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总体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虽然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如果把关注点限定在城乡差距上，可能会忽略城市之间和农村之间的内部差异。因此，在该部分中，我们将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活动在总体区位的空间分布。

1.3.1　民族地区的区域规模与增长率

关于总体经济分布的演变特征有两个经验法则：Gibrat’s Law和Zifp’s Law。Gibrat’s Law一开始用于反映企业增长率与绝对规模的关系，认为企业增长率独立于初始规模。Gibrat’s Law也被应用于区域规模，正交（随机）增长将会导致区域规模呈现对数自然分布。而根据Zifp’s Law，城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图1.2给出了民族地区有市辖区的地级市区域规模与增长率的关系，其中图1.2a是1994年民族地区各地级市人口密度自然对数值与1994—2015年城市规模年均增长率的关系。为了检验初始规模与增长率关系的动态差异，图1.2b和图1.2c分别展示了1994—2005年以及2005—2015年细分情况。同时为了验证Zifp’s Law法则，图1.2d还给出了民族地区市辖区规模与增长率的关系。

1994—2015年民族地区总体人口增长率与区域规模负相关，民族地区区域规模体现出空间收敛的特征，没有发现区域规模和增长率服从Gibrat’s Law的证据。该结论与Michaels等（2012）⁽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利用美国分县数据分析了1880—2000年美国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的关系，发现基期人口密度与平均增长率呈“U”形关系。对于初始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平均增长率与基期密度负相关，对于高密度地区，初始密度与人口增长率的关系较为平坦，对于中等密度地区，平均增长率与基期密度正相关。我国民族八省区经济密度相对较低，符合低密度地区的特征，即增长率与初始密度负相关。民族地区各区域之间体现出趋同的增长态势，其原因在于1994年以来，随着中国总体市场化进程的开启和加速，民族地区也先后进入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进程中。初始经济密度更小的地区后进入该进程，但该进程一旦开启，这些地区将会获得二元结构转换的最大初始红利，从而呈现出更高的增长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在1994—2015年体现出的总体趋同发展态势，并不意味着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该趋同仅仅是发展的结果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短暂阶段。细分时间段来看，1994—2005年民族地区初始规模和增长率的负向相关更为显著，趋同态势也更为明显，拟合曲线的斜率更大。但2005—2015年民族地区区域规模和增长率已经开始体现为正向相关的关系，即民族地区各区域之间开始体现出集聚发展的态势，并且具体到市辖区的维度，市辖区集聚发展的态势显著更强。总体来看，随着总体经济规模的扩大，民族地区已经进入中等规模区域普遍体现出来的集聚发展阶段，区域差异程度将会进一步扩大。关于中等规模地区的集聚发展态势，可能的原因包括：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土地资源在生产函数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从而弱化了经济密度较小地区在土地资源上的优势。另外，新技术的引入更有助于经济密度相对更大的地区体现集聚经济优势：摊销新技术必要的不可分要素、分散新技术失败风险、降低知识溢出的交易成本等。

图1.2的经验证据也表明Gibrat’s Law不适用于民族地区，而更适用于高密度城市，只有在高密度地区，其增长率和基期规模才是正交的。这意味着在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地理格局时，仅关注城市地区是有误导性的，民族地区各区域之间已经经历的趋同增长和正在经历的集聚增长正在重塑民族地区的经济地理。

1.3.2　民族地区人口和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

人口分布也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重要观测指标，图1.3给出了民族地区地级市历年人口分布的核密度图。1994—2015年民族地区人口分布的离散程度显著增强，体现出人口集聚的态势，并且该种集聚主要发生在1994—2005年间，2005年之后人口分布变动较小。但2005年之后，民族地区市辖区的人口依然体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即非农部门就业密度有相对更大的离散程度。这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结构变迁增加了人口密度的总体离散程度，尤其是市辖区人口密度的离散程度。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如何影响收入水平是政策层面更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实施空间协调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民族地区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并判断收入水平分布与经济活动分布的关系。我们计算了民族地区各地级市历年平均工资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结果见表1.3所示。另外，为了判断工资分布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关系，图1.4给出了民族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分布情况，其中图1.4a是2005—2015年民族地区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与初始工资水平的散点图，图1.4b是民族地区市辖区在岗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与初始工资水平的散点图。

从民族地区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来看，2000—2015年，民族地区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地区相对稳定，但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变异系数体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区际差异先缩小后扩大。2005年之前，各地区工资水平差距区域扩大，其原因在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但受各地区禀赋差异的影响，各地区工业进程的启动时间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各地区工业专业化的差异，并扩大了人均收入差异。而2005—2010年，民族地区收入分布体现趋同的一个可能解释与初始农业份额有关，该阶段各地区人均收入增速与初始农业份额显著负相关。初始农业就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农业就业份额显著下降，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最为快速。但随着后发展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民族地区区际专业化程度开始下降，从而导致了区际人均收入又开始体现出趋同态势。2010年以来民族地区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既往已经成熟的工业体系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产品结构向新型工业和服务业转换。该转型过程的先行地区将会凭借新产业的生产优势得到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该差异将会随着要素集聚外部性的增强而扩大。因此，预期民族地区市辖区工资水平的区际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阻断该过程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新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标准化，使得新产品生产扩散至其他地区；二是相对弱后地区跳过产业演化路径，直接切入下一代产品的生产技术。

总体来看，民族地区收入分布呈现空间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在传统农业经济中，收入的区际差异有限。但在工业化初期，部分地区凭借“第一天性”因素成为工业发展的先行地区，工业活动在这些地区的专业化发展导致了收入的区际差异扩大。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扩散，民族地区普遍进入工业化转型阶段，各区域农业份额降低，收入差距缩小。但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民族地区又面临着后工业化发展转型的格局，收入区际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如何凭借“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向西向南开放契机，实现民族地区普遍的发展动能切换，是缩小民族地区区际收入差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