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董的怪病

1968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我白天给羊群注射预防疫苗累了,在羊圈旁的小土房中看了会书,实在撑不住,倒头便睡,睡得很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有些害怕,犹豫是否去开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是边陲的兵团农场也不能幸免。好在我劳动积极,工作主动,又是高中毕业,到连队才在大田劳动了半年,就选派我到团兽医站赵兽医那里跟着学三个月,回连当了兽医卫生员。阶级成分很高的我十分知趣,不去参加各种“战斗队”之类的造反组织,整天只在马号、猪舍、羊圈、鸡场转。有一种“躲在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的味道。但即便这样,我每天还是提心吊胆,总怕因为家庭问题被揭发批斗。所以这半夜敲门,不免使我心惊肉跳。见我不开门,外面响起了个有些熟悉的四川口音:“小张,开开门,快开开门哟。”原来是园林排万排长,一个干瘦的矮老汉,原也是“九二五”起义的兵。他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有些语无伦次:“我家小董,不知咋搞的,人一下昏过去了,你快去看看。”

小董是他的继子,没随他的姓。我有些奇怪:“你怎么不找贺卫生员找我?”他一脸着急,两手一摊说:“贺卫生员急得没辙了,是他让我叫的你。”这两年来,我因为用针灸治好了一些人,名声在外,所以连卫生室的贺卫生员,碰到一点难题也总想到我。我二话没说,那时半夜天还挺冷,就披了件棉衣,带上那盒针灸针,出了门。

一进万排长家的门,他的老婆子一把抓住我的手,跳着脚哭喊着:“你快救救我儿子!”床前围着的一堆人,见我来了,赶紧让开来。小董是个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年轻人,此时直挺挺地躺着,双目紧闭就如熟睡一般,头发和脸上似乎还沾着不少尘土。一旁的贺卫生员搔着头皮,有些手足无措地说:“肾上腺素也给他注射了,就没点反应。”问我能不能扎上几针。小董的两个妹妹也直勾勾地盯着我,写满一脸焦急。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架势,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用现在流行语叫“被绑架”。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按了按小董的脉搏,脉搏跳动得挺有规律只是稍嫌弱一点,看着呼吸也较匀称,两只眼睛也可以转动。这是什么怪病啊,我不敢贸然下针。转身问:“咋会这样?怎么得的病?”他妈妈说:“我看是中的邪!”

万排长把我拉到一旁为难地说:“这事也真难说。”他告诉我,他也是从连部开会回来听老婆子说的。最近一阵子,小董在和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女知青小张搞对象,这天晚饭后,小张来找小董,在屋子里说了会话,说着说着,不知闹了点什么别扭二人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当时以为小董直接去条田上班去了,因为他是拖拉机手,这周是他的夜班,也就没当回事。谁知到半夜时分,他的助手小嘎子急吼吼地找上门来,说是出事了。原来小董根本就没有去接班,小嘎子他们在田边等急了,上一班的机手让他回来找小董。进了机务排他的宿舍,开灯一看,床上空空如也,正要走却一脚踩在一个软扑扑的东西上,仔细一瞧,不由大惊,原来正是趴着的小董,混身沾土,毫无知觉,大概是爬着进来的,最后爬不动了,便躺在门边了。说至此,万排长紧皱双眉说,“你说这怪不怪,他从来没得过啥子病,说倒就倒了。你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救他一下。”

他这一说,我更云里雾里,越发搞不清这得的是什么怪病。急中生智,我忽然想起《新编针灸学》中提到针刺水沟(人中)及在手足十指尖(井穴)放血治疗急性晕厥的办法。于是我取了一根28号1寸针,先在鼻下的人中向上刺入,捻转了几下,这个被认为最有效的急救穴对于小董竟毫无反应。我又在十个指尖用三棱针各刺一下,并挤出几滴血。仍如熟睡,一动不动。我有些慌了,最后孤注一掷,取了一根26号1.5寸的粗毫针,在左侧涌泉穴深刺至1寸左右,发现小董全身抽搐了一下,我觉得有戏,马上就针右涌泉,为了加强刺激感,我故意放慢进针速度,至一定深度后,又行大幅度的提插捻转。这时只听得小董“哇”地大吼一声,张开双眼,总算苏醒。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一迭连声只管叫着小张的名字。搞得大家一时无所适从,任凭劝说也无济于事。

这时,一脸精明的老婆子一把抓着我,拉到隔壁的房间。突然双膝一跪要向我磕头,眼珠乱转着说:“张卫生员,只有你能彻底救咱小董了。”我大惊,急忙扶起。她才向我坦白了小董得病的真正起因。她告诉我,儿子小董和大田排的上海知青小张已搞了很长时间的对象了。她们一家子都不嫌弃她成分高、资产阶级出身,可偏偏这丫头就是不肯表态。看着唯一的儿子整天神不守舍的样子,老婆子出了个点子,让她和小张一个排的小董大妹子,捎了个口信给小张,让她今天晚上来趟家。晚间班务会结束后,小张果然如约而至。她发现外屋只有小董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便问:“你妈呢?找我有啥事?”小董为人腼腆,一脸胀得通红,慌张地站起身,结结巴巴地说:“我妈她不在,你坐,你……坐。”小张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一屁股坐了下来。二人对坐了好一会,小董张了几次口,最后啥也没说。小张感到气氛颇为尴尬,立起说:“我走了,你妈有啥事明天让桂珍跟我说。”正要转身,小董突然鼓起勇气,一个箭步挡住大门,把小张吓了一跳。小董嗫嗫嚅嚅地说:“我娘说了,让咱开……开个证明?”小张有些莫明其妙:“证明?啥证明?”“结婚证明。”“跟谁结婚?”“我妈说跟你结……结婚。”小张生气地说:“我,结婚!我看你在热昏!”一甩手夺门而去。小董一下僵住了。躲在里屋将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婆子赶紧出来,对小董说:“没出息的,你还不快追!”小董退缩了一步:“这……”老婆子拍了他一巴掌:“你没看到电影里,那个不是追啊追的给追上的。”小董就追了出去。

“后来。也不知道这个小张说了些啥,你看闹的!”老婆子抹了把泪,继续对我说,“你和她都是一个车皮拉来的阿拉,你是不是现在就帮我把她给叫来?让她给我儿子宽宽心。”我和小张确实都是1966年一起来兵团的,她身材修长,清纯姣美,人也活泼热情。开始也分在同一个排。不过我来新疆后,带着一种洁身自好的想法,和其他上海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接触并不多。只是听说她原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学员,因病退学,才报名到新疆的。当时也风闻过,她和同一个排的小董妹妹很好,经常上她家去,一家子对她不错。连队食堂一天三餐不是苞谷馍便是玉米发糕,伙食很差,小张一上她家,老婆子就变着法子下汤面条做烙饼。万排长知道上海人爱吃大米,还专门去沙湾县老乡家里用省下来的白面苞谷面换上一些回来,专门做给她吃。但并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老婆子的这一要求,使我十分为难,我和小张并不很熟,我实在不了解其中的玄机,再说这种事我也不便掺和。这时,万排长也进来了,虽然小董和他的两个妹妹都不是他亲生的,但他一直视如己出。见我有推辞的意思,他拉着脸对我说:“小董她妈是贫下中农,我是革命军人出身。她一个资产阶级大小姐我们并不嫌弃。你告诉她,小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要找她麻烦。”我知道,要是放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只得答应下来。

睡眼惺忪的小张见我夜半敲门,很感惊异。我皱着眉头问她:“你和小董是怎么回事?”她有些不高兴地说:“他是个十三点(上海话,指痴头怪脑言语不合常理者)。”我把他的情况说了一下,她两眼一瞪说:“那是他单相思,关我啥事体。”我说:“你赶快去摆平吧,否则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倒霉的。万排长火气上来了。”她这才有点紧张,披上棉衣跟我走。我想了想说:“不过,这种大事体,你是要拿定主意的。”

我们一进门,真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刚才还呻吟不止的小董竟然双目放光,咕碌一下坐将起来,定定地看着小张。我们都被这一动作镇住,而小张竟也被这一瞬间突然感动起来,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面对这样的结局,我心情颇为复杂,不过总算完成了任务,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代小羊倌放羊,我就走了。回到小土房,我一直捉摸小董这个病。打开书查了半天,总算基本搞清,这实际上是癔症。针刺方法看来也对路的。

第二天放了一天羊,回来晩了。食堂里只剩苞米菜糊糊了,炊事员“牛汤面”给我满满打了一大盆,他也是一起来的知青。消息特别灵通,他告诉我昨晚的事,说是小董在小张后面追,又不敢真追,只是远远地跟着。回到宿舍小张把门一关,小董立即昏倒在地。过了半天,才迷迷糊糊醒过来,一个人爬回自己宿舍,筋疲力尽就再次厥倒。因为他这么痴心,算是真的打动了小张。今天,她请了一天假陪小董不算,还两个人在连部打了个证明,准备到团部领结婚证。听他这一说,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总觉得她如此匆忙地作出决定,确有点匪夷所思,草率了一些。

我端着晚饭刚回到小土房前,只见小嘎子蹲在门前抽莫合烟,看到我一下跳起来,拉着我就走,说:“我师傅又不行了,吐血了。贺卫生员让我找你,让万排长上营部找蒋医生。”我一怔,怎么又出了变故,为啥越搞越严重了,也没有多问,饭碗一放顾不上吃,拿上针盒一路小跑。

这次走进小董的家,明显感到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全家都泪流满面,包括小张。突然,躺着的小董头一抬,他的小妹妹连忙把一个掉了几块瓷片的高脚搪瓷痰盂端了过去,只见他一张嘴,吐出好几口紫红色的血块。吐完之后直喘气。我看到痰盂里面已经浮着满满一层的血块了。面带泪痕的小张拿了块手帕想替他擦嘴边的血丝,他却一扭头朝里睡去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阵势,我确实被吓着了。贺卫生员轻轻地告诉我已输过葡萄糖,打了止血针,但全不管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老婆子又将我拉到里间,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天一天下来,二人还是好好的,就在吃晚饭前,不知为什么,小张忽然说,“我想了,我们还年轻。再说这样大的事我总得写信和爸爸妈妈讲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说完就把连里开的结婚证明给撕了。当时,小董只是呆一呆,啥话没说,过了不久,肚子就翻江倒海地痛起来,后来就是不停地吐血。说到这儿,她浑身筛糠般地紧紧抓着我说:“你救救他!你救救他!你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这种大口吐血不要说我当时没见亲眼见过,就我在所有的针灸书上也都没读到过。面对求治心切的家人,我只得取了几个止吐、理血的穴位:内关、地机、足三里、血海,见他烦躁不安,又加了神门。用平补平泻之法。

正在这时,万排长带着营部医务所的蒋医生也匆匆赶到了。蒋医生是常州人,镇江医专毕业的。他很有经验,问了一下情况,观察了痰盂中的血块,又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一会儿。“这可能是应激性消化道溃疡出血”,他果断地一挥手说:“老万,你立即通知机务组发动拖拉机,送团医院。病人出血多,要输血。”

后来,小董被团医院确诊为“应激性胃溃疡性出血”。这种溃疡性出血一般与情绪大起大落有关,对溃疡性出血,针灸应该是有效果的,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我曾配合药物治愈过多例。小董住院一周就很快痊愈了。出院那天,恰好我骑马上团兽医站领药,在钻天杨组成的林荫大道上遇到他们,小董坐在架子车上,小张和他大妹子推着走,有说有笑,小张清秀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经过了这一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恋过程,小张成了我们连队1966年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第二个早结婚的。我因为不久之后就调到团兽医站工作,也就没有参加她的婚礼。之后,听说她成了团里树立的“与传统观念决裂与工农彻底结合”的典范,被安排到了团小食堂。小董经过培训成了团百货商店的一名修表员。后来,又听说他俩的婚姻并不美满,尽管有一对儿女。再后来,听说离婚了,小张也离开了新疆。然而始终只是听说,我再也没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