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与反监督

列宁的国家设想

十月革命前，列宁设想的国家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其特点是各级官员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罢免，官员的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平均工资，全民武装（以民兵取代常备军）。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国家。这里说的专政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民主管理模式。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很快全国进入内战，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巴黎公社式的国家连影子也没有。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官员任命制，由于全国经济遭到破坏，官员与工人的工资都处于低水平的粗糙的平均主义状态，有时甚至连工资也说不上，只能分到一份不足以果腹的口粮。但是由于需要专家，开始对专家实行高薪，打破了巴黎公社规定的薪金标准，以后又把这种高薪用于各级官员。巴黎公社的经验只剩下列宁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镇压一项。代表无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是共产党，代表共产党实施专政的则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包括无产者、农民等都没有管理国家的可能。在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盛行的是强迫命令，是军事行政措施。官僚主义应运而生，国内出现各种官僚。国内战争结束之时，列宁把官僚主义列为三大敌人之一。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号称“议行合一”，即行政与立法合一，但“议行合一”的结果是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都可以立法，法出多门引起混乱，不久即被实践所否定，还是实行苏维埃司立法，人民委员会司行政，议行分立。后人只是依据列宁的说法，不顾苏俄的实践，继续肯定所谓“议行合一”的说法。不过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内战末期，农民反对粮食征收制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把全部过错都加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他们不反苏维埃，而反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20年代初，列宁觉察到其中的弊病，提出党政分开，但说说而已，未见成效。如果说，在列宁时代人民委员会还能够独立作出决定，那时是因为人民委员会是列宁主持的缘故，而到斯大林掌权之后（1929年以后）由李可夫和莫洛托夫先后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已经没有独立决定权。掌权的是政治局，而政治局里最后决定权属于总书记。

列宁时代，政治局人数很少，正式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1922年正式委员增加为7人），按字母顺序排位，没有头，即没有以谁为首的问题。政治局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列宁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主持，是主持政治局会议，没有设政治局主席的职位。1922年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职务：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斯大林——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李可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继任主席；托姆斯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候补委员：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后来是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第一把手）；加里宁——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终身），莫洛托夫——俄共书记处书记。

除政治局，还设有组织局，主管组织人事工作。1922年书记处新设了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这是书记处的总书记，是书记处的头，而不是全党的头。不过，这样一来，斯大林就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个职务于一身，用列宁的话说，拥有无限权力。政治问题可以立即转化为组织问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到了30年代。政治局是核心政府，人数不多，但管整个苏联，还管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要不要对政治局实施监督

政府的各种问题都事先由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后来几乎事无巨细都需要政治局来决定。1922年从国外运来一船罐头食品，由于政治局没有作出决定，就一直留在船上，而莫斯科食品短缺，急需这批罐头。这是典型的苏维埃官僚主义，列宁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过，这不是某个官僚的个人问题，而是机制问题。我在20年代末的一份档案中看到，某位医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提交政治局讨论批准。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局专门讨论供应妇女需要的连裤袜问题。这个政治局不是政府是什么？

有权就有可能被滥用，为对政权机关、经济机构实施监督，十月革命后曾陆续成立监察机构，先是成立全俄工人监察委员会，1918年1月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18年7月改组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也叫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由于工农检查院威望一直不高，根据列宁的建议，1923年起工农检查院同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合成一个统一的党政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

监察机构起初的任务相当于现在的审计机关，主要实施财务检查，后来的任务包括对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制度实施监督，改善国家的行政机构，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不过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列宁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比工农检查院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

列宁关心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察监督，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他更关心的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政治局的监督。当时经常出现党员犯罪被从轻发落的事，列宁不得不对此提出批评，可见党员的特权在那时候就存在了。

1920年，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该委员会分为两部分，一个为中央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党的财务，另一个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当时规定中央监委委员不能兼任政治局委员，以保证监委的独立性。1920—1923年间中央监委没有设主席职务，由工农监察人民委员斯大林主管，1923年起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监委主席，任期为2—3年。

1927年党的十五大选出约12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人数太多了，不便于活动，就新建了一个主席团。那时频频召开该主席团与政治局的联席会议，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局不仅是党的，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但政治局建立以来没有提出和解决对政治局自身的监督问题，政治局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就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国家机关中存在，而且党的机关中也存在，尤其是看到从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不和有造成党的分裂的危险，因此病榻中的列宁口授了好几篇文章，谈论怎样改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问题。鉴于工农检查院“毫无威望可言”（列宁：“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列宁想以党的机关的威望来提升工农检查院的作用，所以建议把它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合署办公。同时，压缩工农检查院的人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用“掺沙子”的办法改善这个机关——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委。列宁希望用改组的中央监委来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不过列宁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更想到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监督问题，提出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委委员出席政治局，实施对政治局的监督。在给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他的威信不相称”，列宁接着说，他提出的改革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让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委出席政治局会议，以提出质询、检查文件：

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建议的思路是：政治局需要监督，由和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人出席政治局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提出各种质询，等等。为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有工人农民出身而又未沾染官僚习气的委员，以此改善中央监委的工作。他们的监督工作，应当是铁面无私的，不受领导人的威望的影响，尤其是不能受总书记的影响干扰——虽然那时的总书记并非党内第一把手，但掌握的权力太大，列宁认为有必要在信中特别指出。

列宁建议找人取代斯大林

列宁特别提醒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还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矛盾冲突就始终不断。托洛茨基反对游击作风，主张使用旧俄的军事专家，建立一支正规军队，而斯大林支持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核心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坚持游击作风。斯大林多次违抗军令，不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自行其是。他们的冲突在内战结束后仍在继续。

1922年列宁病重不断休假，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抗列宁，如主张放松外贸垄断、主张用“自治化的方案”组建苏维埃联盟国家，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打压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辱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而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列宁保持一致，支持列宁的主张。

这样列宁不得不对中央这两个领导人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补充，认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换一个人接替，同斯大林相比这个人只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也译作‘忠顺’）、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就行。

我们由此看到：第一，列宁看到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矛盾冲突的危险，警告全党要注意防止因两人的关系造成党的分裂。第二，托洛茨基同列宁保持高度的一致，在民族问题、外贸垄断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上病中的列宁都要借助托洛茨基的支持。第三，鉴于斯大林拥有无限大权，而又性格粗暴，担心他不能谨慎地使用手上的权力，建议设法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就是说，列宁用排除斯大林的办法来防止党的分裂。关于领导人的性格问题，列宁特别强调，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给代表大会的信要求加强党的稳定性，“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列宁的警告是正确的，20年代联共党内出现的最大分裂正是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分裂。

斯大林见招拆招

列宁在口授他的“政治遗嘱”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1923年3月口授最后三封短信后即一病不起，半身瘫痪，失语，再也不能介入党政大事了。斯大林从1922年起，即非常关心列宁的健康状态，第一次中风之后，斯大林就此病询问医生，索取有关医学图书查阅，还两次专门去哥尔克观察列宁病情。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宁的病是无法治愈的，第一次中风之后接着还会发作，列宁“完蛋了”。列宁知道后曾愤慨地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但是，这时候列宁已经大权旁落，无能为力了。一些领导人表面上对列宁恭恭敬敬，把他神化，抬上天，实际上已经开始各行其是。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写成后即按照列宁的指示送往《真理报》发表。报纸主编布哈林不敢发表，斯大林支持他，借口是必须拿到政治局讨论。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促使文章尽快发表。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召开的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不仅反对列宁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且反对发表文章。由于列宁坚持要看到刊载文章的报纸，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印一份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应付。

由于列宁的坚持，此文终于在1923年1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但是做了手脚。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于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对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真理报》在发表时删去了文中提到总书记的字样。此后《列宁全集》俄文第一、二、三、四版均按《真理报》的文本刊载，直到第五版才恢复原样！

由于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国家机关，点了总书记，特别是谈到工农分裂问题，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委员们特意给各级党的组织发送了一封秘密通告信：

不言而喻，列宁同志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且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没有把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记录发给他。然而医生认为，鉴于他无法忍受完全不从事脑力劳动，允许他做写日记之类的事，他可以把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写下来，部分日记根据列宁同志本人的指示在报刊上发表。写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外部条件已经表明，此文中的建议并不是由于中央内部的某种纠纷引起的，而是列宁同志关于党在未来的历史时代中还会遇到的困难的一般设想。

除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季诺维也夫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上面签署。发出时还附有斯大林的信，强调严格保密。这封通告信把列宁关于分裂危险的警告化为乌有了！

列宁提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特别强调增补进来的委员应是来自基层的没有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和改善“糟透了的机关”。斯大林看到了列宁的这个建议，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以个人的名义提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人数，趁机把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俄共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正式委员40人，候补委员17人。据党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分析，新增中央委员中有10人、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直接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干部，另有两人是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增的17名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另有3人是支持季诺维也夫的。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到50名正式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其情况与中央委员会大体类似。列宁要增加的是直接来自工农的委员，而斯大林改为来自地方的各级官员，列宁的建议就变成了斯大林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措施了，结果斯大林在这两个党的机构中开始拥有自己的多数，他所拥有的“无限权力”更加扩大了，足以对抗任何反对意见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同反对派斗争中斯大林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以自己的多数压打反对者。列宁是希望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增加中央的稳定，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初衷。

“三驾马车”隐瞒、曲解列宁“遗嘱”

写有列宁各项建议的所谓遗嘱，即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十二大，他的信也没有能够在大会宣读，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早已看到或者知道列宁的信，但一直严格保密，直到列宁逝世之后，才在党的十三大以特别的方式传达。

1924年5月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出现一个令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驾马车”非常不安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列宁遗嘱”，即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列宁的信中点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武装起义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斯大林的严重缺点，要求把他调离总书记职位。列宁曾经嘱咐，口授的信件必须严格保密。但是1922年12月23日的信，秘书福季耶娃违反规定当天就交给斯大林了。对24日信的补充，至少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也看到了。斯大林曾故作姿态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作为总书记，他不可能不知道。

1924年5月18日，代表大会开幕前5天，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等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23日所口授的13个文件正式移交给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写明，列宁坚决要求在他死后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实际上在1923年5月底或6月初列宁的文件已经陆续送到政治局，而列宁逝世后立即成立了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不言而喻，其首要任务就是接受这批关系最高领导人命运的文件。所以克鲁普斯卡娅的移交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已。5月21日，大会开幕前一天，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列宁的信。斯大林的秘书巴扎诺夫参加了全会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宣读遗嘱的情况。

宣读完毕，季诺维也夫接着讲话说：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伊里奇的遗嘱，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但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亲眼证实最近几个月我们的共同工作，跟我一样，你们可以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我说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分裂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接着加米涅夫提议继续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加米涅夫说，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愿，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的建议，不过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大会上传达，而只在各代表团分别宣读。加米涅夫补充说：

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件时应以能够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为出发点，因为他已经承认列宁所指出的缺点，并且答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全会通过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会上除托洛茨基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反对向大会宣读“遗嘱”。全会最后通过如下决定：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受委员会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

根据这项决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宣读时禁止做记录，不进行讨论，在全体会议上不得引用遗嘱。宣读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以说明，说从列宁写这份文件起，党内状况有了重大变化，现在的主要危险已不是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顺，而是托洛茨基及其党徒的活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只会有利于他们。他们要代表们相信，斯大林接受了列宁对他的缺点的批评，斯大林也立即作出保证。

对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本来应当仔细阅读、深刻思考、交换意见的，然而仅仅是用耳朵听一遍，还不许议论，这样对列宁的思想是很难有深刻的把握的。“遗嘱”没有能够中止或缓和党内斗争。

在决定总书记职务问题时采取了违规的程序。先由大会各代表团作出赞同保留斯大林职务的决定，然后中央全会“形成”这一实际上已经通过的决定。由于这种做法，斯大林似乎是直接从党的代表大会获得担任总书记的授权的，他在以后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因此大会不是限制，而是加强了斯大林的权力。

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选出的中央书记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第四次当选），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捷连斯基（均为第一次）。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索科里尼柯夫和伏龙芝。

“三驾马车”在这次大会上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消除列宁“遗嘱”对他们的冲击上，限制列宁最后思想和主张的扩散，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这样就把列宁在信中提出的一系列其他建议，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建议，推到次要地位，甚至没有在十三大及以后的党的论坛上讨论。而广大普通党员除小道消息外，根本就不知道有列宁“遗嘱”一事。

列宁的建议并非组织决定，党的组织和个人自然有权拥护和反对。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确实有先见之明，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建议是正确的。

偷梁换柱，斯大林的致命缺点成了优点

在俄共十三大开幕的前一天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宣读了列宁遗嘱，之后斯大林在会上假惺惺地提出辞呈：“好吧，我确实粗暴……伊里奇建议你们找一个比我有礼貌的人。好吧，试试找吧。”

1927年10月21至23日召开联共中央联席全会，反对派再次提出公布“遗嘱”和执行列宁关于撤销斯大林职务的建议问题，斯大林被迫在全会上宣读“遗嘱”文本。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发言，在“几个小问题”一节中声称谁也没有隐瞒列宁的遗嘱，斯大林把列宁批评他“粗暴”的缺点变成“优点”：“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最后斯大林提到他多次辞职的请求以及请求被拒绝的经过，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

斯大林这是在偷梁换柱，列宁批评的明明是对自己的同志粗暴，而不是对什么分裂分子的粗暴，正因为如此，列宁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有人性格粗暴是难免的，但是作为总书记，粗暴就会表现在组织手段、行政措施、暴力手段上，其危害无穷。所以列宁接着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换个人取代之，这个人只要有一点胜过斯大林即可，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里明白无误地说的都是同志关系上的问题。

在中央和中央监委中形成自己的多数之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以自己的多数打压人数较少的反对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28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是否使“非常措施”常态化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起初，两人在党内的支持率相当，斯大林不占优势，所以争论一直严格限制在党的高层进行，并且严格保密，上头争得热火朝天，下面一无所知，直到斯大林的支持者占多数之后，就开始利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公开批判布哈林集团，并最后解除布哈林等人的职务。中央监委主席团是联共十五大后设立的，斯大林的人马占多数，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就成为打压布哈林集团的重要手段。

召开的联席全会不是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而是为了打压反对派，所以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在30年代就很少召开这种联席全会了。不过中央监察委员会还继续存在，名义上它仍然有监督各级组织的职能。

列宁的监督思想全面落空了

为彻底摆脱监督，1934年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置，改为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兼任，取消其监督检查任务，而把其任务局限于检查执行党的决定的情况。从此以后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监督了。

党需要监督，中央委员会需要监督，中央政治局需要监督，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总书记更需要监督，列宁提出监督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列宁指望把监督限制在党内范围，即让党内的一个机构去监督另一个机构，这还不是现代民主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内部分权的监督，广大人民群众无权也无法参与这种监督。斯大林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证明，这种党内监督是可以破解的，使之变质，为我所用。其次，列宁生前最后时日提出的各项建议仅仅是设想。由于重病，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虽然那时口头上已经把列宁奉为神，领导人口口声声声称列宁的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实际上自行其是。所以列宁的建议并没有能够形成制度，由于没有形成制度，没有约束力，掌权的领导人仍然能够逃避监督，甚至废除监督。这是历史的悲剧。列宁党内监督思想的落空，说明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监督，使执政党不仅受到党内的监督，而且受到党外即全国民众的严格监督。

《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