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柯尔多巴的光荣

帝国兴起，帝国覆灭。没有哪一个帝国是永久的，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一直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很多城市，雅典，长安，大马士革，巴格达，柯尔多巴，都曾经像刚刚开采出来的钻石一样，放出耀眼的光辉。《754年纪事》的无名作者如是描述来自北非的摩尔人征服者面对安达露西亚平原的感受：

 

他发现，这片土地，即使饱经战乱，依然如此丰富；即使在它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之后，依然如此美丽。可以说，它就好像是一颗八月的石榴。

 

八月的石榴：一个多么优美的比喻！八月的石榴是深红色的，成熟，甜蜜，饱满，丰盈。但是，《754年纪事》的作者不可能知道，是在它的征服者手里，这颗鲜美的果实，被雕琢成了一件艺术品，使它不至于像柯尔多巴的橘子那样，因为太丰富、太慷慨了，以致掉在地上，无人照管，无人过问，慢慢腐烂，化为灰尘。这是自然的状态：自然不在意这种“浪费”，因为橘子树明年还会结出新的果实，新的橘子好像新的月亮那样生长出来，渐臻圆满，挂满碧绿的天空。但人不是这样的：人一旦死去，不再复生，因此，人必须留下一点东西，一点遗迹，作为生命的延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于自然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自然美之外，我们还必须有艺术。

一个帝国，也许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有自然性质的体制，因为它有诞生，有成熟，有腐烂，有死亡。但是，和自然不同的是，当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减弱和消失的时候，它的文化可以形成比它的政治与军事统治更伟大的力量：更伟大，因为它是——只要人类文明存在一天——永恒的。

那么，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考虑给后人留下一份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文化的征服固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的征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就和政治和军事一样，只有有力的文化才能“征服”。什么是有力的文化？有力的文化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以及它们所共同带来的辉煌创造。正因为如此，十三世纪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不过是野蛮的杀戮和抢掠，是把文明变成废墟。它没有留下任何使后人为之感到骄傲的遗迹。

帝国兴起，帝国覆灭，但精神文化却可以是不朽的，帝国的建造者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否则他们就会像十三世纪的蒙古征服者那样，在人类文明史的版图上消失，被大自然苍茫的力量吞噬。没有什么能比著名的柯尔多巴大清真寺更好地见证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象征了不同宗教的激烈矛盾，也象征了不同文化的综合。它的前身，本是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公元786年，阿尔拉曼一世下令在此修建清真寺。后来，因为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九世纪的阿尔拉曼二世，十世纪的阿尔哈克二世，以及十世纪末期的权相阿尔曼萨，都曾分别对它加以扩建。这座伟大建筑物的庄严与美丽，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最初，正是它的壁龛拱门，诱我们走上了这次旅途。

历史学家弗莱彻说，柯尔多巴的清真寺，“以建筑的形式，展现了‘他者’的面貌。”“他者”，也许，因为它如此不同于基督教教堂的结构：在清真寺里，没有像在教堂里那样的视觉焦点或中心。当我们走进一座教堂，我们可以沿着长长的直线型走廊，一直走到祭坛前面，仰望高悬的十字架。但在清真寺里，视点相对来说是分散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柯尔多巴清真寺的建筑形态也同样陌生，因为它没有我们所习惯的对称结构。走进清真寺，甚至会有一种迷失感：宽阔、幽深的空间，一千根用大理石、花岗岩以及碧玉雕成的柱子，柱头的双层半圆形拱顶增加了建筑物内在的高度，使清真寺显得深冥而富于变幻。拱顶则是用楔形红砖和白色大理石镶嵌而成，这种红白交替的花纹非常明丽而令人惊讶，因为它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国度，一座魔幻森林。

但是，这种马蹄形的圆拱，其实显示了古罗马建筑的影响，而石柱更是取材于柯尔多巴当地原有的古罗马和维西歌斯建筑。柯尔多巴的清真寺，不是“纯粹穆斯林”的——在人类文明史上，“纯粹”的东西非常之少，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柯尔多巴的大清真寺是美丽的。假使在一千年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乱和痛苦之后，柯尔多巴的大清真寺依然能够好似一只八月的石榴，以它的美征服人们，诱惑人们踏上一条漫长的旅程，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年，在柯尔多巴的全盛时代，它的穹顶还没有褪色，它的墙壁还没有剥蚀，它宝蓝色背景下的金色阿拉伯文字闪耀着火焰般的光辉，它的一千四百五十四只银灯全部点亮，在它圆满无缺的光荣里，柯尔多巴的大清真寺该有多么辉煌！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尤其是个人，并不都能一眼辨认出平庸甚至丑陋——事实上，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在美的鉴别力方面，往往只是盲目地跟从着时代的潮流、少数人的趣味；不过，如果从整体来看，从长远看来，人们总是能够识别真正的美——当美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美”不是“他者”。无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宗教背景和文化背景，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家园。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君王重新征服西班牙之后，当一位名叫堂·阿尔丰索·曼里克（Don Alfonso Manrique）的主教决定把大清真寺改建为教堂的时候，他的提议遭到了柯尔多巴城市委员会的反对，这个委员会不是由穆斯林，而是由基督徒组成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们只好请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也即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裁决。城市委员会发布了这样一份公告：

我们，伟大的城市柯尔多巴城市委员会的成员，特此通知城市的管理者——政府官员、警长、法官，和一切工匠、石匠、木匠，以及其他一切有关人员：

关于我们中止教堂改建的命令，教堂教长与牧师会已经作出答复：除非国王陛下亲自下令，否则他们不会中止教堂的改建计划。有鉴于此，我们要求所有工匠、石匠、木匠和其他参与改建上述教堂者，在国王陛下批准动工之前，不得进行改建工作，否则将受到死刑和剥夺一切财产的处罚。颁布这一规定，是因为对教堂的任何改建，都会破坏原建筑不可复制的完美，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公元一五二三年五月四日。

签字：路易斯·德·塞尔达、璜·狄亚慈·德·卡布瑞拉、佩得罗·莫尼斯·德·哥多易、罗得里克·莫利那。

 

以死刑和剥夺一切私人财产的处罚，威胁对一座建筑进行改建的工匠，这似乎是过分的。一座建筑，不过是一座建筑而已——难道不是吗？

“伟大的城市柯尔多巴城市委员会”的四位成员显然不这么认为。“对教堂的任何改建，都会破坏原建筑不可复制的完美，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四个名字后面的人，真可惜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但我不怀疑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之所以不惜和他们的宗教领袖抗争，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些东西，比宗教的胜利，比意识形态的胜利，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美丽的，也是脆弱的。“美”虽然可以不朽，但美的具体表现属于历史，而历史是直线型的，是不能重复的。死刑的威胁，剥夺私人财产的威胁，不说明刑法的残酷，只能说明他们心情的迫切。1523年5月4日：在这一天发生的事件非常之小，似乎远远不能和大约四百年后，在另一个5月4日，在另一个国家里发生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它却具有富于象征意义的重要性：美和宗教，和意识形态，展开了一场较量。

美输了。

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的。

查理五世的答复，是听从主教的意见。于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一种相当奇异的情景：在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中心，包含着一座天主教堂。

教堂从1523年动工，直到1766年才算全部竣工。中心祭坛是用价值五万金币的红色大理石建成的。歌唱队席位的雕塑用的是从圣多明哥岛运来的黑檀木，上面雕刻着旧约、新约以及圣母和圣徒的故事。歌唱队席位上悬挂的巨大吊灯是信徒的捐献：它直径大约两米，重一百五十公斤，由纯银和纯金打造而成。

不能说，这座清真寺里的教堂不流光溢彩，金碧辉煌。那些称它“丑陋不堪”的指责，平心而论，是有偏见的。更何况，从教堂到清真寺到教堂，对于当年被伊斯兰教君王剥夺了礼拜所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公平的。但是，没有一个到柯尔多巴大清真寺的游客，是为了观看这座教堂而来，因为，它的眼花缭乱的华丽是可以预期的，也是在很多天主教堂里都可以看到的。而原来的大清真寺，却蕴涵着某种超出了常人想象的东西：它繁复的纹饰，明丽的色彩，因为和谐，显得朴素；因为朴素，显得庄严；因为庄严，显得安宁。

在一千根大理石柱的阴影里，就连最世俗的人，也会激起一种模糊的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不一定是信仰一位超自然的神明，而是一种肃穆敬畏之心，以及对个人之渺小的认识。这种认识，不知何故，予人安慰。

几年之后，查理五世前往塞维拉迎娶葡萄牙的伊萨贝拉公主，路经柯尔多巴。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这座城市，第一次参观柯尔多巴的清真寺。当神圣罗马皇帝看到清真寺里的教堂的时候，他作出的评价，虽然无法挽回那不可挽回的损失，却足以让柯尔多巴城市委员会的四位成员扬眉吐气了。他说：“你们在这里建造的，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建造，可是，为了建造它，你们破坏了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看来，在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美并没有真的输掉。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将近五百年过去了，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柯尔多巴的大清真寺，多半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瞻仰不朽的美。这，似乎是唯一能够把不同的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种族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那么，归根结底，建筑不只是建筑而已。建筑是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外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最能直接地代表和反映一种文化精神。有时，我觉得担忧：我们的时代，除了一大批废弃的电脑、机器、塑料制品，以及许多灰扑扑毫无个性与美感的高楼大厦之外，到底给后代留下了什么？

也许，把清真寺改建为天主教堂，毕竟还是一种积极的手势，因为改建之后的清真寺，可以处于继续不断的使用之中，继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曾经一度，每到星期五，千百个穆斯林，在这座清真寺里祈祷；如今赤裸冷硬的大理石地面，曾经覆盖着无数鲜艳明丽的织毯；种满橘子树的庭院，曾经是教徒在祈祷之前清洗自己的地方，哈里发时代的伊斯兰贵族少年也曾在这里接受老师的教导。对美的朝圣历程再虔诚，也不过是“朝圣”而已。美被放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成了土木的偶像——成了“艺术”。

从小处来说，这是一个困扰我个人的矛盾。自然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艺术。但是，艺术是静止的。哪怕它充满内在的动力，它仍然是静止的。自然呼唤我们生活；艺术诱惑我们进入永恒。在艺术和自然之间，怎么样保持平衡——危险，而微妙的，平衡。

从大处来说，这是我对我们的时代的疑问：我们怎样才能把“文化遗产”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怎样才能建造起美的生活，而不只是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怀着向往之心，注视玻璃柜里的历史，或者，像现在的很多阿拉伯人那样，用怀旧的眼光，回顾柯尔多巴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