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较少有系统性研究经济发展质量的文献。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或者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很少有文献把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进行区分和比较分析。

在现有文献中，M.M.Postan（1953）的文献中最早有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子。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有了经济发展的思想，更多关注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而之前经济学理论对短期均衡研究更加集中，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投入产出比，对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影响因素研究不足。之后有较多文献陆续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W.Paul Strassmann（1956）分析了经济增长中股权投资的影响；Solow（1957）通过计算索罗剩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技术进步引起的创新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处并未提及经济发展质量；Arrow，K.J.（1962）探讨了规模收益递增函数和相关原理，发现要素组合的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并未引入经济发展质量的分析中；卡马耶夫（1977）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此过程往往伴随经济质量的提升，强调经济增长在产品质量、生产资料效率和消费效果的重要性；Michael A.Conte&Ali F.Darrat（1988）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政府部门等公共管理部门的扩张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对整个经合组织而言，政府部门的扩张对经济发展并无显著推动作用。可以看出，这之前仅有一些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苗头，但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分析经济发展质量。

也有部分文献简单区分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数量的异同，但并没有指出两者在本质上的不同。Sen A.（1988）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是质量的提升，表现为“以人为本”，如健康与寿命、教育获得、社交需要等，人的“权利”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N.Shafik（1994）认为过去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研究主要来自许多国家的大样本，但是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成本可能会存在不同，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会导致环境的恶化；Todaro，M.P.（1996）认为发展的本质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体，经济发展质量除了提高经济数量外，更重要的是提升质量，如产出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分配变得更加重要，工作机会、教育获得、人道主义也很重要，扩大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选择范围等；Robert J.Barro（2002）通过计算跨国数据分析了两者的关系，结果显示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相辅相成，如经济增长最直接表现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加追求如健全的法制、完备的公共品供给、社会公平正义、反腐败等，这些就是经济发展质量的表现。Bradford Cornell（2010）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R.C.Smardon（2003）认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一定的影响。他选择美国24个可持续发展城市为典型代表，定义了34个影响维度去分析发展的持续性，提出社会资本的有效可持续的利用。He J，Wang H（2011）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收入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对环境有所改善，但很少有研究针对曲线的高度和转折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战略和环境规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的影响，对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文献直接分析了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但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如Chenery（1960）、Pasinetti （1981）、Beason&Weinstein（1996）分析了经济增长协调性中结构问题；Aghion&Howitt（1992）、Ramey（1995）、Barro（1996）、Turnovsky&Chattopadhyay（2000）分析了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Murphy等（1989）、Galor&Zaria （1993）、Persson&Tabellini（1994）、Alesina&Perotti（1996）、Barro（2000）讨论了经济增长中的公平正义问题；Meadows（1972）、Meadows（2004）、Scholz& Ziemes（1996）、Schou（2000）、Grimaud&Rouge（2003）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问题。虽然以上文献对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3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但并未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5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