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初，文主张学韩愈的王禹偁，诗极力推崇李白与杜甫。在《李白写真赞》中，他热烈地向往和赞美李白。而在《日长简仲咸》中，则又极力赞誉杜甫：“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²²⁾显然，在他心目中，李、杜并峙。西昆体的主要代表者，诗主“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杨亿，不喜杜诗，“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²³⁾。可见，在宋初诗坛，杜的地位并未高于李。

北宋中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林和靖以李、杜并举：“李、杜风骚少得朋，将坛高筑竟谁登？”⁽²⁴⁾之后，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欧阳修在《赠王介甫》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²⁵⁾李杜并称。欧阳修叹赏于李白的，是李白的天资。他写了一篇《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对此作了论述：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²⁶⁾

他不仅喜欢李白的天资，而且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在《读李集效其体》中，他集中地表述了这一点：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哨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落花，飘然已去凌紫霞。下视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²⁷⁾

对于欧阳修的好李诗而不好杜诗，刘攽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李诗“超逴飞扬，易为感动”⁽²⁸⁾的缘故；而陈师道与黄庭坚则对欧阳修的更喜欢李白表示不理解，“怪叹，以为异事”⁽²⁹⁾。《四库总目》疑《后山诗话》非师道所作，“怪叹”之说不尽可信。但其实，欧阳修之好李诗而不好杜诗，不过是一种欣赏趣味而已，并非深思熟虑之批评。他并没有贬低杜甫，在《感二子》一诗中，他提到：“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³⁰⁾比之以麒麟凤凰，承认他们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在《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一诗中，他对杜甫更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谁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苟言可垂后，士无羞贱贫。⁽³¹⁾

王安石与欧阳修不同，他更推崇杜甫，甚至到了膜拜的程度：“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不仅推崇杜甫的诗，而且推崇杜甫的为人，“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³²⁾。王安石之所以推崇杜甫，自有其原因。对于他的喜爱杜甫，后代论诗者一致公认，而对于他的不爱好李白，却成为后来诗论中的一桩公案。他曾经编过一本四家诗，收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的一部分诗作。由于四家诗把李白排位第四，猜测与议论因之纷然而起。宋大观间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提到这件事，称：“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³³⁾惠洪和尚晚半山老人数十载，所引舒王云云，决非耳闻，而今存王临川集中并无此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冷斋夜话》所托于某某云，多不可信，前人已有诋其“多诞妄伪托者”。对上引舒王云云，王定国在《闻见录》中曾予以辩驳，云：

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韩、欧高于李白耶？”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集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韩、欧而不可破也。

如是所言，则四家诗之编集次序先后，原非据以定高下者，若据次序之后先，更附会以舒王云云，固属无稽。但《闻见录》所引鲁直问荆公语，有何实据，也无从查考，自然也不足尽信。又随后，陈善在《扪虱新话》⁽³⁴⁾中虽对所谓李白“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的议论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对这句话本身的真伪，则并未加以怀疑。直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才认为这句话“恐非荆公之言”。但是，事情并未完结，清人吴景旭编《历代诗话》，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对“十句九句言妇人、酒”之说，加以发挥：

四家诗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语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³⁵⁾

显然，这一发挥已远远超出所谓“妇人、酒”说，而连李白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也加以非议了。纵观这一公案的前前后后，与王安石有关的只是他编了四家诗，确乎把李白排位第四。但也仅此而已，就四家的编排次序引起的种种议论，恐为臆测之词，与王安石本无干涉。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王安石贬抑李白，虽然他极为推尊杜甫。

苏轼和王安石一样推尊杜甫：“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³⁶⁾他是把杜甫当作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标志的。但是他同样没有忽略李白，而是给予李白以杜甫的同等地位：“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³⁷⁾“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³⁸⁾他有时还表现出对李白的真挚的向往：“我居青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千百仞，霞衣谁与云烟浮。”⁽³⁹⁾显然，在气质和个性方面，苏轼更接近李白。而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证明着他更多地接受李白的影响。

可以看出，代表北宋诗坛杰出成就的主要作家，虽在个人欣赏趣味上有所偏爱，但都不存在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问题。

接受元稹扬杜抑李观点的是苏辙。他的《和张安道读杜集》：

杜叟诗篇在，唐人喜力豪。近世无沈、宋，前辈蔑刘、曹。天骥精神稳，层台结构牢。龙腾非有迹，鲸转自生涛。浩荡来何极，雍容去若遨。坛高真命将，毳乱始知髦。白也空无敌，微之岂少褒。……⁽⁴⁰⁾

他认为元稹褒杜抑李是对的，而且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⁴¹⁾。从李白的诗到他的为人，都加以非议。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持有与苏辙类似的观点。钱易认为，“李白终无杜甫之筋骨”⁽⁴²⁾。蔡絛认为，“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古；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⁴³⁾。许尹认为，“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工亦少”⁽⁴⁴⁾。此外还有一些。但是，北宋时期扬杜抑李的议论并未成为诗坛的普遍定论。崇杜则有之，抑李则并不普遍。此一点在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显明。北宋诗坛以杜为宗，主张学杜而规模、影响最大的，要推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即崇杜而不抑李。他一再提出要以杜诗为楷模：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⁴⁵⁾

由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也。⁽⁴⁶⁾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⁴⁷⁾

推崇杜甫不仅由于欣赏趣味，而且从创作方法上进行理论研究，在创作实践上加以模仿的，应该首推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在江西诗派统治诗坛时期，学杜成为创作思潮，杜甫成为诗坛的一代宗师。但是，就在这段时间，在崇杜的同时也并未抑李。除个别人，如晁说之认为杜诗“何庸李白之抗邪”，李“不得与杜并矣”⁽⁴⁸⁾之外，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在崇杜的同时往往也崇李，李、杜并称。黄庭坚自己就反对扬此抑彼：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能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⁴⁹⁾

他多处在论及学杜时，都同时论及学李。《与徐师川书》指出师川诗没有写好的原因，是“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未熟耳”⁽⁵⁰⁾。黎晦叔曾经比山谷于李白，山谷答书云：“惟所以待不肖于古人，则极不敢当。贾谊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尽其蕴；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岂不肖之所敢望。”⁽⁵¹⁾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中引山谷论李白称：“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暝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黄庭坚在创作上当然是学杜的，但也常常学李。正像他学杜主要在句法、用字上下功夫一样，学李也是在句法、用字上下功夫。例如，李白诗：“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山谷诗：“苍山其下白玉京，五城十二楼。”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山谷诗：“大雅久不作，图王勿成霸。”在精神实质上、艺术风格上虽然没有丝毫与白相似处，但却从侧面说明，他崇杜而并不抑李。在谈到应该学习古诗时，他举的不少例子都是如何学习李白。黄庭坚对待李、杜的态度，也是江西诗派对待李、杜的基本态度，崇杜而不抑李。

南宋对待李、杜，大概与北宋相似。虽杜诗的流布较北宋为更盛，但多数论者对李白也并未加以贬抑。

可能是因为同样有着家国之痛的缘故，南宋的一些爱国者是很推崇杜诗的，例如，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⁵²⁾他之赞赏于杜甫的，乃在于他的忠君爱国，而非仅仅于句法用字：“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形容色泽而已。”⁽⁵³⁾由于诗话大量出现和杜集的注解增多，对于杜诗的评论和研究进入了更为详悉的时期。在诗话中崇杜的要数黄彻最为有力。他主要是从忠君爱民这点着眼的，他说：“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⁵⁴⁾又说：“杜老非谓乱离，其所以愁愤于干戈盗贼者，盖以王室元元为怀也。”⁽⁵⁵⁾在崇杜的同时，黄彻对李白有所非议：“白之论撰，也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⁵⁶⁾

但是，抑李并非普遍倾向，多数论者仍是李、杜并称，并不扬此抑彼。而且，对于抑李的观点，还有不少人反对，例如，刘克庄认为元稹扬杜抑李的观点是“抑扬太甚”⁽⁵⁷⁾。张戒对所传王安石非难李白的那段话加以驳议：“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谓之识见污下耶？”⁽⁵⁸⁾张戒虽然十分推崇杜甫，但他也很推崇李白，《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他“大抵尊李、杜而推陶、阮”，是对的。吴沆也对所传的王安石那段话不以为然：“太白虽喜言酒色，然正处也甚多。如《古风五十九首》，皆雅也；如《蜀道难》……非风乎？如《上云乐》、《春日行》……非颂乎？虽不可责其备而求其全，然舍李则又无以配乎杜矣。”⁽⁵⁹⁾他们都拿《冷斋夜话》所载的王安石那段话当真，而为李白鸣不平。但是用以为李白辩解的理由，却是以之方经。这虽然有点可笑，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抑李之论，在南宋并非普遍。与他们观点近似的还有葛立方，他虽赞赏“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但又认为“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实际上还是李、杜并列。而且，在艺术上，他给李白以很高的评价⁽⁶⁰⁾。

严羽与陆游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南宋是有代表性的。严羽认为：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⁶¹⁾

李、杜各有所长，各有其所以不朽的原因。陆游在一首诗里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

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士固难推挽，人谁不贱贫。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⁶²⁾

这个思想完全和韩愈一致，是客观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两代对李、杜评价的基本倾向。有宋一代，虽然诗坛上学杜成为一时风气，杜的声望极高，但除少数论者外，仍然是崇杜而不抑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有宋一代，扬杜抑李既未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崇杜与不崇杜，也未成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