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构建

一、产业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一）产业创新能力的内涵

产业创新是指产业在成长过程中的合作创新（严潮斌，1999），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金融机构等投资、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实施、风险和利益等主体的协同行为，强调运用产业创新政策诱导、协调和保障产业内企业的创新行为。产业创新能力是产业在创新过程中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比较产业间发展趋势的指标之一，谢瑾岚和马美英（2010）将其分解为资源投入能力、技术研发能力、创新制造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产业创新能力的外在表现是一国特定产业以其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力，直观表现就是国际市场的份额或所占有的比率；内在表现是产业内部以分工创新为主要模式的创新活动深化，包括特定产业的知识本质、扩散机制、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产业网络连接性、产业层面的多元化创新机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项目相容度等。

（二）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1. 制度影响

Pelikan（2003）将制度界定为“约束规则”，认为这比Nelson（2002）的“社会技术”定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Pelikan指出，新制度也会影响新技术的发展，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制度中组织自由程度的变化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二是新制度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三是新制度会改变旧技术的黏性程度或消亡速度，从而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速度，四是新制度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Murmann（2003）认为国家、产业和市场的制度对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推动力，成熟、规范的市场制度能够有效地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而产学研制度、大学教育和培训制度又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McKelvey（2004）通过研究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得出了知识、技术、制度和国别因素共同推动产业演化的结论。Paraskev（2010）认为产业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连续和互相促进的动态关系，政府规制政策颁布后，各经济主体会积极、主动地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新的政策，包括参与政策制定、共享信息及相互合作等，从而在增加知识积累的同时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也增强了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影响制度环境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则有利于制度环境的良性发展，两者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协同演化的态势。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度起到重要作用。在生物医药企业的早期研发阶段：美国政府在行政保护、专利法实施、研发费用抵税等方面给予企业许多优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源源不断地给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拨款或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前期的基础研究，鼓励企业创新和投入，白宫、国会均设有专门的生物技术委员会来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和税收政策。成果产业化阶段：政府除了直接增加投资外，还利用税额优惠（如减免高技术产品投资税、高技术公司的公司税、财产税、工商税）等税制来间接刺激投资，各州政府也为生物医药产品开发提供经费补贴，许多州还设立专门机构，成立了研究基金会、风险投资基金会等来募集研究经费。政府一般不再介入股权投资和具体企业的运行管理，全部交由企业去实现，市场化造就了美国生物医药的高效运营和产出。Maine（2013）认为从合作网络中汲取新的思想，创造深度合作的环境，技术市场的匹配最为关键。

关于我国生物医药发展中制度作用的研究，学者们一般认为需要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集群发展；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建立产业技术支撑平台，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构建多元化产业发展融资体系。搭建医药技术支撑平台，推进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宏观引导，完善管理制度（政府政策扶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加快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强化产业集聚效应。

2. 区域性因素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是波士顿和旧金山，这也反映了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轨迹。圣迭戈开始缓慢但赶上的速度最快。虽然Arthur（1990）认为，早期进入会促进区域产业发展，但是数据表明，尽管早期的领先优势，产业没有在阿尔伯克基和达拉斯得到领先发展。因此，早期进入似乎并没有完全解释区域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除了产业快速增长的区域以及产业不发展的区域，也存在处于中间水平的区域。达勒姆市、北卡罗来纳州、费城、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DC就是属于这些区域，这些区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慢于波士顿、旧金山和圣迭戈，但也不完全是这样。例如，1991年以来，随着第二代企业的进入，达勒姆地区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在大幅增加。华盛顿DC和费城没有经历类似的提升，但是进入这些城市生物制药产业的新企业都来自于学术和研究机构或者大企业（Romanelli and Feldman，2006）。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区域内部的动态性造成了产业不同的潜在增长模式，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企业增长原因，普遍认为集群具有外部性，由于企业密度大有利于个体间、竞争性的企业间的互动，促进创新和开展试验研究。关于研发、生产和市场有价值信息的交互，会提高企业的生存概率，同时也鼓励其他企业进入。在一个给定的技术和区域，企业共享信息的倾向可能是造成不同集群发展差异化的原因（Rosenthal and Strange，2005）。社会网络提供了减小不确定性的手段，为新兴技术的分享和合适商业模式的应用提供了可能的前景。Rosenthal and Strange（2003）发现相似的小企业在区域集聚，将会促使更大的新企业产生，这表明了产业区域集聚对于集群成长和实现关键能力的重要作用。但是，很少有研究探索区域内企业家和新企业的产生起源。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新企业产生的组织特征（Gompers et al.2005），但是很少有实证研究来揭示区域内新企业不断产生、集群成长的真正原因。

以往的研究认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理位置优势越明显越有利于区域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而区域FDI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可能存在抑制作用，科学教育事业政策对技术创新能力培育的作用并不显著。学者们认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包括加强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集群技术服务中介体系，在产业成长期，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并完善政策体系，尤其注重对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成熟期，注重外部人才引进，在整合产业链的基础上营造集群的创新精神和文化氛围。曹兴（2013）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因果关系图，认为科技人才、创新环境和合作创新与创新产出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李凯（2007）通过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诸多指标进行计量回归，区域的政策、知识溢出、企业衍生数、劳动力素质会对区域产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马勇（2013）认为上海六大产业集群研发、制造、运行、使用和产品出口等环节衔接松散，没有发挥集群优势和集聚效应，应该明确集群协同创新发展目标、建立集群跨区域协调机制、完善以项目合作为主导的利益分享机制。

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性，决定了生物医药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空间特征。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对知识的强烈依赖，使得知识源成为生物医药集群的核心。充足的风险投资、健全的公共服务平台、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是该产业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吴晓隽、高汝熹和杨舟（2008）集群化发展、知识源及其与产业的互动成为生物医药集群成功的关键，多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是生物医药集群形成的基础。吴晓隽和高汝熹（2008）认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创新源泉，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形成的最基本力量；跨国大型制药企业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本地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多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是生物医药集群形成的基础。Bagchi-Sen（2013）调研了美国生物技术企业研发强度、联盟和企业活动区域外部化的关系，对于生物技术企业来说，吸收能力包括克服距离障碍建立合作创新网络，同时也能吸收本地区的科技成果和人力资源，区域也为企业提供了与外部合作的机会、市场和金融支持。

3. 市场

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持续的资金支持，其中证券市场融资和风险投资是两大支柱。根据美国的税务政策，投资成功的资本所得因为要承担风险可以给予优惠，即使投资失败也可以抵扣当年收入直至全额抵完，这让风险基金和天使投资人有更大的耐心和激情去投资和扶持具有创新性的生物医药企业，使源源不断的资本注入新的生物医药项目中去。Pavitt（1984）通过构建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依赖模型来考察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特定产业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而企业的创新行为对产业环境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美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市场较为成熟，民间资本的投入和工业界的投资资金充足，由市场和产业资本为主导而进行的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和商业化运营，在美国较为规范有序。与我国生物医药产品主要靠市场营销方式获得盈利不同，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主要依靠专利保护获得市场垄断，取得垄断利润。美国的原创生物药品价格由企业自行决定，在产品专利期内，产品的价格始终保持上涨趋势。

关于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联系之间的互补性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内部能力影响企业开放性的程度有多大还不明确清楚。Xia T（2013）实证对比研究了美国和欧洲生物技术产业企业吸收能力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349家生物技术企业的大规模调研得到的数据，发现探索性开放强烈依赖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而剥削式开放则依赖于已经存在的吸收能力。在美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对于建立合作研发关系最为重要，而在欧洲，持续的研发经历则对于建立研发关系更为重要。Hess（2011）沿着产业价值链跟踪全球108家大型制药公司在1974—2003年的创新绩效，通过分析创新互补资源的两种机制（招聘明星科学家和战略联盟），认为由于非冗余知识的结合，不同部分价值链的资源整合更具有互补性。Garriga（2013）基于对瑞士企业的调研，发现“企业资源的运用约束”和“外部知识的丰富程度”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和企业研发战略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直接的影响。

4. 企业间关系

Bae（2011）通过对美国各州1994—1998年生物技术产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间超越地理和技术背景的关系纽带，会促使新企业的产生。Ozmel（2013）企业间关系网络对创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也具有重要作用。Cowan（2004）研究表明，在完全规则的网络结构中，知识在企业间传播的路径越长，知识溢出的选择性越大，就越有利于产业集群知识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完全随机的网络结构中，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路径越短，知识溢出的选择性越小，就越有利于集群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吴先华、郭际和胡汉辉（2008）应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对集群的创新能力问题提出了三个理论命题，即如果产业集群中各组织成员之间具备中等程度的关联性、中等程度的异质性，产业集群具备内部中等程度的控制水平的话，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将更强。FDI主导的产业集群为当地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契机，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是由于当地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附加价值、技术含量和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都很低，FDI的溢出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外资的溢出效应是外因，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是内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企业的吸收能力决定了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Yang（2014）通过分析美国生物制药产业1984—2006年的数据，证明了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联盟治理关系对于创新的重要作用。

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市场的良性运作下，美国生物医药企业获得了很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企业并没有完全依赖政府和市场，而是不断地寻求自身发展的方法。与我国急功近利型的销售方式相比，美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临床推广方式非常科学、有效。企业主要通过免费送药、参与医生的继续教育和支持专业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产品临床推广。美国的生物医药行业现在集中精力进行生产的更多的是知识或专利而非药品。利用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全世界范围内推销企业的专利、技术、概念，而药品生产大量地在其他国家生产或委托生产。通过重组、并购和结盟壮大企业，例如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企业美国Amgen公司斥资160亿美元收购IMMUNEX公司，Medlmmune公司收购Aviron公司，Chiron收购Matrix公司等。这些生物医药巨头通过跨国合作、兼并和剥离等方式进行的战略重组，大大强化了生物医药企业的经营规模及经营实力，也大大刺激了传统制药厂商与生物医药企业的结盟和重组，为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Keller（2013）认为，美国那些小型且相对不知名的政策支持项目，如小企业创新支持研究（SBIR）项目在经济转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往的研究都认识到，除了公共基础设施作为硬环境对创新能力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外，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创新政策以及社会文化氛围等对聚集创新资源、激发创新热情、协调创新行为等均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将环境要素纳入到产业创新能力构成的总体框架下，全面分析其作用实现的路径和机理，并通过合理的指标设计，进行科学的测度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