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岗位的分散：新的中心和外围地区

产业空间行为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分散性。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分散形式。第一种，各行业通过把一些生产环节分散到外围地区，从而将常规化（降低技术含量）、低贸易成本以及提高规模经济结合起来。第二种，在之前的外围地区形成新的集聚，容纳那些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成熟活动，但是通过在欠发达地区的再聚合来完成。成熟的制造业离开发达国家，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新兴经济体形成新的大工业城市，就是这种情况，美国阳光地带早期的许多城市发展就是如此。

最近大规模的分散就是制造业的全球化。20世纪下半叶，制造品的贸易成本下降（Glaeser and Kohlhase,2003）使制造业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生产系统不断将自己拆分到不同地区（Baldwin,2006）。20世纪40年代，美国原材料加工产业南迁；截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机械工程的核心产业开始向南部和西部迁移；截至90年代，已经全部搬迁到沿海地带。甚至硅谷和华尔街现今也大多是为远程生产系统的最终产出提供智囊服务的，即成为它们的概念、设计及创新中心。

产品周期模型为这个发展顺序提供了程式化描述（Norton and Rees,1979）。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成熟度会逆转形成集聚的各种力量，使生产单位的范围和规模增大，并降低中间贸易量和单位成本，这反过来又使解聚成为可能。产品周期模型是对这种动态的简单化、程式化的描述。规模和范围不总是按量从小到大的排序朝一个方向发展。技术和市场结构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改变，涉及的产品种类有时较多，有时则较少。贸易成本（物流或管理）的基础技术变革与创新速度，在不同产业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生产的路径或生命周期以及生产的空间组织多种多样。就此而言，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指导，直接观察中间贸易成本是理解产业地理变化的一种改进的方式。但是，贸易成本并不是根本原因。产品和生产技术的变革定义了实现规模和范围的机遇，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将生产链分割成不同环节的基本动态。于是贸易成本决定了生产链每个环节之间的空间距离。

具体产业（产品类型及其相关的具体贸易成本和市场位置）的解聚“地点”有所不同。企业寻求更便宜的土地，不仅因为它们与创新环境的共存不再受制于集聚经济，还因为随着技术的常规化，生产规模的提升使生产的土地密集性更高。同时，（因为提高了规模和标准化）降低了中间贸易和最终贸易的成本，从而为找到土地更便宜的地点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这使企业能够寻求更廉价、技能更低的劳动力。比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就连续出现了从霜冻地带到阳光地带的搬迁浪潮。在这种由解聚驱动的发展中，最初，是工作岗位向人靠拢。

在某些情况下，不管是通过城乡区域内迁移，还是区域间远距离迁移，生产的解聚均可能导致接收地区的人口变化。如果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人口迁入，当地发展的“雪球”就会开始滚动。源自产业集聚的工作岗位分散可能会使欠发达地区的新工作岗位开始集中。美国阳光地带大都市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只是那些经济体的结构与纽约等许多地方仍然大不相同。这里再次重申，如果我们将变化视为一系列事件，则变化的初始原因是工作岗位的迁移，而这一系列事件本身是由内部贸易成本、产业规模以及范围动态决定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最终是双向的，但看起来比例不同。

如上所述，“通过分散而聚集”的形式实现产业分散的另一个重要的当代实例是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主要制造业城市的发展。这些制造业集群并非基于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而是基于多个产业内的许多企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并为彼此从事相似的任务，如装配。产生这些主要制造业集群的根源是这些产业部门的演变，即它们可以在远离最终市场的地方建厂，也可以在距离初级（原）材料和生产中间投入品较远的地方选址。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它们处于产品周期的解聚阶段。但从地方层面内，发展中的东亚地区只有少数城市中心才能提供高效的初级城市化服务，因此这些产业都在那里聚集。

从表面看，这跟19世纪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一些城市的某些制造业集聚十分相像。然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那些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产业处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并以出口为导向，并不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同类产业，它们的创新程度很高且远没有达到技术上的成熟。因此，虽然大家普遍把现在的广州叫作“21世纪的曼彻斯特”，但这种类比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19世纪的曼彻斯特更像今天的硅谷，而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或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它们扮演的角色才更接近于广州。

无论如何，如今发展中国家通过城市化带来的解聚与全球范围内创新活动的集聚相互结合，推动了强大的城市化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