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在阅读时，读者和书评人时常会逐渐发现，某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并非他们所预想或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包括了什么内容，使用了什么方法，又不包括什么内容，没有使用什么方法呢？

本书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这7个国家都是我亲身所至，并且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它们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让我们来逐个理解。

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本书不单单讨论1个国家，而是对7个国家进行比较。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通常需要在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比较研究之间做抉择。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在给定的篇幅内，单一案例研究显然可以提供关于案例的翔实细节，但比较研究能够展现多元的视角，并发现单一案例研究无法涉及的问题。

历史比较法会引发人们思考单一案例研究所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在一个国家导致了结果R1，在另一个国家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R2？举个例子，我很喜欢阅读的一本有关美国内战历史的书用了整整6页去描绘葛底斯堡战役爆发次日的情形，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内战不像西班牙内战和芬兰内战那样以胜者豁免败者而告终。从事单一案例研究的作者经常批判比较研究过于简单和浅薄，而从事比较研究的作者会认为单一案例研究对重大问题探讨不足。“那些只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最终一个国家都不了解。”后者的观点在这句话中展露无遗。本书做的是比较研究，当然这就意味着它包含了比较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我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因为这本书要讲7个国家，所以我对每个国家的描述都必须化繁为简。当我坐在书桌旁转过头去看时，发现身后的地板上堆着一摞摞书籍和文献，每一摞都有5英尺高，它们分别是每一章的阅读材料。对我来说，要思考如何把整整5英尺高的关于战后德国的材料浓缩成短短一章的内容，实在是不易，因为有那么多的内容要舍去！当然，简练也有好处：这样有助于读者比较战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议题，而不会被大量繁复的细节、预期、假设和转折分散注意力，不会觉得眼花缭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细节的读者，可以在本书最后的部分查看每一个案例研究的相关书单。

本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2 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叙述性”意味着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无须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叙述性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青睐的新型定量研究方法非常不同，后者大量使用等式、明确的可测试性假设、数据表格和图形，样本规模较大（即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多），从而使得数据显著性检验变得可行。

我很欣赏现代定量研究方法的作用。我在关于73个波利尼西亚岛屿的森林砍伐状况的统计研究中采纳了定量研究方法，这样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显然是针对少数岛屿的叙述性研究所不能及的。在我与别人合著的一本书中，我的合著者巧妙地利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去解决那些进行叙述性研究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征伐对欧洲随后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利还是有弊。

我原打算在本书中采用现代定量研究方法。我在这上面花了几个月的心思，却发现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了。这是因为，本书的任务是通过叙述性研究识别假设和变量，随后才能通过定量研究测试这些假设和变量。我的样本只有寥寥7个国家，不足以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要把一些叙述性的定性概念，比如“成功解决危机”和“诚实的自我评估”变得“可操作化”，也就是把这些口头概念转化为可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的指标，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本书仅是一个叙述性的探讨，我希望它能够引发定量的试验。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自己熟悉的7个国家。我曾不止一次探访这7个国家，在其中的6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最早可追溯到70年前。我会讲或者曾经会讲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我喜爱并欣赏所有这些国家，在过去两年内，我愉快地再次一一探访这些国家，并且认真考虑过移居到其中的两个国家。有了这些亲身经历，再加上我有老朋友生活在这些国家，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较为充分，这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也使我更能感同身受。我和朋友的经历加在一起，可以涵盖相当长的时间，足够使我们见证这些国家的主要变迁。在这7个国家当中，我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是相较有限的，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我仅在21年前短暂地探访过这个国家。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是基于我的日本姻亲、朋友和学生的生活经历。

当然，我根据个人经历所选取的这7个国家并非对世界各国进行随机抽样的结果。其中有5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1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1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没有非洲国家，有2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还有3个国家分别来自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至于我从这些非随机样本中得出的结论在别的国家是否适用，就需要其他人去研究了。我接受这些局限。我之所以选择这7个国家，是因为我或多或少有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或是有朋友在这些国家，而且我熟悉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探讨这些国家对我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全书所讲述的国家危机基本上都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这让我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当代视角出发来写作。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我用了两章来讨论日本发生的变化，其中一章讨论的是如今的日本，另外一章讨论的是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年）。我写后一章，是因为明治时代的日本是自觉进行选择性变革的出色案例，而且这一时期尚属近代，明治时代的记忆和问题在当代日本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当然，国家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变革在过去也频频发生，并且遗留下类似的问题。尽管我无法基于自身经历去叙述这些历史问题，但已有大量作品以它们为主题进行了论述。其中最常见的主题包括：4—5世纪时期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瓦解、19世纪非洲祖鲁王国的崛起和败落、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的重建，还有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的惨败，以及普鲁士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及军事变革。在开始写这本书的几年后，我发现与我合作的美国出版社（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早在1973年就出版了一本相似主题的书——《危机、选择和改变》！该书和本书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包括几个历史案例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层面的区别。（该书由多名作者合著，使用了“系统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

专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强调档案研究，也就是对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进行分析。每一本新的历史书都会挖掘那些未被使用或未被充分使用的档案资料，或者是重新解释那些已经被其他历史学家用过的档案资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同于我罗列在最后的众多参考文献，档案研究不是我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我借助对个人危机的研究结果，加上明确的比较方法，再结合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为本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