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梁代萧统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深广的一部总集。《文选》所选作品，上起周代，下迄南朝梁代，约八百年，时间跨度颇长；共选作品七百余篇，有辞赋、诗歌、各体文章等，体裁样式众多。其中除屈原、宋玉、李斯等少数作家外，绝大多数是汉、魏、晋以及南朝宋、齐、梁各代的作家作品。自东汉到南北朝，骈体文学盛行，《文选》所选作品，大多数属于骈体。《文选》编成以后，由于其内容丰富，选录精审，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流行广泛，成为人们学习汉魏六朝文学、学习骈文的主要读物。注释、研究《文选》的人也不少，产生了若干有分量的注释本。人们把关于《文选》的研究称为“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关于一个作家、一部书的研究，被称为“某某学”，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一　编者和体例

《文选》是由萧统和他门下的文士共同编纂的。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长子。被立为皇太子，不及继帝位而卒，谥曰“昭明”，后世称为“昭明太子”。《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均立有萧统传。据史书记载，萧统为太子时，生活较为俭朴，较能关心人民疾苦。普通年间，梁军北伐，京城米价昂贵时，自己损衣减膳。“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有流离道路，密加振赐”（《梁书》本传）。大通二年（530）春，他上疏谏止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凿河道的工役。他帮助武帝断狱，也相当宽厚。萧统早年通习儒家经典，在《七契》末段，他借文中人物的话，主张君人应该尊用儒学之士，躬行节俭，“行仁义之明明”，可见他接受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

萧统喜欢文学，重视有文学才能的人士。史称他“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本传）。在萧统门下的知名文学之士，有王锡、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殷芸、徐勉等人。《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亦曾为东宫通事舍人，受到萧统的礼遇。

当时一般贵族和上层阶级人士，很爱好女伎声乐的享受（主要是听乐府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萧统却不爱。《梁书》本传记载，他“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这种比较高雅的生活情趣，在他的《与何胤书》《答晋安王书》《七契》等文中都有所流露。这种情趣使他在文学上爱好典雅的文章而不喜欢浮艳的作品。

萧统著述颇多，除今存《昭明太子文集》（已非原本，有残缺）和《文选》三十卷外，尚编有《正序》十卷、《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今均不传。《文选》的编纂，多得力于萧统门下的文人学士。日本僧人空海《文镜秘府论·南·集论》引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后序》有曰：“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刘孝绰是萧统很器重、亲信的文人，当是参与编纂《文选》的一位主要人物（参考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收入《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文选》不录存者之文，书中录有陆倕文二篇，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故一般研究者认为，《文选》的纂成，当在普通七年到萧统死前的四年左右的时间内。

《文选》所选周至梁代的作品，共分三十八类，它们是：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分类颇为繁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辞赋、诗歌、各体骈散文（绝大多数是骈文）三大部分。辞赋部分包括赋、骚、七、辞等类，其他除诗外，都属各体骈散文。各体骈散文所以类别很多，是由于它们用途各不相同。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发展，文体日趋繁富，故在总集、诗文评中的分类也往往繁密。《文心雕龙》上半部论述各种文体，在篇目中提到的文体即有三十三类，大多数和《文选》相同。《文选》所选赋、诗两类作品特别多，又按题材分设项目，如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等十五项，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等二十三项，作者共一百三十人（无名氏不计）。从数量讲，计辞赋九十余篇，诗歌四百余篇，骈散文二百余篇，共七百余篇。诗歌中一题数篇的较多，如果一题以一篇计，则为五百余篇。同一类或同一项中的作品，则按作者的时代先后排列。

汉魏以后，文学日趋发展，作家作品繁富，出现了大量个别作家的别集。为了读者学习的方便，编选各家精粹的作品成选本（古时称为总集），已成为迫切的需要，于是总集应运而兴。西晋时有挚虞编集各体文章，成《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被后世认为是总集的滥觞，惜已亡佚。其后编总集者颇多，有汇编各体文章的，也有专收一体的（如赋或诗）。这类总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数量颇多，今存者只有萧统《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文选》以其内容之丰富，选录之精审，经历了时间的磨炼而流传至今，不是偶然的。萧统本人知识广博，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他门下有一批优秀文人帮助选择纂辑；东宫藏书丰富，有大量可资取材的对象：这些是《文选》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已经亡佚，但据配合《文章流别集》的《文章流别论》残存的片段，可知其书也是分体编选的。我国古代的各体文章，各自有其体制、风格、特征和写作方面的基本规格要求。《文心雕龙》书中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就是分别论述各体文章的特征、源流和写作要求的，受到《文章流别论》的影响。按体裁编选作品，把同一体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对于读者进行比较欣赏，学习规仿，都是很方便和有裨益的。《文选》在后代广泛流行，成为人们学习写作辞赋、诗歌、骈文的重要范本，分体编选也是一个原因。《文选》以后，一些编选各体文章的重要总集，大抵也是分体编选，如《文苑英华》《唐文粹》以至《古文辞类纂》，都是如此。

南朝人所谓文，广义的泛指诗、赋和各体文章，狭义的仅指有韵之文。《文选》所谓文，取的是广义。南朝目录书把集部或称为“文翰”（王俭《七志》），或称为“文集”（阮孝绪《七录》），可见广义之文，大抵是指集部书中收录的诗、赋和各体文章。

《文选》是一部总集。按照当时的总集体例，是编录各家别集（个人文集）中的单篇文章。这就是《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隋书·经籍志》解释总集的特点说：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它指出汉末以来，文学日趋发展，作家作品众多，别集繁富，读者难以通读。挚虞从各家别集中采择英华，分体编纂，合成《文章流别集》。此后仿效《文章流别集》的总集遂纷纷出现，为学习写作文章的人们当作范本。《文选》就是两晋到南北朝时期总集中最为优秀并被保存流传至今的一部。

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分类法，在南朝已经形成。一般说来，经、史、子三部的图书都是专门性的著作，自成体系，与集部书的由单篇合成者不同。经、史、子部当然也分篇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毕竟与集部中文章各自独立、不相联系者不同。《文选》继承《文章流别集》的体例，选录别集中的作品，即萧统《文选序》所谓篇章、篇翰、篇什，不选经、史、子三部之文，对此，《文选序》分别作了一些说明。

《文选序》解释不选经部之文的理由道：“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意思是经书经过圣人周公、孔子的编订，地位崇高，不可随便剪截选取。从实际情况看，经书固然大部分都是学术著作，缺少文学性，但其中也不乏文采斐然的作品。《诗经》是古代的诗歌集子，不用说是文学作品。南朝文人大抵认为《诗经》、楚辞是诗、赋的两大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后代许多诗赋，“莫不同祖风、骚”。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定势》篇，锺嵘《诗品》均有类似看法。《易传》中的《文言》《系辞》，颇多骈偶语句，《文心雕龙·丽辞》加以赞美，认为是俪偶文之祖。再如《左传》一书中，也不乏《文选序》所赞美的贤人、谋夫的美辞辩说，像《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对楚子》《吕相绝秦》等节都是其例。因为格于体例，上述《诗经》《易传》《左传》的富于文采的篇章，《文选》都没有收。萧统对经书是很尊重的。《文选》选诗，一开始就选了晋代束皙《补亡诗》六首，相传《诗经》中《南陔》《白华》等六诗，有其义而亡其辞，束皙为此作了六首《补亡诗》。各体文章的“序”一类中，《文选》还选了相传为卜商所作的《毛诗序》、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和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三篇序文文辞都较质朴，不尚藻采，《文选》都加收录，可能是为了弥补不录经书文章的缺憾吧。

《文选序》接着说明不选子书的理由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说《老子》《庄子》等子书以发表主张为宗旨，不注重文采，但不能因此说萧统认为子书一概缺乏文采。实际上《文选》也选了个别子书中的篇章。贾谊《过秦论》，原为贾谊《新书》中的一篇，曹丕《典论·论文》是其所著《典论》中的一篇，二者都属子书。《过秦论》辞藻富丽，排偶句多，开了八代论说文重文采的先河，成为后代文人学习的范本。陆机《辩亡论》、干宝《晋纪总论》都是学《过秦论》的。左思《咏史诗》有“著论准《过秦》”之句。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诩其所著《后汉书》的序、论，“笔势纵放”，“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看来晋代、南朝文人已把《过秦论》当做模范的单篇论文学习规仿，它影响深远，《文选》自不能不选。

《文选序》接着又指出，典籍中还载有不少贤人、忠臣的献纳谏诤之辞，谋夫、辩士的策划辩论之说，如田巴、鲁仲连、郦食其、张良、陈平等的言论，“语流千载”，往往富有文采。它们多数见于史部（如《战国策》《史记》《汉书》），也有见于经部的（如上举《左传》的《烛之武退秦师》等），也有见于子部的（如《汉书·艺文志》记有苏秦《苏子》、张仪《张子》）。这些言辞虽有文采，但毕竟不是单篇之文，所以没有采录。今考《文选》的“上书”类，所选李斯《上书秦始皇》、邹阳《上书吴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枚乘《上书谏吴王》等篇，其性质亦属贤人、谋夫等的辩说，因它们不仅见于史乘，而且还以单篇文章流传，故遂被《文选》收录。

《文选序》还指出，记事、系年的史书，重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和重视文采的篇翰不同，所以不选。但史书中的一部分赞、论、序、述，富有辞采、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特别破例收入。这就是收在《文选》“史论”“史述赞”两类中的《汉书》《晋纪》《后汉书》《宋书》中的十多篇文章。南朝文人对这类史文十分重视，如《宋书》由沈约领衔，出于众手，但《谢灵运传论》则由沈约本人精心撰写。考《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把赞、论从《后汉书》全书中摘录出来单独成书，目的当是便于读者的学习揣摩。《隋志》又载有范晔《汉书赞》十八卷，今已佚。范晔对其《后汉书》的序论十分自负，已见上文。

上面分析说明《文选》选录文章的范围是集部中的单篇文章，萧统也承认经、史、子部书中有具有文采的部分，或因出自圣人之手不能选，或因不是单篇文章，不予选录。破例收录的只有子部的个别篇章，史部的少数议论文字；它们大抵富有文采，为当时文人所普遍重视，有的已被摘出单行，所以作为特例加以选录。后代总集有多选经、史、子部的章节的，如清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那是后来总集的内容体例有所发展变化了。

二　选录标准

本节谈《文选》的选录标准。关于这个问题，除掉看《文选序》和《文选》选文情况外，还宜注意萧统其他文章中的有关言论。

萧统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因此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他颇重视政治教化内容及其功能作用。《文选序》论诗三百篇有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又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由此可见他接受了先秦、汉代儒者从政教立场对诗三百篇的解释。论屈原，赞美他“含忠履洁”，“深思远虑”，能向楚王进逆耳之言。论汉赋，赞美扬雄《长杨赋》《羽猎赋》含有“戒畋游”的规讽寓意。可见《文选序》对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特别是讽谕内容相当重视。萧统在《答晋安王书》中说：“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旁求。”说明他在阅读文史时最关心的是孝友忠贞的封建伦常道德和国家的治乱兴亡，这种思想和上述《文选序》的内容是相通的。

从《文选》选文看，《文选》选赋，前面列京都、郊祀、耕藉、畋猎诸项题材，都与帝皇活动及其环境有关，这些作品歌颂了皇朝的声威和最高统治者的功业、气派，篇末往往规劝帝王注意节约，修明政治，其内容有歌颂也有讽谕。班固《两都赋序》称汉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抑亦《雅》《颂》之亚也”。此种特色在上列诸项赋中最为突出。看来萧统是同意班固对汉赋的评价的。于楚骚，《文选》选了屈原《离骚》《九章·涉江》《卜居》《渔父》、宋玉《招魂》等系念君国的篇章。诗歌部分前面补亡、述德、劝励、献诗诸项题材，所选束皙《补亡诗》、谢灵运《述祖德诗》、韦孟《讽谏诗》、曹植《责躬诗》《应诏诗》、潘岳《关中诗》等篇，其内容都与忠君孝亲有关。在各体骈散文中，前面的诏、册、令、教、策文等类，都是统治者发布意旨的公文。在接着的表、上书两类中，也有一些篇章，如诸葛亮《出师表》、刘琨《劝进表》、李斯《上书秦始皇》等和国家大事密切相关。再看论说文。史论、史述赞两类选文，大抵与国家大事、高级臣僚相关。论中的《过秦论》《四子讲德论》《王命论》《六代论》《辩亡论》《五等诸侯论》等，均与政治教化、皇朝命运攸关。由此可见，《文选》选文，注意政治教化内容的篇章，不但数量相当多，而且在排列方面往往放在显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萧统也重视日常生活中写景抒情之作。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到自己从小爱好文学，碰到四时气候变化，感物兴怀，常有吟咏，“或夏条可结，倦於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又遇亲人朋友分离聚会，也常命笔写作，“手为心使”，“墨以亲露”，“并命连篇”。说明他对于这类抒写日常情景、用以陶冶性灵的作品也颇为喜爱，并在这方面多有创作。此类作品，体裁大致为诗、小赋、书信，魏晋以来逐渐发展，南朝更盛，成为文人们吟咏情性的主要方式。《毛诗序》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要求把抒情和政治结合起来；南朝文人谈及吟咏情性，则常指抒写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情趣，大抵和政治教化无关。这是当时文学趋向独立、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类作品，《文选》的确选得颇多，如赋类中的游览、物色、哀伤、音乐等项，诗类中的招隐、游览、赠答、行旅、杂诗等项，以及各体文的笺、书、诔、哀、吊文、祭文等类中，都有不少。此类作品，《文心雕龙》《诗品》也往往给予好评。如《文心雕龙》赞美曹丕、曹植、王粲、徐幹等人的诗歌云：“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又分别赞美汉司马迁、杨恽、扬雄、孔融，魏阮瑀、应璩，晋嵇康、赵至等人的书札，如曰：“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书记》）《诗品》所评论的一些著名诗人，大多数篇章属于此类。原来，用诗赋来抒写个人的日常情怀，已是魏晋以后文学创作的普遍风气。

由上可见，在思想内容的选录标准方面，萧统既承袭传统的儒家标准，重视政治教化内容及其功能；又吸取魏晋以来文学发展的新的现象和成果，重视选录抒写个人日常情怀的作品，其选录面还是相当宽广的。

在艺术上，萧统主张文质兼顾，要求文质彬彬。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刘孝绰《昭明太子文集序》称赞萧统的文章“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见这确是萧统在创作上所追求的。文质彬彬，本是孔子提出来的（见《论语·雍也》），后代论文者常常予以承袭发挥。南朝文论中文和质在大多数场合指作品的语言风貌，文指藻饰，质指质朴（重质的作品一般也重内容）。太文则伤于淫丽，太质则伤于朴野。文质彬彬，则不偏于淫丽或朴野。《文心雕龙》论文风，主张“斟酌乎质文之间”（《通变》），主张风骨（与质相通）与采相结（见《风骨》），《诗品》也主张“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并赞美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都体现了主张文质彬彬的意思。

南朝文人非常重视文采，它主要表现在作品语言的辞藻、骈偶、音韵、用典诸方面，也就是语言的形态色泽和声律音节之美。辞藻、骈偶、用典为形态色泽之美，诉诸视觉；音韵为声律音节之美，诉诸听觉。它们都是骈体文学的语言要素。《文选》选文也很重视文采。以诗歌为例，南朝文人往往最推重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位诗人，因为其作品辞藻富美，骈偶句多，音调较和谐，用典也不少。《诗品序》认为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是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文选》选三人的诗也最多，计曹植二十五首，陆机五十二首，谢灵运四十首，在其他诸家之上（只有江淹选三十一首是例外）。反过来看，曹操诗风古直，《诗品》列在下品，《文选》选其诗仅二首。应璩《百一诗》颇为著名，但质朴少文，《文选》仅选一首。晋代玄言诗缺乏文采，淡乎寡味，故不入选。陶潜诗在当时一般文人看来，也嫌质直，《诗品》列在中品。萧统对陶诗颇为欣赏，所作《陶渊明集序》对陶诗评价甚高。《文选》选陶诗八首，算是不少了，但比起上面曹、陆、谢诸人来，数量还是瞠乎其后。这里明显表现出南朝文人以骈体文学语言美作标尺来衡量作品艺术性的严重局限。

上文提到，《文选》不选史部之书，但破例选录了若干史书中的赞论篇章。其理由是：“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认为史书中的一部分赞、论、序、述，具有辞采、文华，能沉思翰藻，故把它们选入《文选》。辞采、文华、翰藻，意思差不多，均指骈体文学语言的文采，即辞藻、对偶、音韵、用典等要素。事指史实事例，义指评论观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篇章，往往约举史事，发表评论。“事出”二句互文见义，意为这类篇章不论叙事评议，都通过作者深沉的思考（构思），用美丽的骈文语言表现出来（参考拙作《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一文，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日本清水凯夫《昭明太子文选序考》一文，译文收入其所著《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这段话也鲜明地反映了萧统选文的艺术标准。“事出”二句，虽然说的是选取史书中赞、论、序、述的根据和艺术标准，但对《文选》全书选篇标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说，不论叙事、议论、抒情、写景、状物等内容，都要通过深沉的思考，用美丽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文选》选文的主要艺术标准。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史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人物形象鲜明，事件情节曲折，富有文学价值；但在南朝文人看来，这类传记篇章，乃是记事之笔，缺乏沉思翰藻即骈文文采之美，因而不具有多大文学价值，不能与某些赞、论、序、述相比。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们艺术标准的局限。

萧统很重视文采，还表现在他对近现代即齐梁文学的重视上。刘勰、锺嵘两人对近代文学颇有不满之辞。《文心雕龙》对宋齐文学较少具体评论，说刘宋文风“讹而新”（《通变》），对山水文学有褒有贬（见《物色》《明诗》）。《诗品》反对永明声病说，把谢朓、沈约均列入中品。萧统对近现代文学比较重视，谢灵运、颜延之、谢朓、沈约、江淹等人的作品均选得较多。南朝作品在文采、技巧方面更趋华美、细致，刘勰、锺嵘不赞成新变太甚，故多批评，萧统则认为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见《文选序》），所以于近现代选篇颇多。

萧统一方面重视文采，另一方面又反对华艳。他主张文风应“丽而不浮，典而不野”，要求典雅而不浮艳。当时，为宫体诗先导的追求轻绮的诗风已经初露端倪，沈约、谢朓均有咏美人、咏物的诗，《文选》一篇也未入选。浮艳与俚俗二者往往伴随在一起。六朝乐府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西曲歌”，多咏男女之情，浮艳俚俗兼而有之，《文选》均未选录。南朝七言诗有颇大发展，鲍照的《拟行路难》等作尤为杰出。从正统观点看来，七言诗显得俚俗，傅玄《拟四愁诗序》曾说七言诗“体小而俗”。《文选》选七言诗甚少，仅取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不选以后的七言诗；鲍照诗仅取五言不取七言。刘宋诗人汤惠休，在当时颇为著名。江淹《杂体诗》曾有拟惠休的诗，可见其地位。其诗受“吴声歌曲”影响，诗风比较浮艳俚俗，《诗品》评为“淫靡”，《文选》也未加选录。反之，颜延之、任昉的作品（任昉尤长骈文），典雅庄重，又富文采，《文选》选篇颇多。由此可见，《文选》固然重视近现代文学，但也有鉴别取舍，所取者为雅丽之作，所舍者为浮艳俚俗之篇，泾渭还是很分明的。如果拿《玉台新咏》来比较，《文选》崇尚典雅的标准就显得更加清楚。《玉台新咏》收录了大量宫体诗及其先导之作，风格大多数属浮艳。其卷九专收七言歌行一类；卷十专收五言古体绝句，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和不少文人受“吴声”“西曲”影响的小诗。这些作品都比较浮艳俚俗，《文选》均未入选。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玉台新咏》选萧纲诗甚多，还选了萧衍、萧纶、萧绎、萧纪诗各若干首，萧统诗一首不选，这也是发人深思的。今人骆鸿凯有曰：

昭明芟次七代，荟萃群言，择其文之尤典雅者勒为一书，用以切劘时趋，标指先正。迹其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以故班、张、潘、陆、颜、谢之文，班班在列，而齐、梁有名文士若吴均、抑恽之流，概从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见。（《文选学》第二章《义例》）

这一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三　选文价值

《文选》所选作品，以汉、魏、晋、宋、齐、梁各朝作品为主，它集中了这一段时期文人文学的主要成果，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从辞赋看，汉晋著名的大赋，从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至左思的《三都赋》，都入选了。这些大赋的文学价值，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它们代表了辞赋创作（特别是汉赋）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无庸置疑的。《文选》还选了许多抒情状物的小赋，从贾谊《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经建安、太康等时期，直至南朝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别赋》等，名篇佳作，络绎不绝。还值得一提的是，宋玉的一些赋作，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楚辞章句》均未收录，也赖《文选》得以保存和流传。从诗歌看，这时期主要是五言诗发展时期。从汉代无名氏《古诗》开始，《文选》对各阶段名家的五言诗，都选了不少，其中包括了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潘岳、左思、张协、郭璞、陶潜、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朓、沈约等人，从中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此时期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有的作家，尽管所选篇章很少，但也选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如刘琨、谢混、殷仲文等。《文选》还选了若干四言诗和少量七言诗，大抵也是比较优秀之作。再看各体文章，虽兼有骈散文，但以语言华美的骈文为主。选文大抵是抒情文、论说文，均选录了历代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拿《文心雕龙》《诗品》两书的评论来和《文选》的选篇相比较，可以看到《文心雕龙》所评述的诗赋和各体文章中富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文选》大部分都入选了。《诗品》评价高和较高的诗人，《文选》选录其篇什也较多。通过这种比较，也可以看出《文选》所选作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评述《文选》时曾说：“《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这一估价是相当有理的。

《文选》对汉魏以迄齐梁文学，的确有一部分有价值的篇章未能入选。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汉乐府中有不少优秀的民间诗歌，其中如《陌上桑》《孤儿行》《焦仲卿妻》等，形象鲜明，语言生动，但《文选》均未入选。在萧统看来，这类诗篇俚俗不雅，缺乏骈体文学的语言之美。“吴声”“西曲”歌词，在他看来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不少文人如陈琳、徐幹、傅玄等若干受民歌影响显著的优秀篇章，因此也未获入选。此外，由于《文选》编集于梁代，南北朝末期尚有少数重要作家作品，如庾信的诗、赋、骈文，徐陵的骈文，还来不及收录。尽管如此，《文选》仍然是选录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部总集，是我们今天阅读、研究该时期文学的一部要籍。

《文选》所选作品，大多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价值和特色，标志着该时期文学创作新的发展和创造。

《文选》中所选部分作品，涉及并批评了当时较重大的政治、社会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诗歌如王粲《七哀诗》歌咏了汉末的大动乱和人民的苦难，阮籍《咏怀诗》讥刺了魏晋之际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左思《咏史诗》抨击了贵族门阀制度的不合理。这些诗篇还都表现了有才能之士在不良环境中的失意和悲哀。骈散文如潘岳《马汧督诔》对抗敌将领的歌颂，干宝《晋纪总论》对于西晋时代政治、社会腐败现象的评述，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对危害东汉政治的宦官的批判等，都是其例。但这类内容在《文选》选篇中毕竟只占少数。《文选》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涉及当时的政治现实，如一部分大赋，各体文章中的诏、册、令、教、文、表、弹事、檄、颂、符命等各类选篇，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文采，但内容大抵直接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或传达政治意图，今天看来较少积极的思想意义。

《文选》中的大多数作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抒情、写景、状物之作，表现了广泛的生活情景。例如辞赋部分的纪行、游览、物色、鸟兽、志、哀伤、音乐、情等项中的篇章，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此种篇章。它们抒情委婉深挚，写景状物细致巧妙，在艺术表现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与五言诗均属该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业绩。诗歌部分更为大家所熟悉。其中如祖饯、赠答两项篇章，着重表现亲戚朋友间的深挚情谊；游览、行旅两项篇章，着重描绘山水风景和旅途感受；咏史、咏怀两项篇章，着重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和对历史人物的评述；杂诗一项，则是抒情写景兼重。这几项诗歌，构成了汉魏六朝文人五言诗的主要部分。各体骈散文部分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佳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书”类。通过书信这一样式，作者痛快地倾吐了自己的情怀，加上动人的文采，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抒情诗味道。这类作品，较早的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杨恽《报孙会宗书》。至曹魏而盛，曹丕、曹植、应璩、嵇康等都有佳篇，其发展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可说同一步调。以后佳作历代不绝，丘迟《与陈伯之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南朝此类佳作，《文选》未选或不及选者尚有不少，可参看许梿《六朝文絜》。）此外，在表、笺、诔、祭文等类中，也有少数抒情佳作。

总的说来，上述以抒情、写景、状物为重点的作品，在辞赋、诗歌中数量均达一半以上，在骈散文中也有相当数量。它们是文学性很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主流。我们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家传统思想较汉代大为衰落，对文学的约束力也明显削弱。当时许多文人不再强调文学要为封建政治和教化服务，而重视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见闻、感受和情意，因而涌现出大量抒情、写景、状物的作品。它们显示了文学不再像过去时代那样常常依附于政治和儒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标志着文学创造进入自觉的时代。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重要现象的许多作品，自应给予充分的注意和估价。

自东汉以来，骈体文学逐步发展，中经魏、晋、宋、齐、梁、陈、隋，后世称为“八代文学”，即骈体文学盛行的时代。在这段时期内，除各体文章外，辞赋、诗歌也重视骈偶。辞赋由古赋发展为骈赋；诗歌也大量运用骈句，曹植、陆机、谢灵运诸人之诗所以评价特高，骈偶成分多是一个重要因素。骈体文学除要求文句的对偶外，还重视辞藻华美、音韵和谐，有一部分文人还很重视用典精密。一般说来，骈体文学的艺术美，从其覆盖面之广来说，首先表现在骈偶、辞藻、音韵、用典等语言因素方面，也就是《文选序》所说的“翰藻”。它对于各种体裁、样式的诗、赋、文章都是适用的。对于以抒情写景或状物为主的作品，则还要看感情表现的深挚和外界风景、事物描写的具体生动等，其覆盖面就比较小。至于人物形象的描写，在当时大抵不受文人的重视，所以像《史记》《汉书》及汉乐府民歌中的不少优秀叙事篇章，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对于骈体文学，过去有很不相同的评价。骈文家认为骈文讲究对偶、音韵等文采，才具有文学美，朴实的古文不具有文学美。古文家则讥讽骈文矫揉造作，好像俳优唱戏，违反自然。这都是一偏之论。由于中国语言单音节的特征，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对偶句，至八代而极盛；对字音的轻重抑扬（四声区别），也很早受到注意，至齐梁就形成永明声律论。文学创作是语言的艺术，恰当地运用骈偶，能够加强作品的对称美；注意音韵和谐、辞藻富丽，能够加强语言的声、色之美。用典是一种重要修辞手段，它可说大抵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方式，适当运用，也能增强作品的表现能力。因此，对于大量运用这些语言因素，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和估价，不应当笼统地加以否定或盲目抬高。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丰富多彩的。骈体诗文和辞赋，是构成丰富多彩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对它们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价。历代骈体诗文和辞赋，的确存在着许多庸俗的、片面追求形式美的作品，但也包含着一定数量的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文选》所选的骈体诗文，就有许多是优秀或比较优秀的；有的即使不那么好，但在当时创作界具有代表性，对后代发生影响，也应作为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来加以探讨。

南朝两大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均产生于齐梁之际，和《文选》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三书所评论或采录的文学作品，均以汉魏下迄南朝为重点。刘勰、锺嵘和萧统的文学观点也比较接近。他们都主张文质并重，既重视骈体文学的语言文采；又重视文风的典雅，反对浮靡。由于批评标准的接近，他们所赞美、肯定的作家作品，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把《文心雕龙》《诗品》两书和《文选》参照起来阅读，可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文选》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收录了汉魏以迄南朝文人文学的大量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一直成为后人学习这段时期作家作品特别是骈体文学的范本。唐宋古文运动兴起后，骈文在文坛失去了过去的统治地位；但人们在日常应用文章中仍然大量使用骈体，以显示才学和文采，加上科举考试要考律赋、试帖诗、八股文一类，注重对偶、排比，所以骈文在社会上仍然保持相当势力，《文选》也长期为文人所重视和研读。清代骈文复兴，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骈文家和《文选》学家。“五四”时期，有的提倡新文学的人，提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意思是当时旧文学的代表，一是宗奉桐城派的古文派，一是学习《文选》的骈文派。从此也可以看出《文选》的深远影响。“五四”时期提出的打倒旧文学的任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我们需要运用批判继承的原则来对待《文选》。

《文选》历代注本很多。唐高宗时李善所完成的《文选注》是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本。李善注吸收了前此《文选》注释的研究成果，着重注明词语来源和典故出处，引书近一千七百种，内容赡博，考核审慎。《文选》原为三十卷，李善注由于分量很大，析为六十卷。稍后唐玄宗时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又作新注，世称《五臣注文选》。五臣注内容简陋且多谬误，不及李善注远甚；但在疏通文义方面，也有可补李善注不足之处，宋代有人把李善注、五臣注合刻为一书，称《六臣注文选》。清代，写作骈文和研究《文选》的人都不少。清代学者重视钻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用以治《文选》，收获不小，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等。现代学者高步瀛有《文选李注义疏》，内容最为详博，可惜全书只完成了小部分。《文选》所选辞赋和骈体诗文，使用的词汇异常丰富，有许多生僻字，运用典故又多，对今天读者来说，显得难度尤大。为了适应今日广大读者的需要，择要吸收旧注作新注，同时加上白话翻译，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王运熙

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