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内部发生的事情:共享、匹配以及学习

与其在解释空间集聚、城市规模和乘数效应时遇到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某些特定产业的空间组织,尤其是对贸易成本的理论化说明和测算、对集聚与贸易模式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Head and Mayer,2004;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吉勒斯·杜兰顿和迭戈·普加(Gilles Duranton and Diego Puga,2004)在他们的“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概念中巧妙地描述了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

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共享,尤其是贸易成本对投入-产出系统内的聚集程度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共享(中间品的本地贸易)并不是聚集的主要来源(Puga,2010)。Puga(2010)综述了人们在衡量投入品共享对集聚的作用方面的不同尝试。只有当高度分散的行业被排除时,这种作用才最明显。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投入品共享还不足以引起协同定位,而协同定位应该是投入品共享的影响之一(参见Melitz and Ottaviano,2008)。与此相反,在发展中经济体,其本地的投入-产出共享仍然很重要,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体系不成熟,使贸易成本仍然高到足以将供应商集中在一起。

在“食物链顶端”的经济活动中,即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等,本地投入的共享水平可能相当高,因为远程共享很昂贵,而且很复杂。这些活动的产品种类很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很高,从而提高了中间品的贸易成本。然而,因为这些产业的重量-价值比不高,所以人们仍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多高的贸易成本才能导致集聚?我想到了两个来源。第一,不确定性使知识很难稳定和规范化,因为这么做的固定成本太高。第二,因为产品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抑制了纵向一体化(Baumgartner,1988),这些产业都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因此需要使用大量不同的工具来协调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些工具包括大量涉及知识共享的谈判和合同,以及许多非正式的协议和“提示”。这些系统越不正规,它们就越倾向于在行为人的地理集中网络里本地化(Granovetter,199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提的一个问题是共享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家兜了一圈又回到地理学家和经济社会学家很久以前对空间集群的性质提出的观点上。正是通过大量的面对面接触支撑的人际关系以及其中的“非贸易相互依存”,才是把它们集聚在各地并将它们彼此黏结起来的高成本黏合剂(Storper,1995;Storper and Venables,2004)。在贸易理论中也有这种观点,认为不完备合同(复杂关系的结果)会限制远程贸易(Antràs,2003),而人际关系技能是非常规的且回报很高(Levy and Murnane,2005)。

杜兰顿和普加(2004)认为,在空间上集聚的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人与岗位的匹配。未来产品和工艺流程高度不确定的产业无法熨平其产出水平。因此,在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这些产业需要避免囤积劳动力,而在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又可以迅速获得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在这些不稳定的市场中,工人必须能够顺利地在工作间转换,将其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与雇主的需求重新匹配。要在不囤积劳动力的情况下解决匹配问题,就要有大量的雇主和工人储备(Jayet,1983)。除非我们将稳定/不稳定的程度引入就业合同中,否则很难解释企业为什么不选择向外扩散,以避免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

是大批专业人才储备吸引了大批分散但相互关联的企业,还是企业集聚后带来自己的劳动力储备?这个问题又回到工作岗位和人哪个是“鸡”哪个是“蛋”的问题上。在思考城市结构的缘起和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时,我们需要考虑起源问题。美国许多州都曾经试图诱使好莱坞脱离洛杉矶,它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也提供了很多电影拍摄地,但并没有从洛杉矶吸引走那些电影公司的大本营和为娱乐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从业者。这是因为在该行业寻求高收益的人留在洛杉矶,通过他们错综复杂的网络和人际关系获得新的工作。这些人不会自发地迁移到奥兰多或是其他任何试图发展电影业的城市。

首先,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是如何去到他们最初去的地方的?以好莱坞为例,20世纪初,由于一些剧团经理人到洛杉矶从事新的电影技术工作,基于百老汇和歌舞杂耍的纽约原有娱乐业,遭到了极大的组织性破坏(Scott,2005)。最初,这些电影企业带到洛杉矶的是一些关键人物。从那时开始,随着很多电影厂的出现且数量倍增,从业人员流入好莱坞,好莱坞就这样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才储备。再看另一个例子,纽约作为银行业和大公司总部集聚地的历史由来已久,当前的纽约金融服务业就是通过启用该城市这方面的人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生活在那里的原因是他们在那里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工作是因为有很多企业在那里。

至于杜兰顿和普加提出的最后一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集群是技术学习和本地化知识溢出的场所(Jaffe and Trajtenberg,2002;Feldman,1994,2003)。这个长期以来的主题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19)“产业的秘密……悬而未决”的著名言论而为人所知,并被引用到城市经济学中。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即使在一个技术和创意全球流动的世界里,专业化的各地方经济仍有创新者群体汇集,这正是某些集群持续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引发这些人形成空间集聚的原因是什么?城市经济学中基于代理人的模型认为,从业者为了互动交流而聚集在一起,从而解释了某些地方高工资的原因。但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一模型恰恰是对这些技能人才确实聚集在一起的这一总体观察的倒退。它仍然回答不了我在第二章探讨过的是工作向人迁移还是人向工作迁移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总之,新经济地理学告诉了我们空间集群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如此高效的原因。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的创新及前沿领域)强化了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本地化需求。然而,我们还远远不能针对具体集群的形成顺序、启动集群的初始事件,以及对集群的精确位置进行建模或预测。而集群位置恰恰是形成特写模式的赢家地区和输家地区的原因,也是导致城市系统内部动荡以及具体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因此,城市和地区发展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专业化的起源问题,我将在第六章再探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