用草药治病已为人们普遍知晓。榆林出土了许多精美酒器，可见饮酒已很盛行。酒或自为药，或作溶媒，在治疗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中医学的几部奠基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先后成书于这一时期，对当时及以后的医学理论、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配剂制药　从《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典籍可知，自战国到晋朝这一时期，中药剂型及制药已由最原始的咀发展到散、汤、丹、丸、膏等，一应俱全，以满足治病疗疾之需。其时崇奉黄老之学，乞求不死之药，权贵们“食丹”、“服散”成风，炼丹之术极受重视。炼丹术兴自秦汉，源于道，为求成仙而炼服不老“仙丹”，贻害甚大；至晋后，渐与医药结合，向医药化学方面发展，晋人葛洪、南北朝陶弘景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说：“我深信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榆林遗存的明清手抄医书中有不少炼丹古方，详述升炼之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深老药工犹能熟练运用阳城罐炼制升丹药，有些外治丹药如治疗慢性骨髓炎的“三仙丹”一直沿用。精细制剂也要求精细制作，这就促进了配剂制药设施和技术的进步。首先是精准的称量，榆林出土了诸多药量，由小至大，各适其用；其中有一部分是匈奴人使用的药量，还有一些精巧的小骨匙、骨铲。我国近百年内曾先后在甘肃定西、安徽寿县和湖南长沙发现战国至新莽时期的铜（杆）衡、木（杆）衡及铜环权，相当于现代的天平和砝码。榆林也发现一套颇为少见的铜环权，共9枚，由小至大，从0.8g至50.5g质量递增。衡权是精确计量用具，除了贵金属，就是用来准确称量珍贵药材或有毒药品，如在炼丹、研散时，则必须使用。粉碎加工、煎熬汤药方面的用具出土更多，榆林发现两组青铜药具，一组有杵臼、煎药壶、药釜、药鍪，另一组有杵臼、药筛和药鍪。这些器具成组配套，医药用途明显，杵臼的形制大小与现代药店使用的非常相似。其他可供药用的煎煮器、饮用器还有许多，如战国时期的直柄陶釜、带盖龙首流陶壶、陶杯，汉代的三足陶、陶炉釜、陶煎罐、成套陶饮具，以及青铜器鼎、卮、、盉、壶、铛等等。加工煎煮药物器具在榆林的大量发现，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医疗、制剂水平及医药活动盛况。

三、军事医学方面

榆林地处边陲，北邻匈奴等少数民族，是长期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常屯重兵，屡有征战，伤病救治就是必需之事。因此，军中医疗也是榆林医药的一个重要方面。托名吕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在叙述军队结构和人员配置时强调，应设“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可见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方士担任医疗。至秦，公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率重兵于榆林（上郡）抵御匈奴，军医救护自不可少。扶苏和蒙恬的坟墓就在绥德县境内。到了汉代，尤重屯垦戍边，军民医疗得到更多重视。《汉书·晁错传》载其上疏曰：“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募民相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为置医巫，以救疾病。”晁错的建议得到采纳，汉朝在榆林一带实施徙民扩军、屯垦戍边，同时备战备医，决策布局明智而妥当。这时的军医是由医巫充任，《汉官》还记载，屯边军队中的军医，相沿不替。西陲居延（今甘肃张掖）、敦煌等地出土的汉代医药木简、实物证明，当时在戍边军队中已有“折伤簿”、“病书”、“显明药函”，对伤病人员、病伤情况、治疗用药、疗效预后等做详细记载；还发现有专门盛放行军必备药品的“药盛橐”。榆林也同居延、敦煌一样，是汉代北陲军事要地，军队医事应无二致。医疗管理达到如此细致严密的程度，汉代军事医学的发展程度可想而知。

这一阶段，是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从百家争鸣、学派纷呈逐步走向理论成熟，主流思想明确，奠定了中国早期哲学体系的基础。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也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并渗透于其中。《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纲领。医药学术的巨大进步逐渐剔斥“巫”的影响，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为民众和士兵的卫生保健、伤病治疗提供广泛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医药隆盛时代。榆林的医药卫生状况也进入了相当昌盛的时期，可以说是这段医药历史的侧影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