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最早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系统性介绍的是徐学敏。徐学敏（1998）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其实就是一种效率，直接表现在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之比上，经济发展质量可以分解成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也有其他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如王雅林，何明升（1997）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基于经济社会资源上的全部功能与其整体运行状态。经济发展质量包括发展水平、发展目标值、发展集约度、协调度、持续度5个维度。冷崇总（2008）认为经济发展质量不是一个单一维度，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内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各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短期研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结果，应该对各指标进行长期测度研究。洪银兴（2010）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系统性评价，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是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和资本投入效率。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创新含量。除了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系统评价外，也有学者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度验证。如宋利格（2006）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部分省市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李永友（2008）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认为江苏省经济发展质量呈粗放型增长，结构协调欠佳，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低；罗旭斌（2009）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并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毛燕玲、肖教燎、傅春（2008）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并得出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结论；王文彬、王雅华（2009）对中部地区6个省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相关建议；高丙吉（2009）对甘肃省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测度，并从居民生活质量、经济增长的竞争能力、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水平等方面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

部分文献对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对比研究。宋利格（2006）对西部部分省（区、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等8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于红英（2006）从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出发，建立对应的指标体系，对西部地区2000—2004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因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马晓晴（2008）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中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现状进行了聚类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并不平衡。钞小静（2009）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体系，并确定了相应的定量分析指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济转型30年来，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获得较大提高，但各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1）部分文献研究了经济发展质量与速度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快”“有效率”是指速度，“好”是指质量。⁽³⁾经济发展“快”是经济发展数量的反映，如国内生产总值等，而经济发展质量则是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的反映⁽⁴⁾，是对经济发展综合性、系统性的反映。经济发展速度是保证经济发展质量优化的根本，而经济发展质量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终体现。传统经济思想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效率问题又表现为投入产出问题⁽⁵⁾。单位投入获得较多产出，认为其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越高，经济发展效率就越高，经济发展效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⁶⁾。国内最早研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关系的是孙冶方，他认为苏联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低效率性，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违背了市场规律，发展经济质量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⁷⁾⁽⁸⁾。但他并没有就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进行系统阐释。

后来有学者直接认为效率就是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依据是一定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是质量的主要表现⁽⁹⁾，在研究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问题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最为广泛。特别是经济转型发展时期，随着以人力成本逐步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加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动力与源泉。蔡昉（2013）认为我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后，加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经济”转型，表现为资本投资报酬递减。以往经济快速增长中的政府主导型投资方式，已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靠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有部分学者对各区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但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差别，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刘建国（2012）等测度了1990—2009年我国各省（区、市）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由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张少华（2014）运用基于投入冗余角度的全要素生产指数（ISP）对我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1985—2009年，我国35%左右的经济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贡献力量。各区域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省际异化现象表现日趋明显。

在以往文献中，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后，并没有学者对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行系统分析，而创新最直接的表现是专利申请数和技术进步方面。而现有文献在做创新效率分析时，并未纳入技术进步因素。如肖文等（2014）利用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测度了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但该文献用到的因变量是代表市场效应的“新产品产值”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代表创新成果的“专利申请数”与“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并未直接纳入技术进步值作为产出变量。结果显示中国整体平均效率在0.5～0.6，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说明。余泳泽（2013）虽然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了创新效率，但其产出变量只选择了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在产品创新阶段也没有涉及技术进步值。该文献借鉴白俊红（2011）所用方法对创新申请书进行了重新测量。结果显示科研创新效率较低，西部地区效率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并产生了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白俊红等（2009）采用基于非参数的随机前沿方法估计了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创新研发效率，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并未把技术进步纳入分析指标范围，仅仅把专利申请作为创新的产出，分析结果可能会产生不一致的情况。该文献结果表明中国创新效率较低，但呈逐年提高的态势，各地区间存在差异，区域间创新网络建设不完善，需要改善区域创新环境，提高区域创新系统网络能力。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科学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较多，但并没有针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系统测度的相关文献。在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后，较少有文献分析技术进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现有测度创新效率的文献并未提及技术进步指标。本书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创新发展效率进行测度。

（2）部分文献研究了经济发展质量与协调的关系。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合理、协调程度高将会导致经济质量的提高⁽¹⁰⁾。经济协调发展一般包括产业结构、投资与消费、二元结构和城镇化4个方面。在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较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张金昌（2002）认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但不低，反而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并不均衡，比较劳动生产率还存在较大差异。他认为通过比较各地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产业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王建军（2012）对河南省改革开放30年来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且产业间差距越来越大，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周学智等（2010）对吉林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相比全国而言，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肖灵机（2006）对江西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认为江西省第三产业内部差异较大，结构不合理，并对各行业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也有部分学者对西部民族地区单个省（区、市）的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如王峰（2013）对甘肃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认为甘肃省产业结构优化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在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上的变化呈同方向变动关系。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关于西部民族地区某个单独省（区、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但是系统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文献少之又少。

在研究经济协调发展时，本书还引入了二元系数。现代经济增长结构论⁽¹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换的表现。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结构论”是其代表，该理论认为当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会消失^(12)(13)。本书在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时，就用到“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两个指标。程前昌（2013）认为2004年后中国二元对比系数有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最低，第一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李云娥（2008）对1978—2004年二元反差系数进行分析，认为二元反差系数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存在政策干预，该趋势可能会缩小。虽然较多学者在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上研究出大量成果，但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传导机制分析并不充分。

研究经济协调发展中涉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文献较多。陈凌（2006）认为我国存在较低的消费率，以致影响到了经济的稳定性。我国需要适当控制投资增长速度，同时提高消费量，实现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投资率、消费率对城镇化的影响，陈昌兵（2010）把城镇化分成两个阶段，规模化阶段投资率与城镇化率呈正向关系，消费率与城镇化率呈反向关系，市民化阶段则相反，投资率和消费率与城镇化分别呈倒“U”型关系。袁晓玲（2011）分析了1978—2009年我国投资率、消费率与城镇化的关系，认为三者长期存在均衡稳定的关系，消费率对城镇化率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消费率和投资率对城市化率均有正向效应。可以看出，以上文献在考虑投资与消费对城镇化的影响时，虽然找出了三者之间的部分关系，但在整体上还是缺乏系统性研究。

综上，经济协调发展的各个部分虽然有很多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但是系统性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更少。本书首先找出众多影响经济协调发展因素的显著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参数估计方法对显著性较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3）部分文献研究了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状态⁽¹⁴⁾。为此，国际、国内相关组织给出了较多关于环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如国家进步指数（MDP）⁽¹⁵⁾。后来世界银行提出了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标准⁽¹⁶⁾，联合国提出了包括环境在内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大系统”，并构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体系⁽¹⁷⁾，中国科学院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数⁽¹⁸⁾，中国统计学会也构建了包括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其他指标在内的综合发展指数（CDI）⁽¹⁹⁾。

也有较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问题。张培刚（1992，1999）讨论了通胀、失业、分配和环境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在经济发展中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²⁰⁾，初步形成了环境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的理论。但该论文并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发展质量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除此之外，目前较少文献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进行研究。整理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经济发展中生态脆弱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并不深入，且研究工具与方法和理论结合欠佳。本书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进行测度，并从节能和减排两个方面进行松弛性分析，为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节能减排决策提供最直接的参考。

（4）部分文献研究了经济发展质量与成果共享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全国各族人民福利增进，生活水平提高，共享经济发展的结果。现有文献中研究经济发展与成果共享最多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王志平（2007）具体介绍了HDI的计算方法，并对其改进进行评价。田辉等（2008）对我国1994—2007年HDI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并对各省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较多文献对HDI的测度方法进行介绍，并对各省区HDI进行科学测度，然后给出对策建议。但是在提高HDI的过程中，投入的要素需要支付成本，要素的价格成为HDI改进的重要方面，但是以往文献中并未提及。本书首先测度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HDI，并构建基于成本角度的DEA模型找出提升HDI的方法，为西部民族地区HDI提升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