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社会资本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且在微观层次上形成了较为公认的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虽然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证实，但将社会资本理论与恶性肿瘤结合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为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研究。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Kawachi教授等人就对居民死亡率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公民参与率越高的地区，心脏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越低。2003年，Lochner、Kawachi教授等人的研究发现邻里社会资本（测量参与、信任、互惠要素）与心脏病死亡率相关。2007年，Beaudoin等关于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癌症患者通过网络交流，能够增加社会交往，获得社会支持，从而有助于带来积极的健康结局。2008年，Islam等人在瑞典的研究发现在社区社会资本中选举参与率越高，男性癌症死亡率越低；2014年Sundquist等人在瑞典的研究发现连接性社会资本与癌症死亡率相关。

目前国内未检索到社会资本与恶性肿瘤结合的研究，仅有测量社会资本某一单独要素，多为社会支持（但未提及社会资本概念）与恶性肿瘤关系的文献。如周建红、付岚、陶炯等的研究证明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现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首先有助于解决患者的物质困难；其次有助于患者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疾病认知；最后有助于降低应激的严重程度，从而减轻患者的心理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目前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脑卒中的直接研究尚未开展过，但社会参与、社会支持与脑卒中的相关研究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开展，这些研究揭示出了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在脑卒中不同阶段的积极作用。

国外关于社会参与与脑卒中的研究中，2012年英国阿伯丁大学的Scott等对125名（属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来自英国格兰扁区确诊的脑卒中患者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可以避免脑卒中的潜在不良预后并有利于实现康复。2012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Berges等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共有605例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首次脑卒中患者进入了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每增加1%的积极情感会增加17%的社会参与（OR=1.17，95%CI：1.10～1.25），结果证明较高水平的积极情感影响和较高层次的社会参与之间有相关性，这些会对脑卒中后产生有益的生理和心理结果。2014年Cooper等以28例脑卒中达一年的患者为病例组，以40例控制参与者为对照组探索情感感知、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的关系，通过评估发现脑卒中情感感知、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在社会支持与脑卒中研究方面，1993年耶鲁大学的Glass等人通过对46例脑卒中幸存患者随访6个月开展了一项社会支持对脑卒中预后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高社会支持与脑卒中后功能状态快速全面恢复有关，社会支持是脑卒中恢复的一个重要的预后因子，社会孤立的患者可能存在预后不佳的风险。Andre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支持与脑卒中存在关系，该研究是从1992年开始，对瑞典马尔默地区4707名平均年龄是54.2岁的女性和3063名平均年龄是55.5岁的男性进行10年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工作中的社会支持是女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独立预测因素，工作中低社会支持和被动工作局面会增加随访女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发生的风险。1993-2004年日本大阪大学社会和环境医学系Ikeda等人开展了一项社会支持对冠心病、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共有44152名年龄在40～69岁研究对象进入了队列，研究发现低社会支持组脑卒中死亡率风险是高社会支持组的1.45倍（HR=1.45，95%CI：1.00～2.10），其中男性是1.59倍（HR=1.59，95% CI：1.01～2.51），女性是1.25倍（HR=1.25，95%CI：0.63～2.46），可见低社会支持与脑卒中死亡率高风险相关，进一步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脑卒中的预后也有重要作用。

在国内，社会参与与脑卒中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脑卒中患者出院后社会参与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上，研究大多提出要通过各种措施促进脑卒中患者的社会参与水平，从而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贺亚楠等人通过对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271例首发脑卒中患者出院后1周的社会参与水平及影响因素随访调查发现，他们的社会参与水平受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婚姻状况、照料者类型、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和发病到入院间隔时间，所以有必要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促进脑卒中患者充分参与社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曾德建等于2011-2013年对出院后脑卒中患者社会参与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出院后脑卒中患者的社会参与有一定困难，要特别增加与家庭功能相关的社会支持行为，来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社会参与水平，这可以最终改善脑卒中治疗、康复效果。

国内关于社会支持与脑卒中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社会支持与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生活质量的关系。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脑卒中患者恢复期要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与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高，加强脑卒中患者的社会支持，可帮助患者逐渐适应疾病带来的变化，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还有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和预后同样有积极影响。

在国外社会资本理论与糖尿病防治的研究开展相对较早，在1995年和2001年，Garay和Toljamo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糖尿病患者中，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水平越高，患者自我管理的效果就越好，包括坚持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血糖稳定。2005年，Melissa明确了社会资本在慢性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防治中担任保护因素，社会资本的发展可能是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到社会信任和集体参与的一个过程，家庭是社会资本建立的基础。2006年，美国Holtgrave等人进行的一项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是肥胖和糖尿病的保护因素，在美国肥胖和糖尿病患病率高的地区，可以运用培养、创造患者的社会资本来预防，此外，研究还意识到社会资本的调查应该在多个水平运行，例如个人水平、社交网络和社区水平。2009年墨西哥的一项研究构建了社区水平积极老龄化模型，反映出老年人群的社会资本对慢性病（包括糖尿病）的预防控制作用。2010年Maryam Ghasemipoor的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的社会支持不是最佳的状态，建议当局应该计划一些咨询、教育、帮助的项目，以促进糖尿病患者获得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2010年Judith研究发现患有糖尿病的退伍军人生活在团结一致的社区能更好地控制血糖，生活在团结一致的社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健康食品、安全的运动场所、高品质的医疗质量，这些对糖尿表病患者尤其重要，可见，深层次的文化特征对糖尿病患者健康能起到支持作用。2011年Tsuyoshi Hamano发现社会资本（社会公平）的缺乏对收缩压有很大的影响，而吸烟者和正在用药的糖尿病患者往往收缩压更高。2011年J.Aida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资本（社区资本）与老年人群中有糖尿病史的自评健康呈显著相关。2012年Susan Hinder的研究结果是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能力受限于其认知能力、心理因素以及社会资本。2013年Bonnie M Vest定性研究了在极度贫困的城市中，糖尿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和他所能利用的卫生资源的关系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社会资本是怎样促进和阻碍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结论是糖尿病患者需从社会多个领域激活其社会资本以便获得有效的自我管理。2013年Ziba Farajzadegan揭示了在伊朗社会资本对糖尿病的控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资本的维度中，“信任和团结”和“激励和政治行为”，可能会决定患者的糖尿病管理是否有效及其有效度。

目前国内社会资本应用于糖尿病防治的研究尚不是很成熟，搜集的研究文献数量基本没有，这和社会资本是个外来的概念以及测量方法尚未达成一致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如此，但社会资本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已逐渐在我国慢性病防治领域出现。2001年在安徽省的城乡社区进行老年抑郁症的现场流行病学和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非独居者、子女孝顺、经常与亲戚交流，以及有可信任朋友等可降低老年抑郁症发病率，证明了社会支持是老年抑郁症发病率的重要影响因素。2006年，蔡翥在关于社会支持对慢性病患者身心健康的影响中提出慢性病患者社会支持网络的范围越广、结构越密、异质性越强，则社会支持能更好地发挥出心理保健功效。管军和张亮在2009年和2010年的研究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在慢性病综合管理过程中能起到健康教育和促进的作用，并且分析了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男女性别差异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应用，得出的结论是要充分利用彼此之间的社会网络使慢性病自我管理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2010年王莉莉等人在牡丹江市某社区卫生中心通过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慢性病自我效能量表进行的相关性研究显示慢性病病人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自我效能越强，它们之间呈正相关。

COPD患者往往需要承受该病长期性、不可逆性和严重损害功能的特点，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和心理压抑等造成的种种影响使得对COPD患者进行躯体治疗是不够的，还应重视他们的精神康复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国外关于社会资本及其要素与COPD的相关研究早已开展，1980年Dudley等认为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能改善COPD患者的精神状态：保持患者和医生的沟通，对患者及其家属均进行COPD教育，理解患者的心理、并鼓励他们力所能及地保持兴趣爱好和活动能力，排除患者对疾病的情感反应，与患者家庭联系。1982年Me-Sweeny等对203例合并低氧血症的COPD患者从情感、社会角色、日常活动和娱乐四个方面调查生命质量发现，社会交往的减少会使COPD患者社会角色项目评分减少。1995年，Garydon在长达2年半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经过社会支持的努力，COPD患者最后测定的PRQ评分与初始相比有明显改善。Ries等对119例COPD患者进行康复教育，在经过6年随访中发现家属的精神和社会支持对于症状评分降低具有很大的作用。2014年Kristina Sundquist等人在对瑞士65岁以上1517336名居民的队列研究发现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的死因别死亡率是与其社会资本的关系是有统计学意义的，需要加强对于老年患病人群的社会支持程度。

在国内，2003年曾慧等关于慢阻肺患者家庭支持的调查，结果发现慢阻肺患者的家庭支持水平越高，其自我概念越积极。2005年，杨晶等对慢阻肺患者社会支持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得出社会支持可以影响生命质量，而生命质量差的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差成为社会支持水平降低的原因，年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家庭环境、健康状况往往成为影响社会支持强度和特征的重要因素。2012年，周兰英等对家庭参与健康教育对慢阻肺患者自我效能的影响调查研究中发现，家属作为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系统，其理解、支持及配合在慢性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效能。2012年曹建芬等对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所接受的社会支持较高，但其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社会支持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心理状况存在较密切的相关性，提示应重视社会支持对减轻慢性阻塞性患者不良心理状况的作用。2013年胡亚萍对老年慢阻肺稳定期的社区管理及效果评价的调查中发现，社区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老年慢阻肺患者的活动能力及生活质量。2013年卢智胜慢阻肺稳定期社区管理的临床观察中发现，通过对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进行系统规范的社区管理，明显有助于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稳定甚至改善肺功能，降低复发概率，提升生活质量。

目前，国外关于社会资本与慢性病（恶性肿瘤、脑卒中、糖尿病、慢阻肺）的定量研究已经逐步开展，国内社会资本与慢性病防治的思想理念也在逐步形成。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出社会资本与慢性病关系密切，社会资本对慢性病患者及慢性病防治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