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剪灯三话”的婚姻观与悲剧美

上面我们谈了“三话”的道德观问题，可知道德问题是“三话”的主题之一。“三话”的另一个主题是婚姻与爱情，这也正是所谓传奇小说的一大特点。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要谈婚姻与爱情问题，必须首先谈谈妇女问题。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儒家向来不给妇女以应有的地位，《论语》中有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著名言论，把女人和小人作同等看待。汉代，封建社会体制确立以后，“三纲五常”便成了人伦关系的最高准则。三纲之一便是“夫为妻纲”。女人在婚前要服从父母，没有父母则服从兄长；结婚以后要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要服从儿子。这样一来，妇女的一生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得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不得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妇女是处在男人的权力之下，或者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工具，或者是男人随意玩弄的对象。男人可以娶三妻六妾，而女人却没有选择自己丈夫的自由，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凭命运安排，至死不得改变。

元明时代的妇女，也基本属于这种状况，这一点在“三话”中有明确反映。如《因话》卷一《翠娥语录》中，淮扬名妓李翠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闺阃之中……乃视妻妾为狎客，闺帏为乐地。谈道义于朋友，而恣非僻于妻孥；正容止于昭明，而丧廉耻于幽曲。”这段话说出了元代社会妇女的地位和处境，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女人则被视为掌中玩物。它还揭露了所谓正人君子们丑恶虚伪的嘴脸，矛头指向封建礼教。

“三话”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妇女地位，而且还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对传统的世俗观念提出了挑战。对这些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开掘和肯定。

（一）婚姻与礼教

在婚姻与礼教的问题上，“三话”中有几篇小说反映了作者婚姻观中积极进步的一面。

1．对父母之命的反抗

《余话》卷四《秋千会记》中塑造了一个刚烈女子的形象——速哥失里（蒙古族）。开始，父母为她选所爱的人为婿，但大礼未成而男家遭祸。此时，速哥失里之母提出毁婚，而速哥失里坚决反对，说：“结亲即结义……寸丝为定，鬼神难欺，岂可以贫贱而弃之乎？”但是，父母最终还是要把她嫁给一个有权势之家，于是，速哥失里在去往男家的轿中自缢。她身为元朝贵族豪门之女，能如此重爱情，讲信义，以死反抗父母之命，实在是值得赞赏。

2．追求爱情婚姻

《新话》卷三《翠翠传》的开头部分，写刘翠翠与金定少年同学时的相互爱慕之情，长大后，父母为翠翠议婚，她表示已爱上邻家金定。她的父母比较开明，说：“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成就了二人的姻缘。这里，刘翠翠能大胆向父母表示自己已爱上金定，这是一种反潮流的行动，是对爱情婚姻的勇敢追求。其父母能支持女儿的主张，并能破除“门当户对”的陈腐观念，亦属难能可贵。

3．重人品轻财物

《余话》卷三《琼奴传》中，讲王琼奴成人之后，继父为她议亲。当时有二人请婚迫切，一贫一富。应将琼奴许配给谁？继父一时拿不定主意。此时，“有识者”为之策划：“但求佳婿，勿论其他。”经考察，继父替琼奴选中了其中才德兼备但家境贫寒的一个。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婚姻对象的选择标准是与当时的世俗观念格格不入的，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4．以礼教反礼教

《琼奴传》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继父为琼奴选中佳婿徐苕郎，不意那个落选的富家子弟由羞愧和嫉妒而成仇，陷害徐家。苕郎被流放到辽阳，而琼奴一家被流放至岭南。继父突死，琼奴与母亲无依无靠。当地军官吴指挥以势压人，要娶琼奴为妾。母亲屈于压力，又念苕郎毫无音讯，便劝女儿嫁给吴某。琼奴说：“徐门遭祸，本自儿身，脱别从人，背之不义。且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诚信也，弃旧好而结新欢，是忘诚信，苟忘诚信，殆犬彘之不若；儿有死而已，其肯为之乎？”这段话说得大义凛然，表现出琼奴不图富贵、不畏强权、忠于爱情的高风亮节。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段话中的义、诚、信等，都是封建道德的范畴，表面上看，这段话讲得过于理性化，没有提到爱情问题，而是强调“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但是，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出于不得已，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试想，如果让琼奴大谈爱情，便会被时人认为是不守女人之道，而且也不会有说服力，何况作者也达不到这种水平。因而，只有从礼教的角度去维护爱情才符合实际，才能够成功。琼奴以礼教为武器，同强权抗争，同父母之命抗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婚姻与爱情

前面我们已涉及一些婚姻与爱情的问题，但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三话”对这一问题的大量反映，这里有必要把它拿出来单独讨论一下。

我们知道，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整套礼教观念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正统的儒家从来都是站在理性原则立场上看待婚姻问题的。打开儒家的典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关于婚姻的论述、关于家庭的论述、关于夫妻关系的论述，但却很难发现一条关于爱情的论述。谈情说爱在儒家那里几乎成了一条禁忌。那么，儒家是否都是些没有七情六欲的人，是否都不知道生活中有爱情存在呢？显然不是。那么，上述情况该作何解释呢？

我们说，上述情况的形成，与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有关。封建皇帝要集天下权力于一身，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伦理道德准则，三纲五常便是他们的法宝。他们要使自己的帝业传之永世，就必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伦理规范，所谓“纲常”就是不能改变的意思。儒家学说是维护封建秩序、封建纲常的最得力武器，因此历朝历代的帝王都知道崇儒，都要给儒家以首席地位。儒家的学说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旦偏离了为维护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宗旨，便不成为正统的儒家了。儒家为保持其思想界的至尊地位，必须为帝王服务。这样，儒家就必须坚定地维护三纲五常，站在绝对的理性高度来审视人伦关系，而不讲什么爱情。

然而，爱情这东西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是掩盖不了的，是压抑不住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

“三话”中所写的爱情，仍然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爱情，自由恋爱极少。这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女子出嫁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私相爱恋通常被视为伤风败俗。新郎新娘只有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对方如何，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要与之长相厮守，直到永年。这是对人性的扭曲，对爱情的压抑，它不知使多少好男好女的真情实感遭到掩埋，使多少有血有肉的青年变得像动物一样，只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不知爱情为何物。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生拼硬凑起来的，人们虽偶有异辞，或作出反抗，却不能扭转大势。因此，“三话”中涉及自由恋爱的篇目便显得宝贵。除了上文提到的《翠翠传》外，还有几个例子值得一提。

1．《新话》卷四《绿衣人传》：

天水赵源游学钱塘，住在南宋权臣贾似道的旧宅近旁。他每日见一绿衣女子走来走去，不由得生出爱慕之情。二人同居，情意甚浓。这时，绿衣女为赵源讲述了他们二人前生的故事。当年，绿衣女因善下围棋入侍贾府，每日陪贾似道下棋。赵源当时为贾府仆役。两人私下相爱，贾发觉，被双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赵源今已再世为人，而绿衣女仍在阴间为鬼。前世姻缘使他们再度相聚，然而人鬼殊途，三年期满，二人不得不分离。诀别之际，绿衣女说：“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赵源感念绿衣女的一片深情，到灵隐寺出家为僧，终身不娶。

这个小故事写得情真意切，楚楚动人。两个青年因自由恋爱而被残暴处死，又因爱情的刻骨铭心而再度结合，故事中有故事，怨恨中见真情。作者显然是站在自由恋爱者的立场上，揭露封建当权者的残忍，赞美新生，赞美爱情。

2．《新话》附录《秋香亭记》：

元代末年，有商姓少年随父亲到姑苏（苏州），居住在祖姑母商氏宅第旁边。商氏有孙女名采采，常与商生一起玩耍，两小无猜。商氏很喜欢这两个孩子，便叫商生好好读书，表示将来要把采采许配给他。由是，两个孩子的感情越来越深。当他们稍大些后，相见的机会少了，但私下里仍相互传递诗文表达爱慕之情。后苏州一带发生战乱，两家各迁南北，十年未通音讯。明朝建立，才有消息。商生得知，采采已经嫁给了太原王氏，并且生了孩子。商生非常绝望，便派人给采采送去了礼物。采采睹物思人，悲痛万分，写信和诗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商生得信，始终珍藏在身边，每读一次都伤心得难以寝食。

这篇小说情节不算曲折，但写出了真情，是一曲自由恋爱的颂歌。

3．《余话》卷二《鸾鸾传》：

赵鸾鸾爱上邻家才子柳颖，但因柳家破败，赵母将她嫁给富室缪家，柳颖只好别娶。赵、柳二人都觉自己的婚姻不美满，闷闷不乐。不久，缪生死，柳颖亦丧偶。柳颖要求再续前好，得父母同意，二人终成眷属。然而，正当他们恩爱有加之时，战乱爆发，夫妻离散。鸾鸾被抢掠至山东，她托人传书柳颖，颖得书前去寻找，费尽周折，终于团聚。他们在山中过着隐居生活，相敬相爱。谁知柳颖在外出背米时被造反士兵杀死，鸾鸾哭着背回丈夫尸体，点火焚化，自己也投火自焚。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三起三落，曲折有致，写出了当时社会有情人成眷属是多么不易。

4．《余话》卷五《贾云华还魂记》：

魏鹏生于官宦人家，父亲在杭州做过官，父死后，母亲带魏鹏回襄阳。鹏幼时聪敏，有神童之称，长大后累试不第。其母为让他消愁，写信一封，打发他到杭州读书，并寻找贾似道的夫人莫氏，因当年魏母曾和莫夫人指腹为婚。魏鹏到杭，托人通消息，得见莫夫人。莫夫人对魏鹏很热情，但却不提婚约的事。莫夫人生女贾云华，即当年指腹为婚者，如今已成窈窕淑女。莫夫人使二人相见，以兄妹相称，并不打算把女儿嫁给魏鹏。但二人一见钟情，私下由婢女往来传信，加深了了解。进而又由婢女帮助幽会，夜夜共枕，海誓山盟，如胶似漆。这时，魏母来信，命魏回襄阳参加乡试（考举人），二人只得暂时离别。魏鹏回去即中举，又在京城皇帝面前的廷试中荣登甲榜，被任命为应奉翰林。第二年，又当上江浙儒学副提举，他趁机到杭，拜见莫夫人，打听贾云华情况。魏鹏与贾云华二次聚首，又是一番柔情蜜意。二人在一起或赋诗写字，或下棋弹琴，行为无所顾忌，夫人亦未觉察。过些时日，襄阳来信说魏母辞世，魏鹏不得不归。行前，他托人正式说媒。莫夫人虽满意魏生，却怕女儿远嫁，便婉言谢绝。魏鹏无奈，只得含泪踏上归途。云华知道母亲不许自己嫁给魏生，痛不欲生，终日不食，达旦无眠，日见憔悴，不久即病死。魏鹏在家服丧，又闻云华噩耗，当即晕厥。醒后大哭，誓不再娶。三年服丧期满，魏鹏来到云华墓地，哭诉情思。当晚，云华阴魂来见魏生，说将还魂于某地某家。魏鹏上任为陕西儒学正提举。长安县丞宋家一女暴死而复苏，不认其父母，而自称为贾云华。于是魏鹏与借尸还魂的贾云华结为夫妻。

这是“三话”中最长的一篇小说，在描写男女爱情方面也最为细腻，情节也较曲折，通篇的主旨是宣扬纯真的爱情，控诉了封建礼教对纯真爱情的扼杀。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三话”中所有描写爱情的小说，都有父母之命的参与，否则恋爱就不能发展为婚姻。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1）作者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2）作者的思想仍然没有突破封建婚姻制度的藩篱。但“三话”的婚姻观至少有两点是可取的：一是大力描写婚姻和爱情的悲剧，反证出美满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道理，并有宣扬自由恋爱的倾向；二是强调选择婚配对象不应以门第财产为条件，而应看重人才本身。这两点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今天也不过时。

（三）“三话”的婚姻悲剧

婚姻本是人生的大礼，男女青年的喜庆，可是在婚姻问题上，却产生过许多悲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弊病。“三话”中凡涉及婚姻问题的作品，极少有以美满团圆为结尾的，相反，倒是悲剧成了“三话”婚姻小说的特点。

从前面的例子中可知，“三话”所描写的婚姻悲剧，可按其形成原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封建礼教导致的悲剧，其中包括父母之命、门第观念、社会舆论、族法家规等因素。其结局往往是相思而死、自杀、赐死、出家、终身不娶等。一类是因动乱造成的悲剧，其中包括天灾和人祸两种因素。其结局是离散、被虏、被杀、自杀、出家等。

“三话”中可以称得上悲剧故事的有十六篇之多，约占全书总篇数的三分之一。既然“三话”中有这样多的悲剧故事，悲剧美就成了“三话”的艺术特征之一。通常认为，美是与真和善密切相关的，不真不善的东西很难被认为是美的。而悲剧的美感往往是利用读者心理上对真和善的追求，把真和善的一方作为弱者，把伪和恶的一方作为强者加以描绘塑造，集中突出强弱双方的矛盾冲突，渲染弱者的失败，从而震撼读者的心灵，唤起强烈鲜明的爱憎之情，使之或由压抑而哀伤沉痛，或由不平而义愤填膺，并由此引起深刻的思索。“三话”中有的篇章就能给人以这样的美感，达到较好的悲剧效果。

例如，《琼奴传》中，苕郎和琼奴可谓郎才女貌，琼奴的继父又能不计钱财而选中苕郎为婿，眼看美满婚姻即将成就，谁知横祸飞来，有钱有势的刘家竟无耻构陷，使一对佳人天南地北不得相见。这一离散就是五年，苕郎未娶，琼奴未嫁，意外相逢，二人才喜结良缘。正当读者以为这对恋人可以从此苦尽甘来白头偕老之际，谁知横祸又起，久已垂涎于琼奴的军官吴指挥将苕郎抓去处死，并逼娶琼奴。琼奴报夫仇后，自杀身亡，夫妻合葬一处，这才算永远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这篇小说中，恶势力两度破坏了苕郎和琼奴的美好姻缘，作为弱者，苕郎和琼奴只有死路一条。作者先通过对苕郎和琼奴品貌才德的描写，使读者喜欢上这两个人物，接着又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使读者同情主人公的命运。当读者看到他们二人重新聚合时，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使缺憾得到某种补偿。最后，故事以悲剧为结局，使读者的心理再次失去平衡，深深地感到震动，久久不能平静。这时，读者爱和恨的情绪也达到高潮，并会情不自禁地从这悲剧中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场悲剧？邪恶势力为什么会如此猖狂？善良的人为什么不得好报？答案是，黑暗的社会现实是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同样，我们从其他悲剧故事中也能获得类似的审美感受，这里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