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创新能力的内涵及解构

创新，在我国是十分流行的词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需求，是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是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常星星，2016）。产业创新是指产业在成长过程中的合作创新（严潮斌，1999），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金融机构等投资、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实施、风险和利益等主体的协同行为，强调运用产业创新政策诱导、协调和保障产业内企业的创新行为。产业创新能力是产业在创新过程中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比较产业间发展趋势的指标之一，Yan et al.（2018）将其分解为资源投入能力、技术研发能力、创新制造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外在表现是一国特定产业以其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力，直观表现就是国际市场的份额或所占有的比率；内在表现是产业内部以分工创新为主要模式的创新活动深化，包括特定产业的知识本质、扩散机制、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产业网络连接性、产业层面的多元化创新机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项目相容度等。Tavani et al.（2018）也认为产业创新能力是实现创新战略，由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决定的系统整体功能，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学术界对产业创新能力研究的兴起，衍生出了不同视角下的产业创新能力的诸多定义及构成，归纳起来可以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在宏观层面上，Porter&Stern（2002）提出创新能力是指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中，生产产品和商业化技术创新流的能力。张治河等（2015）认为，产业创新能力包括了产业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在相关产业中的创新扩散能力两大部分。其中，产业内的自主创新能力是指某个特定的产业利用产业内的创新资源，通过合作创新等方式实现某个关键技术的突破，并实现商业化应用的能力；相关产业的创新扩散能力是指某个特定产业的创新会对相关产业形成创新成果的知识溢出，促进相关产业进行创新的能力，产业间的创新扩散会使得全部产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并最终对国家的创新能力产生正面影响。纪国涛和吕富彪（2017）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将产业创新的过程分为三个环节，即引进、吸收、提高。由此，产业创新能力可以分为技术引进能力、创新模仿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三个方面。其中，技术引进能力是指积极引进来自于创新领先国家的优质技术，并进行自我吸收的过程；创新模仿能力是指在联合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模仿创新领先主体而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理念，再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是指依靠自己的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储备进行创新投入，开展技术和产品研发活动，取得创新成果的能力。

在中观层面上，Hu（2008）以台湾液晶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知识流动和创新能力间的关系，并对产业创新能力界定如下，即产业创新能力是该产业能够产出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断对现存的产品和流程进行改进的能力。Akman&Yllmaz（2008）以软件行业为例，对创新能力、创新战略和市场方向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内涵进行了如下阐述，即产业创新能力是指具有促进创新文化、推进创新活动、正确理解和应对创新环境的能力。吴丰华和刘瑞明（2013）将产业创新能力划分为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生产能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反映的是产业的科学研发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反映的是产业的新产品生产的能力。王珊珊等（2014）认为产业创新能力是多种能力的复合，产业创新活动涵盖了整合创新资源、投入资源要素、收获产出成果、扩散创新成果等环节，据此，将产业创新能力划分为创新投入能力、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扩散能力四个子能力。其中，创新投入能力反映了该产业对储备的创新资源投入的情况；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反映的是该产业对不同属性、不同品质的创新资源进行分类、组合和运用的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反映的是该产业将创新资源转化为诸如新产品、专利等创新成果的情况；创新扩散能力反映的是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内溢出的能力及市场化的创新成果的推广情况。

在微观层面上，Ionescu&Dumitru（2015）认为，产业创新能力是制造商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而将固定资本、财务资源、人力资源、技术知识、组织声誉和社会资源六类资源进行组合所实施或采用的流程或手段。李宇等（2014）立足于网络视角，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微观运行机制、产业链的运行机制、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并为产业创新能力做出了如下的界定，即产业创新能力是指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优化自己所处的网络关系质量，提高网络运行的质量，最终实现产业创新升级的能力。孙晓华和周玲玲（2010）以不同特性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产业创新能力会因企业的特性而有所差异，从创新成果产出的角度对产业创新能力进行界定，并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指标。Wang&Zhang（2018）以企业为主体，认为产业创新能力涵盖了产业自主创新的直接能力、间接能力、内生能力、外生能力四个方面。其中，直接能力是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开展研发和制造活动，并获得创新成果的能力；间接能力是指创新资源储备、创新科技扩散、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能力；内生能力是指企业治理、决策、盈利、产学研合作的能力；外生能力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两方面对产业进行支持及知识产权环境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促进的能力。

（二）产业创新能力测度

1. 产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产业创新能力只有通过对数据量化表征才能得以体现，然而，由于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相对薄弱，难以达到深入研究的要求。

此外，产业创新系统本身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指标选取要多元和广泛。产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产业创新能力由多种要素构成，评价体系构建需要注重指标的全面性。本研究在维度和指标选取时充分搜寻、广泛评估，从而保证了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此外，根据要素指标与上层维度的相关性大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以保证维度间的独立性和维度内的相关性。

第二，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不仅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力求所选指标能反映出各要素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变化特点，还应注重评价体系的实操性，从而为空间差异分析奠定基础。

第三，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产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系统，内容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多个领域，评价过程中应结合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特征而设计，同时参考国际上和我国关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来构建，以保证实证分析的系统性。

产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建立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现将主要的几个进行分析，加以比较，见表2.1。

通过表2.1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历程有个总体的把握，表中总结了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所取得的成果，也指出了这些研究成果中不足之处。

2. 产业创新能力测度评价的方法

评价是人类社会中一项经常性的、极为重要的认识活动。在前述产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的基础上，选用什么样的综合性方法能更有效、更客观地评价产业创新能力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围绕创新能力评价，国内外众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思路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无量纲化方法

无量纲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计量单位的影响，以方便数据处理。通过梳理有关文献，现被广泛应用的无量纲化方法主要有：

（2）评价指标权重法

国内外学者及现有文献关于评价指标权重赋予方法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因所占权重不同可分为三类，如表2.2所示。一是主观赋权法，该方法最明显的特征是“主观”，受人为因素尤其是感情因素影响指标权重，进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决策和行为，使得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受到质疑，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辅助方法，提供一种参考，以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全面。二是客观赋权法，该方法最明显的特征是“客观”，按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进行反映与考察，与感情、偏见、意志等无关，评价结果具有明显的对象性特征，依据所反映的特征重要程度分配相应的权数，匹配程度较高，信息量涵盖适中，是被广泛采用的评价方法。三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定权方法，这种方法是上述两种方法的折中与融合，通过主观赋权法进行初步判断，再结合客观赋权法进行分析，更加全面。

（3）综合评价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通过对于评价对象本质特征表现的多个方面进行归类并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得指标可以进行统一核算，计算出所需的相对评价值或结果，从而对被评价对象进行排序或优选等的综合的、整体的评价方法。当前，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法主要有信息量权法，常用的有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李荣平和李剑玲，2003；凌和良，2016）、层次分析法（刘耀等，2008；刘凤虎等，2016）、模糊综合评判法（董岗和傅铅生，2004）、数据包络分析法（杜栋，2001；马贤娣等，2007），以及灰色综合评价法（苏越良和罗剑宏，2002；王青云和饶扬德，2004）等，详见表2.4。

（4）效率评价法

MBA智库百科将创新效率定义为创新行为的投入产出比。评价投入产出效率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参数法，通过预先设定生产函数，估算参数，得出效率，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于复杂生产关系的效率评价。二是非参数法，广泛采用的是DEA法，不需要预先设定生产函数，但这种方法无法保证求解的有效性和有效的效率排序，对决策提供的数据支撑有限。三是效率评价法，该方法将多种投入与产出建立模型，通过无量纲化与权重赋予确定效率值。

（5）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是基于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将性质相近的评价对象归为一类的一种广泛采用的分类技术。该方法的明显特征是保证同类对象的同质性，不同类对象的异质性。其主要包括层次聚类法和迭代聚类法。

聚类分析主要依据目标间的距离和关联系数两种方法进行分类。

两目标间的距离公式：

其中：d_ij表示目标i与j的距离，X_iv，X_jv表示i与j的对应值，m表示变量个数。

两目标的关系系数用相关系数γ_ij表示：

其中，X_i，X_j分别表示i与j在各变量上取值的算术平均值。

以上5种数学方法是现有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90%以上的中外文献都采用这些方法来评价事物，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其中主要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做分析比较，我们看到这5种分析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在消除人为因素干扰方面有较大的问题。

3. 产业创新能力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产业创新能力评价及其指标体系设计，现有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第一，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水平是产业创新的关键。宋河发等（2009）、Dolata（2015）都关注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以知识和技术体系为核心提出新技术的变革和创新能力是产业创新的关键。这些研究都是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评价技术创新能力的，将技术扩散效率等同于技术创新，从而用技术创新能力来替代产业创新能力。第二，创新网络等环境因素对产业创新至关重要。Wen-Hsiang（2015）等着重关注了创新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网络和创新环境，这两大因素再加上公司的知识技术体系共同进化，从而引致产业创新。第三，认识到产业集群和区域集聚对于产业创新的重要作用。刘光东等（2011）认为产业集群可实现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整体提升的目标并引发创新。第四，政府政策扶持对于产业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李培楠等通过制度创新能力来评价产业创新能力，其制度创新能力主要涉及产业政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李培楠等，2014）。在研究思路方面，以上研究集中通过文献回顾和产业创新要素的剖析来对产业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外最新研究聚焦到了产业区域集群特征和产业政策对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Yoon&Nadvi，2018）。Gerasimova（2014）等指出创新集群区域和集群政策二者结合实施对创新的必要性；Soogwan（2014）、Bouet（2014）强调了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有助于企业实现创新行为和经济的增长。最新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导和集群区域网络已成为影响产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在评价产业创新能力时依赖这两大因素，而在评价指标设计时并没有突出产业政策主导指标和区域集群指标的重要性。

（三）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关于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创新基础、市场及产业发育程度、外部政治环境等方面，本研究将以上影响因素归纳为基础力、驱动力和推动力三类，具体如下：

1. 研发基础方面

产业创新能力研发基础主要包含研发人员、研发设备和研发经费三个方面。

在研发人员方面，人才是社会创新的基础，科技创新人才被认为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Chandra&Dong，2017；Hong et al.，2018），因此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Kianto et al.，2017；He，2018）。赖德胜和纪雯雯（2015）认为在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了技能存量的生产要素作用和知识存量的创新作用。叶英平（2013）通过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在研发人力投入的指引下，能够完成更多的知识创新项目，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值，提高创新能力。Bogers et al.（2018）指出拥有一定量知识、技术与能力的人力资本对基础科学的进步、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的促进作用，将导致要素投入的改变及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研发设备方面，硬件设施的投入为产业创新提供物质保障和研发平台，提高了社会经济在各个产业、各个区域的联通性，有利于推动产业创新向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转变（蒋震，2018）。张莹和张宗益（2009）在构建panel-data模型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上对重庆市区域创新环境的五个分量进行经验讨论，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李平和黎艳（2013）将科技基础设施细分为科技物力基础设施和科技知识基础设施，扩展知识生产函数建立计量回归模型验证相关效应，结果显示科技基础设施对中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十分显著。Cass et al.（2018）强调基础设施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认为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对改善产业创新能力起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研发经费是影响产业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Ritala et al.，2015；邹国平等，2015；Wen et al.，2018），是创新活动的重要驱动力（Bronwyn et al.，2013）。但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受经费投入数量影响而存在差异。韩先锋和董明放（2017）研究发现，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创新能力发展呈倒“U”型关系，企业不能一味地增加研发投入，当研发投入超过拐点时，不会带来同等比例的创新绩效的提升，反而占用过多资源，对其他潜在投资产生影响，同时降低研发经费投入对利润的弹性，只有适度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才能推动技术进步。这一结论也得到了Wang（2011）和Plank&Doblinger（2018）的支持。此外，我国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教育水平等外部环境影响而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综上所述，研发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同等水平的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产出增加，而应对研发投入强度和外部环境进行综合考量（朱俊杰和徐承红，2017）。

2. 市场及产业方面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产业创新能力主要受市场需求、产业集中度及竞争程度等内部驱动力驱动。

在市场需求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强调需求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贡献。Schmookler（1966）最早提出“需求驱动”（demand pull）假说，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需求导向、需求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变化是促进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的最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随后大量学者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样本的实证研究说明市场需求是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原因。Lee（1991）研究发现应用研究的技术交流、产品类的技术交流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需求。Mariacristina和Marco（2007）对意大利216家制造企业199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不同类型企业受需求因素影响有所差别，出口型企业研发投入对销售额更加敏感。Ghisetti（2017）以欧盟、瑞士和美国等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非参数匹配模型，探索政府需求在鼓励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方面的贡献。Armand&Mendi（2018）对2004—2013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资变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需求减少对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机制。Ma et al.（2018）则对中国能源行业267份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管理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有积极影响，需求在提升内部研发效率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此外，Mowery和Rosenberg（2006）在Schmookler（1966）提出的“需求驱动”（demand pull）假说的基础上，结合Rosenberg（1974）和Dosi（1988）等提出的“供给推动”（supply push）假说，提出“双因素”说，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技术和市场是创新成功的决定性力量，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创新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赵馨智等（2014）基于能力观的视角，提出了基于能力需求、供给匹配的集成创新策略框架，阐述了创新策略的“需求供给匹配，两条路径循环”的基本机制。Petersen et al.（2016）和Kalcheva（2018）分别对医疗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均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不仅需要需求拉动，更需要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协同作用。

产业集聚是促进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Porter，2000；Liu et al.，2017），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陆毅，2010；刘军等，2017），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Ciccone&Hall，1996；Zheng&Lin，2018），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Carlino et al.，2007；Zhang，2015）。这些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历程，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走集聚式发展道路（杨浩昌等，2016）。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学者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产业集聚方式。一方面，以Marshall、Arrow和Rome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专业化集聚的概念（Arrow，1962；Romer，1986），并且由Glaeser（1992）将其整合为Marshall-Arrow-Romer（MAR）模型。该模型认为在特定区域内，提高一个产业的集聚化程度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该产业的创新绩效（Castaldi et al.，2015；Yoon&Nadvi，2018）。专业化集聚强调了一个产业内部企业之间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并且认为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只能由相同或相似产业的集聚化所产生（Billings&Johnson，2016；Jang et al.，2017）。另一方面，Jacobs（1969）所提出的多样化集聚认为，知识溢出效应最重要的源头在企业所处的产业之外，其理论强调在特定区域内，不同产业之间的集聚能够促进异质性的知识溢出，有利于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Li et al.，2012；Hamidi et al.，2018）。

行业竞争程度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参与竞争的总体投入和强度，它反映了特定行业的垄断、竞争程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杨慧军和杨建君，2015；黎文靖和郑曼妮，2018）。学者们关于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Schumpeter（1942）为代表的“熊彼特假说”。该观点认为行业竞争程度与创新绩效负相关，以“创造性破坏”理论为基础，提出产业的垄断程度越高，技术创新的密度越大，同时强大的竞争压力会降低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的可能性（Tabacco，2015），从而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第二种观点是以Arrow（1962）为代表的“竞争利好假说”，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比垄断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该研究表明当行业内竞争强度较大时，激烈的竞争会导致企业间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合作创新的绩效提升（Lefouili，2015）。另外，企业为了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会产生更强大的动力参与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成为企业获取新能力和新资源的有效途径（Yao et al.，2018）。第三种观点是以Mansfield（1968）为代表的“倒U型假说”，认为中等竞争程度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创新（Cai et al.，2017）。

3. 政策制度方面

产业创新受到来自外部产业政策或制度推动，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激励、创新平台推动。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熊彼特租金或转让该技术获得商业利益的保障（Whalen，2018；Nordens)vard et al.，2018）。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动机在于技术创新行为带来的商业利益，而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投资等机制促进了技术市场在创新行为中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洪银兴，2010）。因此，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产业创新能力可能因面临外部性或信息性问题而导致增长乏力（Lerner，2010；张峰，2012；Falcone et al.，2017）。

政府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制度创新的主体，为企业提供财政、税收、金融和产业方面的政策支持，促进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Zhang，2013；Liao，2018）。产业创新产出离不开政府。一方面，政府通过完善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秩序、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等方式间接影响创新产出（朱建新和冯志军，2009；樊琦和韩民春，2011）；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创新投入的外部经济性有利于产业整体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郭迎锋等，2016）。目前，学者在探讨政府产业创新政策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方面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主要集中分为三个方面：促进效果、挤出效果和混合效果。“促进”流派的学者认为产业创新政策能够增加企业自身的R&D支出，进而有利于开展研发活动，目前学术界已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促进效果的理论基础（Edquist&Borrás，2013；Costantini et al.，2017；Andriosopoulos et al.，2017）。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的不同，本研究将“促进”流派的实证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重点在于产业创新政策是否存在促进效应；第二阶段的研究结论明确指出产业创新政策会促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并且进一步探究了补贴促进程度；第三阶段的学者们研究了不同因素影响下的产业创新政策效果问题，如企业规模、行业、政府补贴方式等；第四阶段的学者尝试划分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各阶段或政策实际作用阶段，并进一步探究最佳政策组合方式及影响政策效果的内外部因素。图2.6为促进作用实质研究。

与“促进”流派学者不同，“挤出”流派的学者认为，产业创新政策不仅不利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会产生替代或减少作用，目前学术界也已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挤出效果的理论基础。大量学者使用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挤出效应的存在（Montmartin&Herrera，2015；Fisch et al.，2017；Rahman et al.，2018）。以上两种看似不同的结论，主要因为样本数据、研究对象、变量选择等存在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研究表明，产业创新政策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促进效应或挤出效应，而是二者同时存在，且在不同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效果（Zhao et al.，2018；Pani&Perroni，2018）。由此可见，产业创新政策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已经不单单是促进效应和挤出效应，而是随着政府补贴时机、区域等因素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作用。为了使产业创新政策效用最大化，学者们需要继续深入挖掘产业创新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

Nederlof et al.（2011）认为创新平台由一系列具有不同背景的角色组成，其主要功能是针对特定领域或问题实现公司或企业在管理、知识、技术等方面创新，对提高产业创新能力起到重要作用（Gawer，2014）。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999），将创新平台定义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前沿研究成果等要素的可获得性，指出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规、会计、资本等条件的形成的贡献，使创新主体能收回其投资的市场准入和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其形成机制和保护体系为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国内学者许正中等（2010）首次明确提出产业创新平台可以催生先导产业集群，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通过集成创新要素引起产业变革，引起创新成果外溢及产业化的系统性形态，并直接作用于产业创新效果。王宇露等（2016）运用资源基础理论、权力理论、创新网络与结构洞等理论，揭示了影响产业创新能力的三大要素。Davies et al.（2018）主要关注了创新平台对促进中非和西非地区农业科研创新活动开展和提升科研效率的贡献。

（四）产业创新能力培育

现有有关产业创新能力培育的文献可大致分成两类：一是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方式或路径探索；二是影响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识别。具体如下：

1. 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产业创新能力是保障国际竞争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只有少部分新兴产业技术水平处于国际一流或领先水平（兰筱琳等，2018；Zhang et al.，2018；Hayashi et al.，2018），因此探索培育产业创新能力的最佳路径是当前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朱瑞博（2010）、Reischauer（2018）认为中国培育产业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实施产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战略，使之形成有机耦合系统。熊勇清（2011）、陈建军（2013）等进一步针对我国产业发展目前所面临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提出了产业耦合发展的解决思路，并对多类产业间的耦合关系、耦合内容、主要阶段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具体研究，同时也深入挖掘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逻辑结构，并构建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耦合关联度模型和持续发展模型。Bossink（2018）深入研究了建筑、影视、游戏、咨询和IT等行业，实证分析了知识流动机制对产业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杨晓娜等（2018）尝试划分开放式创新类型，提出了通过隐性知识获取实现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方式。Xu et al.（2018）和Szücs（2018）则基于知识链构建了大学—产业—研究中心的协同创新知识管理模型，依托现代管理思想和信息技术的UIR协同创新管理理念，强调进一步加快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2. 产业创新能力培育的具体手段

（1）积极引导研发资金流动

Hansen（1999）、刘晓欣等（2016）、Loon（2016）认为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目前已经成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源泉。适度发展的虚拟经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效率的提高，但过度泡沫化的虚拟经济则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王鹏和林晓燕，2018）。2000年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已经表明过去引导变革的金融资本因其过度追求短期利润的投机行为已经成为产业创新能力增长的障碍（Miao，2014；Shahzad et al.，2018）。Perez（2013）进一步分析了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与2000年互联网技术泡沫的本质差异，指出面对双重泡沫，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转折点上的制度变革不能再被延迟，必须迅速有效地把投资和创新从金融赌博中拯救出来，使其进入生产和实体经济，以使全球进入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拓展期。在这一特定背景下，王永钦等（2016）、Chang et al.（2016）、Wang et al.（2018）指出，政府必须严密监测资本市场的走势，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和“以监管可控为前提”的渐进式发展原则，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膨胀规模和膨胀速度，防止虚拟经济出现过度泡沫化。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制定适合产业创新形成和发展的创新机制及相关政策的激励体系，着力引导社会资金真正投向产业创新，真正进行自主创新（Rhee&Park，2018；Tarlie et al.，2018）。

（2）加快整合创新激励机制

研究表明，激励机制尚未完善是制约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廖中举和程华，2014）。Schmidt和Sewerin（2018）、胡艳等和马连福（2015）分别对针对创新主体的监督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经验数据表明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承担。从政府层面来看，目前已经出台了大量鼓励创新的政策，但具体到特定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激励体系，必须对相关的激励政策进行整合（Pani&Perroni，2018）。因此，需要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及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政策，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推进产业创新发展的激励机制（王珏辉，2014），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工作环境、学术环境、人际环境和生活环境，真正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方阳春（2013）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对比，认为产业创新应当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鼓励科技人员投身研发第一线，鼓励科技企业和实施科技项目的企业以期股、期权等分红形式，奖励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3）探索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创新机制

王秋玉等（2018）通过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合作专利数据和实地调研，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并购前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演化及实现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培育产业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探索整合跨国研发力量的渠道与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部分城市在人才、科研、地理、教育、国际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抓住国际产业技术转移的契机，开展科技招商活动，鼓励跨国公司建立研发机构和技术中心，促进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本地化。而针对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资源整合能力较弱的问题，田立法等（2015）、Subramanian&Soh（2017）、Bouncken et al.（2018）、杨东和朱旭（2018）认为尽快完善科技创新资源的组织动员机制，促进产业研发联盟建设，加强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协同设计、协同研发、协同制造及产业价值链的协同管理，完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资源的合作机制，结合企业在市场、产业化方面的信息优势，完善科技资源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集聚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资源的作用，最终实现我国产业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4）优化产业创新氛围

自Litwin提出组织创新气氛的概念后，众多学者在社会文化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如Jacobs（1969）、Lin（2015）、冉爱晶（2017）等。已有研究指出，培育产业创新能力需要积极营造有益于交流的氛围和环境，探索基于相似知识基础、文化背景或便利的交流条件而建立旨在交互式学习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如各种技术协会、社团、联盟、会所等松散的企业或个人团体，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又是创新扩散的主要渠道，主要通过吸引高水平人才聚集和增加怠惰的道德成本两个方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Blind&Grupp，1999；Fritsch&Franke，2004；张德茗和谢葆生，2014；Guo&Su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