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桩彻底改变了我生命河道的事件发生在一五〇六年的秋天。

之前一年的五月仲夏，也就是我结识湛若水之前，仁慈宽厚的弘治皇帝把太子托付给几个亲信的顾命大臣后在乾清宫撒手西去，随之结束了大明十七朝历史中最为承平的一个时代。

这位死去的皇帝称不上有作为的英主，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同时也是个优秀的倾听者和道家仙术的崇信者，一个恪守儒家之道的本分的好丈夫（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本朝开国以来，甚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到了一夫一妻制的皇帝）。皇帝的耳根软，总免不了有人在他边上像苍蝇一样嗡嗡，那些有抱负的官员或油滑的官痞，用他们真真假假的情感、虚虚实实的方式，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经典，倡举文明，向他灌输各种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观念。谁都看出来了，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以较小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名器”的利益，历来就是太过聪明的文官们谁也不肯放过的机会。因此几乎可以这样断言，本朝开国以来，包括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仁慈、那样有耐心听取批评意见的皇帝了。

接下来即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主加流氓。是的，一个流氓——尽管他是“今上”，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说出这一点——顾命大臣们没有按照先帝的遗愿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宵小之徒却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造就成一个淫欲之徒，一个合法的流氓。

据说，他从不在乾清宫过夜，他经常下榻的豹房是一个类似淫窟的所在，无数倡优、乐工、喇嘛、术士和种种奇模怪样的人簇拥着他。他还喜欢乔装打扮，偷偷潜出皇城，带着内侍和校尉们，趁着夜色在京城大街上快马驰骋，想喝酒了，或者想找女人快活了，就随便找个大户人家闯进去。

新帝一登基，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在内苑里和内侍们大玩鹰、犬、狐、兔。对于大臣的批评意见，他的处理方法也与乃父大相径庭，干脆罢黜了事，辖制住你的舌头。不到一年，就把前朝的旧臣几乎全罢免了。甩开了这些老厌物，这个年轻的皇帝就让斗大字不识几筐的宦官刘瑾带着一伙宦官直接办事。

岁在丙寅的一五〇六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次次异常的天象怎么看都不是好兆头：先是年初云南连日地震；再是山东莱州自九月起接连地震四十五次；一场大雨中震怒的雷霆和暴风击坏烧毁摧折了禁门房柱和天坛的一些树木；地动天鸣，荧祸守心，星斗昼见，白虹贯日……迭现的群灾是天心在向着人间示警，然而这些凶年的征兆并没有让年轻的皇帝惕然醒悟，相反，他越发地放任内侍和各地镇守太监蚕食朝政，让东厂和西厂的锦衣卫们刮起一阵阵白色恐怖的风潮。或许换一个角度，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不是朝政烂了，而是文官们都烂了，他要借太监们的手来一次大换血。

在这场权力争夺中，由于皇帝的屁股坐歪了，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处在了劣势。为了自保，他们反击了，言官们开始交章弹劾太监。他们请大文学家李梦阳执笔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漂亮犀利的文笔刺激得皇上也“惊泣不食”，他曾短暂地犹豫过要不要把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党”）送到留都南京避避风头。然而大臣们斩草务尽的狠劲儿又刺激得他把这八只红了眼睛的老虎放了出来。当大学士们集体辞职的奏疏递上去的时候，皇帝连虚假的客套挽留都没有。顾命大臣之一的刘健跑到祖庙以头抢地，号啕大哭，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

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是请留刘健、谢迁等倒台的内阁。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连章奏留刘、谢。让我在这里恭敬地记下这其中一部分舍生取义的英雄名字，他们是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薄彦徽。刘瑾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反对党的处置一律“廷杖除名”，即逮到京城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三十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官员或上疏乞救，或抗议，都遭受到同样的屈辱。

前面说过，刚做京城小吏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刚正不阿的言官，尽管我一直无缘得遂，但对这一职业我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这一盲目的好感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想救下这批南京的言官。我自以为这封奏折写得立论公允，语调委婉而平静。我对皇上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也善，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谏之路。现在却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押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这样下去，如果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好的谏议？

看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我这般苦情陈辞，只是为了不让皇帝背着怒绝民意的恶名在独裁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个区区小官的善心建议，在今上听来不是心怀叵测就是一只蚂蚁的呻吟。那个带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和包括尚书韩文、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在内的其他五十三名不听话的文官一起被刘瑾先生列为奸党，在金水桥畔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榜示朝堂，打了四十大板屁股，随后被关进了诏狱（即锦衣卫监狱）。

入狱是在十一月，天气还有些暖意。很快就到了十二月，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连着送来了几场大雪。冻雪，与天上的彤云，把天地箍得如同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桶。当世人都在这个大桶里死去了一般酣睡时，没有什么比清醒的滋味更让人痛苦的了。外面传来狱卒走在冰结的雪地上的脚步声，从小窗吹进的风带着冬夜特有的清冽。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觉得黑夜无边无际，漫无尽头。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岂无白日，寤寐永叹！

本以为弘治时代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能让我有所作为，却没想到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天哪，我才只有三十五岁啊！如果说我有后悔，倒不是后悔上了这道该死的奏折，而是我几年前回到南方会稽山后根本就不该再来自投网罾。如今看来，在会稽山的林荫道上散步，在澄静如练的余姚江中放舟，这些寻常的家居生活也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看来我是过于轻信这个时代了，不，我是迷于心魔了。

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我思念高墙外的亲人，更因知道他们的牵挂而心乱如麻。然而打断我愁思的只有那只忽而蹿上床、忽而隐匿不见的狡猾的老鼠。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五〇六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的爆竹声，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茸茸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

向来知道我心性的家人，在送来食物和衣服的同时还送来了我常读的《周易》。困厄之中的阅读带给我平常日子里不曾有过的体验。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椎骨去读它。

处分在新年过完后终于下达了：我被流放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当一名驿丞。虽然不在意料之外，但“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如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贵州地处帝国南疆，历来乃蛮荒瘴疠之地，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会发配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清醒地知道，把我流放到这个鬼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只是，要让我死得慢一些而已。

出狱后我被允许回家和家人见面，并做些出发前必要的准备。父亲已在我入狱的时候被调去南京，名义上是平调，实则是贬谪。家里也是四顾萧然。好在还有湛若水和汪抑之、崔子钟这些朋友过来，一起借着酒劲骂骂时政，并在感伤的气氛中写下一些充满了离愁别恨的句子相互安慰。我们甚至指酒为誓，约定在我放还以后一起隐居到衡山，共同研习不朽的《周易》。

二十世纪的一位传记作家在一篇散文中把流放出城的我比作战国时期伟大的屈原，除了那种时代积习致使的矫情文风让我不堪忍受，那段文字对我当时失望中夹杂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的摹写大抵是确凿的：

 

一五〇七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抗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皇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三十六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

 

往南走了十多天，投宿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的晚上，我与我的朋友们又在梦中重逢了。醒来后，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个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周易》的约言。来日未卜，生死未明，现在听着运河的涛声，想起那个天真的誓约，我才明白朋友们的一番良苦用心，这冰雪一般高洁的友情不由得让我双眼泛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