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对苏联历史演变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关于斯大林怎样走上权力的巅峰却鲜为人知。
无可替代的斯维尔德洛夫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季诺维也夫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说：“有时觉得，正如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一样，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带着有现成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计划的整个党的工作的现成的组织图纸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
托洛茨基说：“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在草创时期都向他（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而这种首次分配党的干部的工作需要这个人有非常灵活机智的头脑才行，不能依靠机关、记录和档案，因为这一切都还非常不充分……解决这类问题要求有特殊的心理直觉……‘去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在很多场合伊里奇都在电话中这样建议。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的办法之一，按照不成文法，都是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时候，在他领导下已建立了四个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50个省委，350个县委，1139个乡委。1917年全国只有577个支部，到1919年初已经有8000个左右。
在俄共八大上本来准备由斯维尔德洛夫作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但因他病逝，只好由列宁来做。列宁在大会上说：“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确实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他“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在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和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Секретарь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政党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所以在翻译时需要加以辨别。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
“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执行其他组织职能。实际上俄共八大之前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即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作出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三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1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按规定，每月至少要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
俄共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此3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张，俄共十大后失去了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职务。接替他们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则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要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查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
斯大林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至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到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层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到任后很快就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做准备了。在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纳扎列疆也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他有力支持。最后，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涉及登记分配工作。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到1922年3月已经非常清楚，莫洛托夫退居书记处的第二位，排到斯大林之后。莫洛托夫在俄共十一大上自我批评说：“列宁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挑选党内的负责力量的工作现在当然进行得还很差，如果说得更厉害一点——很糟糕。”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这种选票自然是有导向性的。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票），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票），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票），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票，斯大林得463票，位列第10位。
俄共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号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所以，4月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决定了的决定而已。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我们党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是，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列·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
总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做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
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据记载，1922年3月6日，列宁去莫斯科省特洛伊茨科耶—雷科沃村附近的科尔津基诺休假，3月25日才返回莫斯科。所以，列宁没有参加2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位的中央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巴让诺夫的说法解决了托洛茨基与梅德韦杰夫两人之间说法的矛盾。由此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在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为什么他们三人能够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
由于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意见，4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然而俄共十一大速记记录中未见加米涅夫的这一声明。中央全会只好把此解释记录备案。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
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和决定设置总书记一职，最终确定设置这一职务的是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记录写道：“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在俄共十一大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领导人身兼数职曾提出意见，他问道：“我们举斯大林同志为例，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能够设想吗？一个人能够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要担负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中央几十个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工作？”
列宁在会上为斯大林身兼数职辩解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
从列宁的辩解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解，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大厨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她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把“总书记”的职务当作一回事，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务。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没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制度”，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使斯大林拥有了“无限权力”。斯大林的“无限权力”加上他的行为粗暴，使列宁非常担心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害怕由此引发党的分裂，为此，他在“遗嘱”中明确建议撤销斯大林的这一职务，由另一个人来担任。但是，这时候列宁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已经撼动不了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遏制不了斯大林的上升劲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无限权力，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逐步打倒自己的所有反对派，独揽党政大权。
《百年潮》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