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

榆林地区的人类活动至少要从河套人说起。河套人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生活于黄河中游（陕北、内蒙西部、宁夏）一带的晚期智人，距今3.5万～5万年。新近考古研究认为，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远至7万～14万年前（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1922年法国古人类学家桑志华在与榆林靖边县接壤的今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发现了著名的“鄂尔多斯牙齿”，“河套人”由此得名。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先后在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榆林横山县石马畖、油坊头，靖边县小桥畔，宁夏灵武县水洞沟等十个较为集中的地点，发现了一些河套人股骨、头顶骨等化石和大量的旧石器六百余件。这些发现可以证实河套人的演变发展及河套文化的分布。同时也表明：早在十多万年前，陕北榆林一带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并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河套文化”。人工取火，工具打制，住宅营造，弓箭生产，狩猎捕食，原始的农业劳动，维护生存的械斗、战争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生产力和河套文化的发展，也不断改善着先民的生活条件、体质和健康状态，同时，必然伴发各种创痛、损伤和疾病。按压止痛，制止出血，救护损伤，刺痈排脓等等，就是本能的最原始的医疗行为。

新石器时代陕北人类活动极为繁盛。榆林境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多达六千余处，可谓星罗棋布。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神木、定边、横山、吴堡等县，出土有泥质素面红陶、磨光彩陶、红陶黑彩、夹细沙红陶、灰陶等多种性质的尖底瓶、罐、钵、瓮等各型器具。这些陶器包括有关中半坡类型、山西西王村类型、河南庙底沟类型、内蒙海生卜浪类型及甘肃马家窑类型等多种文化特征。陕北一带作为黄帝氏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已经过渡到以原始农业为主，兼及养畜、渔猎、采集的社会经济形态。榆林仰韶文化多种类型特点，反映了陕北与邻近地区文化的相互影响，既可能是邻近地区仰韶文化向陕北的汇聚和渗透，也可能是陕北仰韶文化向周围地带的扩散和传播。

榆林境内龙山文化遗址遍及全市地域，分布十分稠密。现已发现建造于距今5000～45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遗址六十多处，主要分布在吴堡、神木、佳县、绥德及大理河一带，其规模、形制、结构均已十分可观。城池建设具有防御水患、野兽，抵御侵袭，保障安全等作用，也是人类从氏族部落向国家形态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榆林是黄河中上游筑城最早的地区，也是我国筑城最早的地区之一。神木石峁石城遗址，墙体残长2840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我国最大的史前古城址。石峁石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是榆林史前文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我国意义重大的考古成就。龙山文化时期榆林已演进到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原始农业成就显著，人口数量剧增，城垣众多，规模宏大，聚居点与现有村落几乎相当，出现了石器加工、制陶、琢玉、纺织、缝纫等原始手工业。榆林是当时北方文化圈中的一个核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和质量的改进，有利于增强体质，维护健康和安全。原始手工业也为制作医药工具提供了技能，是促进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

距今四千多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榆林夏为雍州白翟之域，商属鬼方地区，西周为猃狁、戎狄所据，春秋时属晋及魏、秦。这一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生存竞争激烈，西北少数民族屡有进据，榆林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经济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更多地融入了游牧文明色彩。清涧县发现商代石城7处，其中李家崖鬼方石城就是一座功能较为完善的氏族城垣。“鬼方”是殷周时期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大体生活在晋、陕北部黄河两岸高原地带。李家崖鬼方商城发现有房屋、祭祀坑、灰坑、墓葬及各种形制的陶器，铜、玉、石、骨制作的各类工具，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于祭祀坑中还发现了卜骨和石雕人像。

榆林各地出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众多遗址和大量实物，从多方面印证了这一时期榆林先民的医药卫生情况。

一、关于生理解剖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两件剪影式玉雕人头侧面像，还发现多件神态各异的石雕人头面像；清涧商城出土的石雕头胸像更为具体地摹刻了人体骷髅和胸廓骨骼；商城附近还发掘出几处移葬墓，移葬的骨骸除了一具有一根股骨摆放倒置，其余各具遗骸安放位置与解剖关系十分接近。这些都是榆林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形体、结构的认知和生动再现。人像多用于祭祀、祈禳、辟邪，祈求平安、健康。清涧商城遗址还出土了两件卜骨。在原始社会，族群的繁衍壮大是氏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可抗拒的灾害，各种伤病、瘟疫、械斗、战争，都会危害生命，造成大量减员。只有通过生殖繁育，才能拥有众多强健的人口。因此，“生殖”便成为一种严肃、神秘、神圣的使命！榆林发现的石祖、陶祖就是先民“生殖崇拜”的象征。

这些发现反映了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榆林先民对自身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的初步认识。原始时代，医巫相混，《内经》记载：“古之治病，祝由可也。”清涧商城的“卜骨”表明，以占卜、祈祷、祝告等为主要行为的“巫”在当时榆林地区已经存在。

二、关于卫生防病

在卫生防病方面，也有许多可靠证据：

城址砌筑都选在地势较高、依山近水的地方，既有利防卫避灾，也方便生产生活；房屋营造多为半地穴和地面建筑。以榆阳古塔乡李家庙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民居遗址为例：该居室系半地穴建筑，四壁和地面都经拍实，又涂以细泥层，虽历四千多年，仍然坚硬、光洁，近门处地面有发红的火烤痕迹，室外有专门贮放废弃物的灰坑。这些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已注重起居卫生，在房室选址、朝向、安全、防潮、取暖、垃圾处置等多方面都有认识和相应措施。

原始农业、渔猎采集、养畜游牧、原始手工业等多元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直接决定了先民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各种谷物、肉类、蔬果，提供了营养比较合理、有利于健康的饮食。

榆林出土的商周时期陶唾盂（渣斗），小巧精致，是贮痰之器。清涧、神木、吴堡多处发现新石器时代小瓮棺，是小儿尸骸盛葬器；清涧商城发掘的两处瓮棺葬内尚残存有小儿头骨，年龄在3～5岁。小儿常染疫死亡，瓮葬可减少或避免传染扩散。这些都是较为具体的卫生防疫措施。

三、关于医药应用

在医药应用方面，大量出土实物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榆林各县区发现了许多砭石，材质不一，大小形状也有些差别，有的打制略显粗糙，有的则磨制精细，但都有锐利的尖端或锋刃。砭石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砭石）曰：“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砭石主要用来切破痈肿，排放脓血；也可用以刺激身体某些部位以缓解、消除病痛。它可被看做针灸和外科器具的起源，后世医疗使用的手术刀、针灸针就是由“砭石”逐步演化而来。

榆林也出土了不少骨针、骨锥、骨砭针。骨质制品制作加工较石器容易，无论是针、锥或铲，打磨都颇细锐、精巧。绥德出土的一组新石器时代骨针，一端尖锐，另一端无穿孔，专门用于医疗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组春秋时期的骨针，磨制精细，尖端锐利，一端有穿孔，应是以缝纫为主的生活用具，但也可用以医治伤痛。许多用具，有多种用途，即使现代，仍然可用缝纫针刺穴放血。

在靖边和神木发现的两块熨石，呈椭圆形或圆饼形，用矿石制作，打磨光洁，加热后可保温半小时以上，用以熨烫痛患部位，是很好的热疗用具。这被认为是灸治的发端，是原始理疗的一种。《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艾焫。故艾焫者，亦从北方来。”以榆林等北方地区为例考证，“故艾焫者，亦从北方来”的说法似不无道理。榆林还发现一些陶制“搓擦器”，有圆饼形和鱼形，刻有花纹或鳞纹以增加摩擦力，大小适手，似为搓擦皮肤、止痒或去垢用器。

靖边、榆阳等地出土的石杵臼、骨铲匙，佳县出土的石制半凹形研磨器，都是先民粉碎研磨物料的专用工具，除捣舂食物、调料外，粉碎研磨药物也应是重要用途。史前最早的药物剂型是散剂，叫做“咀”，就是用口将药物咬成碎粒或碎末，内服或以末调制外敷，既可提高药力，使用也较方便。杵臼、研磨器用来捣碎或研细药物，比用口咬更科学，进步了许多。

《史记·汤本纪》说：“伊尹善烹调，制汤液。”伊尹是商朝宰相，传说他将食物中常用的姜、桂等，煎成汤液治病，汉代人认为是伊尹发明了汤药。饮食与医药密切相关，许多药物是从食物中选择而来的，根据某些饮食能缓解病痛的经验，改进配制并运用以为“汤药”之法疗疾，是可能和自然的事情。但汤剂绝非一人所发明，时间也应比商朝早得多。大抵在原始先民掌握用火，能“炮生为熟”，同时陶器也已生产应用之时，就可能出现。榆林各地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可用于煎煮和把饮的陶器，如陶盉、单耳陶斝、陶豆、陶双耳杯等，以水或酒煎煮咀”为末的药物饮服，就是最早的治病汤药。及至商周，青铜器出现，用于煎饮的器具就更为精致，榆林出土的双耳三足甗、羊首勺、铲足鬲、四足盉及爵等，便是十分精美的煎煮、饮用青铜器。当然，这些器具不单是用于煎服汤药，它同时还是生活中的饮食器具。

从河套人时期一直到春秋，榆林地域经历了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十多万年的历史时期。先民们创造了著名的“河套文化”，这里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正是我国传说的医药卫生起源时期。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六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伏羲氏制九针以拯夭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历史事物的发生，事实必早于记载；医药活动的发端，也不会只源于一人、一时、一地。医学起源的传说，可能就是先民们对医药保健发明借托或隐喻式的总结和流传。

榆林的历史证据表明，伴随人类的活动和需要，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榆林医药也经历了从萌生到发展、从原始到进步、从简单到多样的演进过程。这就是榆林中医药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