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人生。改变，至少一段人生。很少有书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是一位史学家，完全不是哲学家，在读过《古代哲学的智慧》[1]英译本之后，他给皮埃尔·阿多的信里这样写道：“你改变了我的人生。”（You changed my life.）因而，这个作者提前回答了我在这本书里向皮埃尔·阿多提出的问题：除了格外博学以外，您的著作在总体上难道不是具有引导性（protreptique），致力于让读者“转向”（trepein）哲学的生活吗？在这两种规划之间存在着间距：一方面，告知读者一系列的事实，并以没有多少争议的方式表明，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哲学不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另一方面，用含蓄的方式引领读者“转向”如此被理解的哲学。在皮埃尔·阿多的一本著作的英法文书名之间完全容纳了这种间距：法文原文是《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这个书名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却很畅销），而本书中的对谈人之一阿尔诺·戴维森（Arnold I.Davidson）编订出版并作序的英译本书名改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但是，在英译本里，这个不忠于原文的书名并不完全是迷人眼目的。皮埃尔·阿多在这本对话录里说明，在他关于古代哲学的三本博学的重要著作里，人们可以“间接地”称之为具有引导性的特征：《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1981）、《内心的城堡》（La Citadelle int rieure，1992）、《古代哲学的智慧》（1995）。与其对人们讲“这样做”，阿多说，不如援引克尔恺郭尔的“非直接沟通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经历的精神体验的描述[……]让人隐见与联想到一种精神态度，让人听见一种召唤……”这三本书，具有无可挑剔的渊博学识，但又总是明澈的、从不沉重，而人们确实这样做了，也听到召唤，正如读者们的来信所证实的。这本书或许超出了这些含蓄的联想。这不再是一番“什么是古代哲学”的提问，尽管其中涉及古希腊与拉丁哲学的许多问题。“对哲学家提出的主旨性的问题”，皮埃尔·阿多在谈论一个问题时偶然说道，“意味着在根本的层面上了解究竟什么是做哲思”，这不是在对话录的开头作为纲领提出的，而相反是在书的最后，如同一种小结。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做哲思？”，皮埃尔·阿多将归根结底给出唯一的一种答案，尽管他用不同的形式变幻音调，正如围绕一个主题做各种变奏。而这些回答首先嵌在他的知性与内心的路径之中。他在前两篇访谈中刻画出相关路径，随后，这些回答穿梭在其他访谈提出的问题中，我们提问如何阅读、如何诠释古代哲学，在古代哲学中有什么是恒久的，有什么是也许今人不再能接纳的，以及今天我们能对古代哲学构成的“实验室”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判断。简而言之，它们如今凭借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
第一个回答是非常早熟的，因为早在皮埃尔·阿多几乎还是一个孩子时，天空——星辰遍布的星空——给予他一种难以忘怀的、难以言述的经验（最重要的东西无法言说，这一理念已经呈现）。后来，等他读了罗曼·罗兰，他意识到，在这种体验里，有这位作家所称作的“海洋般的情感”：有一种既恐怖又美妙的焦虑感攫住我的身心，那是世界的在场，整个宇宙的在场，还有自我在世界之中的在场所引发的感受。“我相信，正是从这个时刻起，我已成为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在六十多年后如是说道。因此，他早在认识古代的哲学家们之前（他首先了解的是托马斯主义，如果说那是成体系的哲学的话），他就知道哲学不是一种体系的构建，而是一种亲身经历的体验。今天，皮埃尔·阿多将罗曼·罗兰的“海洋般的情感”等同于米歇尔·于兰（Michel Hulin）的“野性的神秘主义”，他在对话里几次提到后者；他在成年后曾对普罗提诺（Plotin）的否定的、防御性的神秘主义（aphele panta，放下一切）着迷，相比之下，他后来更倾心于一种接纳性的神秘主义：“接纳一切事物”。当读到他在这本书的末尾处所列选的很棒的选目时，我们会明白，在他的一生中数次体会到的“海洋般的情感”，它不断地滋养着他的哲学思考。这是他在古代哲学中找不到根源的唯一主题：古代人在一些令人崇拜的文本里表达了他们在宇宙面前的心醉神迷，以及属于宏大的存在链条的生动意识，这种链条让我们与石头、树木、动物、其他人和星辰相互关联；但是，如果说他们体会到与宇宙整体融合的这种情感，他们却并没有言说。
皮埃尔·阿多与古代哲学的第一次接触是非直接的。他通过蒙田遭遇了柏拉图的那句著名的定义：哲思，意味着练习去面对死亡。“我在当时也许还没有明白，”皮埃尔·阿多在今天如是说，“但这正是引导我把哲学做不同于理论话语的呈现的文本之一。”这个文本恰恰是丰富的，因为它承载着多种诠释，当我们以绝对的方式并在语境之外看待它，它将渐渐地迁移到既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人的皮埃尔·阿多的思考核心。
但是，倒并不是柏拉图—蒙田的这句话引导他发现古代的哲学话语不是一种体系的构建，而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也并不怕与时尚逆道而行（他从来也不操心时尚的问题），他称之为“精神的修炼”。相反，这种发现是出于对正确法文的观照。从三年级起，我们就要学习撰写很齐整的作文，既不要词句啰嗦，也不要前后矛盾，层次要清晰：但古代的哲学话语却并不符合秩序与明晰性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撰写得不好，柏拉图的对话自相矛盾。皮埃尔·阿多显然不是注意到这些问题的第一个人，但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在此讲述的方式也许相对他的前几部著作而言对非专家的读者更容易接受。他表明，这些不连贯的地方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我们假定古代哲学家是为一个特定的听众群或一位听众讲述的话（随后写成文字），而他期待的不是传递信息，而是说服、让人发生转变、产生“一种培育的效果”；简而言之，古代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引导性的；与此同时，这些话语，旨在有利于听众，有时候也与听众相互合作，无论是否用对话的形式，都是“思想的体验”、“如何思考”的练习。因为对于古代人来说，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把哲学家称为犬儒主义者，而哲学家没有任何的理论话语，或者他们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女人、普通的公民、政客，既不写作，也不教书，却以哲学家的方式生活。但苏格拉底正是因其生与死的方式让古代人崇敬，这超出了他的学说，而他的学说也没有写成文字，而且很快被那些盗用他大名的人们独揽和篡改。皮埃尔·阿多在这里简短地说明这个主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之外的涌现。他也强调，对任何哲学家来说，有一个诱惑在于认为，做哲思即是建构一套完美无缺的理论话语，而且最好是全新的话语。“一个概念建筑的或多或少灵巧的结构会化为自足的目的”，“哲学家总倾向满足于他自身的话语”。在一个国家，当哲学作文对许多体面的职业而言，都是作为开门秘诀的第一粒芝麻时，这种倾向就格外强烈。
如今，皮埃尔·阿多满怀长年熟读古代文本（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斯多葛派的传统）的经验，他对柏拉图关于面向死亡修炼的诠释彻底地远离了对死亡的任何迷恋，远离基督教的训诫“记住你注定会死”（memento mori）以及重死轻生的任何注释。练习去死亡，皮埃尔·阿多说，即练习真正地去生活，也就是超越“片面的、偏颇的自我”，提升到一种“在高处的目光”，提升到一种“普遍性的视野”。这种三重的主题，最终只是唯一的一个主题，恰似在这些对话录里不断重现的一个主题曲，因为它运用在生命里的各个层面，对于所有的人类兄弟都是一样的。超越“片面的、偏颇的自我”，也就是首先要对我们属于人类共同体有所意识，对我们在行动中需要不断地拥有“共有”（koino'nia）的财富的必要性有所意识。在众人之后，皮埃尔·阿多毫不费力地指出，不仅仅在古代哲学的话语中，而且也在从苏格拉底到普罗提诺的哲学家们的实践中，还有所有那些不是职业的哲学家却从哲学家的格言里汲取灵感的那些人们的实践中，这个主题有多么重要。您可知道斯凯沃拉（Scaevola）兄弟，作为斯多葛主义的信徒，表现为廉政的执政官，而穆修斯·斯凯沃拉作为罗马派驻亚洲省份的督察官，不仅仅没有根据惯例填满自己的腰包，反而自己付旅费，甚至要求他的下属也做到同样廉正？您可知道马可·奥勒留，作为斯多葛派的皇帝，流传的故事成百上千，他在得知做空中杂技的孩子们伤亡的消息时，特地规定这些训练从此要加系带来保护；当为了捍卫罗马边境而抵抗在巴尔干附近的萨尔马特人时，他会自问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这些原则和范例对今天的民主都是有用的，而无需对之进行“当下化”的处理。
对于皮埃尔·阿多来说，依照古代哲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种规则，以及对“片面的、偏颇的自我”的超越，还有“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普遍性的视野”，也给学者做了规定：“研究一个文本，或者一些微生物，或者星辰，要抛除主体性。”在民主的实践以及科研的工作中，“需要抛除个体自我、激情自我的片面性，来升华到理性自我的普遍性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皮埃尔·阿多将矛头直指一种所谓时髦的理念，即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有效的，所有的注解都是主观的，不仅不可能抵达客观性，甚至连朝这个方向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不能搞错了。在作为史学家、尤其是哲学史专家的情况下，置身在普遍性的视野里，这丝毫不意味着在诠释文本时可用仿佛文本脱离时间、地点及其产生的社会的方式。皮埃尔·阿多沿着这样一条路阐明观点，从他认为流传过广的关于哲学话语的非时间性、超地点的概念出发，过渡到哲学话语嵌在历史中的明确意识的形成。
对于古代哲人来说，这种自我的超越，这种普遍性的视野，并不仅仅关涉学者与政客，而是关涉所有的人类：古希腊人首先构想了人类共同体的统一性，其中包括奴隶，宣称是“世界的公民”。当皮埃尔·阿多被问到这种“普遍性的视野”的意义以及与康德的“普遍性法则”的关系时，他强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在康德那里，“道德性在意料之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主义式的飞跃中创造出来，这让我们从一个有限的视野过渡到普遍性的视野”，或者还“从仅能看到自我利益的小我过渡到朝向他人与宇宙敞开的自我”。这正是苏格拉底的遗产，他曾对雅典人这样说道：“谁能比我更多地忘记个人的利益，而来关怀你们呢？”
另有三个其他的主题交织在我们以上提及的主题里，并且是用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的，在这里，短短几行的归结远不及在这本对话录末尾的选目。第一个主题，皮埃尔·阿多是在高中会考里初次遇到的，当时，他要针对柏格森将哲学界定为“一旦采取素朴的方式看待自身和周遭的决定”的一篇文本撰写论文。这种素朴的感知，他在古代人那里重新找到，比如在他援引的塞内加的文本里，而且也在距离我们当代更近的一些画家或诗人那里找到。在其中也关联了瞬间的重要的情感，这是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不断表达的[这是伊壁鸠鲁派诗人贺拉斯的“采摘当日”（carpe diem，另译为“及时行乐”）的真正意义]，也是一些现代哲人例如蒙田和歌德所不断表达的——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福；皮埃尔·阿多所称作的“存在的纯粹幸福”、心醉神迷的状态是与瞬间的丰富性相联系的，在现代哲人那里，也是在存在的谜语面前的焦虑、甚或恐惧。
我们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主题相互交织：“海洋般的情感”是皮埃尔·阿多称作宇宙意识的细腻的顶端；体会到当下瞬间的重要性——在我们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广袤时空里，仅仅是我们对之有把握的时间与地点，这就等于生活在每一个时刻，仿佛这既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仿佛人们用如同初次相见的目光“纯真地”看待这个世界。而属于这个世界的意识，也是置身在人类共同体中的意识，带着由此而来的所有义务。难道我们可以说皮埃尔·阿多拒绝建构一个完美无瑕的体系的诱惑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任何的形而上学，甚至任何的存有学都在这本书里缺席。过去，柏拉图试图用理性的方式向我们证实，美德要比罪恶更有益，而我们应该依照自身的利益行善。阿多完全不讲这一类的理论。这类理论什么都不能证明，也不能向我们保证幸福，事实上，完全不能给我们任何的许诺。他仅仅告诉我们，如同在苏格拉底或者马可·奥勒留的时代，一些原则引导了这些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今天对我们来说，也可以产生“更自觉的、更理性的、朝向他人与世界的广袤更敞开的”一种生命。
因此，这是为众人撰写的一本书。难道这对于以教授哲学为职业的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吗？我不这样认为。偶然与可预见的结果的交融促使这本书由三个声音构成，它们由于友谊而联结在一起。阿尔诺·戴维森是任教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尤其是他在美国介绍和翻译了皮埃尔·阿多的作品，并已计划良久要与皮埃尔·阿多一起做《对话录》。而且，当我们的主编埃莱娜·蒙萨克雷（Hélène Monsacre）了解到多年来的友谊把我与皮埃尔·阿多及他的夫人密切联结在一起，就请求他接受也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决定，由戴维森与我本人来分担这项提问的任务。我们都很清楚，双方的问题、兴趣、能力都不同：戴维森是真正的哲学家，十分贴近当代的哲学问题。从我的方面，当我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开设研修班时，我就曾提到一些话题，但只是与哲学擦边，比如阿多对星相学、祈祷、斯多葛派的决定论的批评。结果就是——正如古代的哲学话语一样——在这本书里，即使没有矛盾之处，也至少包含了从不同视角涉及的一些主题和反复，可以说，一些回答与听众相对应，面对“世俗化”或“职业”的哲学家：透出奏鸣曲式的一致性，胜过哲学论文。因此，在这里显而易见，哲学不是体系的构建，而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雅妮·卡尔利埃（Jeannie Carl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