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租金的时空动态

后一种观点与一般经济学或（本书通篇讲述的）城市经济学格格不入。然而，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创新租金如何由某些与整体经济发展过程相关的特定城市地区享有，因此它实际上与城市如何为总体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参见Lundvall and Johnson,2004）。

要审视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抛弃从严格局部的维度考虑潜在正外部性的做法。增长经济学，特别是罗默（Romer,1986,1994）增长模型证实，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收益递增是资源约束下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和技术有别于经济过程中的其他投入。它们是非竞争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只有微弱的排他性。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我坐了你就不能坐，我与你就成了竞争对手。不仅如此，如果我长期使用，这把椅子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坏掉。但是知识不同，真正的知识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无限制反复使用而不发生损耗。我也可以不让你使用我的椅子，比如将它锁起来，或者声称我对它有所有权，如果你使用它我将用法律惩罚你。从长期看，知识的排他性很弱，它从其发明者流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限制其使用的法律都是暂时的。因为对生物、物理或机械过程的理解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知识的技术应用，所以真正的知识往往也是积累而成的。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通常都建立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或者被更好的替代品取代，因为随着过去一个阶段的知识积累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当前探寻的领域就会有综合性的领悟。

用正式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经济中的研发或创新部门的生产率不受收益递减的影响。平均而言，有益知识增量的生成越来越廉价。但这并非每时每刻都适用于科学的任意领域，因为有时会遇到阻碍，或者过去的成就在技术、环境或社会方面产生不可预料且代价高昂的副作用（负外部性）。但总体而言，对于过去几个世纪来说，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平均实际成本看起来越来越廉价（Mokyr,1991;Rosenberg,1982）。

这个简单的想法意义非同小可：创新可以成为长期无限增长的源泉。如果所有新增要素的收益都在递减，它们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有效配置既定的资源。然而，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不是好事。如果知识和技术受制于收益递减，那么从长远来说就很难提高生产率（它们成本很高，且可能越来越高）。结果，人类将被锁定在惨烈地争夺各种资源的马尔萨斯斗争中，这种斗争在工业革命之前曾让世界收入停滞了一千年（Maddison,1982）。收益递增解释了一个经济体为什么可以从其内部动态中发展起来。因此，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如良好的气候会使人口增长或知识奇迹般地外生增加（即“知识如同天堂的甘露降落人间”的想法）。

但是，正如读者看到的，这种基于收益递增的增长动态与经济中的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资源配置机制必须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基础上，使它能够找到最后的或边际上的资源量以配置给某种特定活动，然后再配置给其他活动。内生增长理论几乎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调和了这两个原则。它表明，即使应用了创新的不同具体活动（产品、行业和活动）是完全竞争的（由于收益递减），从长远看，通过降价、扩散以及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创新积累，整体经济还是能够从收益递减的悲惨状态中解放出来（Romer,1986,1994）。

请注意，我们现在还远未涉及要探讨的地方集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问题与地方集群联系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用地方集群方式将某些具体产业和整体经济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先讨论时间维度。先行者或创新者以垄断租金的方式从创新中获得了巨额收益，那也意味着人们的工资和产品价格要比通常情况下更高。经济奖励创新，因为创新具有稀缺性（其他人解开其中的奥秘，模仿并增加供给需要时间），也因为投资者预见到未来可以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将创新应用于提高其他任何地方的生产率。然而，这正是矛盾所在，这些提高价格和工资的动力只是暂时的。最终，高价格和高工资会随着创新（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长期累积）向其他企业、产业、工人和消费者的扩散而消失。

于是产生了第二个巨大的作用：这种扩散通过整体经济的重组和（在各企业、行业和用户范围内）对技术的反复利用，创造了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创新在短期内是成本高昂的，并因此为创新者带来巨额回报。但是从长远看，创新却是相对低成本的（它不受收益递减的影响），并且能够使经济摆脱令人沮丧的收益递减陷阱。

那么，对于空间维度（即城市、地区甚至国家）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上所述，当罗默理论被应用于经济发展地理学时，学者们常常会把它分别与之前马歇尔（Marshall,1919）关于区域范围的技术溢出（“产业的秘密悬而未决”）以及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62）关于“干中学”的研究联系起来。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关于区域范围的外部性概念得到广泛使用。

但是，如果收益递增的唯一来源是有严格本地准入限制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内部人会以本地化的技术或知识租金为产出定价，以赚取所有创新收益。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就无法解释西方国家自1820年以来经历的经济持续增长，也就不会有整体经济层面的递增收益，而只是某些幸运的地区或人们的长期租金积累（Mokyr,1991）。知识在地理上的排他性，导致在经济上的排他性。这样一来，罗默外部性理论的决定性支柱就会坍塌。知识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积累性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多少有点像14世纪的中国皇帝对待某些发明的方式。

罗默理论的地理学观点，结合了本地化和扩散，对于解释经济史学家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分流”的研究结论必不可少。在某些时期，某些企业和地方的租金在慢慢积累，然后随着技术潜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分散特征逐步成为现实，这反过来使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也变为现实。收益递增只能通过地理和组织变化的过程实现，该过程导致从租金本地化和垄断向技术的地理（从而经济）扩散，以及租金的分散。这也是创新扩散经典的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观点（Pred and Hagerstrand,1967）。

这一观点的主要含义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并不存在。相反，本地的技术外部性和可能的本地垄断租金则有马歇尔-阿罗式的来源，但整个经济收益递增的罗默式来源无法保持本地化。因此我们必须将本地化的外部性和租金的经济（价格）效应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作为财富第一次集聚之后又分散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的一部分。这个更广义的观点认为，这些对局部有利的外部性，（比如对伦敦）尽管在一些方面（对曼彻斯特）的长期福利有所减损，但在另一些方面对曼彻斯特也有利。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重新阐述如下。在第一阶段，创新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和组织（企业）中。这种创新地理往往反映了邻近区域的马歇尔-阿罗效应，并且趋于本地化。在一定时间内，这类创新能产生垄断租金。只要存在模仿障碍，包括知识壁垒和与技术利用相关的贸易/沟通成本，垄断租金就会持续存在。技术即使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也存在实际上的排他性。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近年来，专利群体的区域集聚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Sonn and Storper,2008），本地集群享用租金的时间可能也会延长（参见Moretti,2012;Malecki,2010）。

在第二阶段，这些创新可能会扩散到更广泛的地方。因为知识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变得更容易。知识往往更规范化，使更多人能够学会如何利用，将知识扩展到其他用途或地区的成本也因此得以降低。随着技术和模仿的广泛普及，价格降到平均成本，基于创新的熊彼特式的竞争将被标准效率竞争取代。产品周期的空间学说描绘了这种区位动力学，但正如第三章指出的，它仅仅反映了部分情况（Norton and Rees,1979）。同时，知识的地理扩散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排他性应用通过重新组合，产生了一轮轮新的创新。这些都驱动了罗默模型中的长期增长。

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技术创造、贸易成本和模仿障碍等精确因素，以及罗默认为的技术扩散和再应用会对以下方面起决定作用：任意给定时刻的收入空间层级、创新周期从租金赚取（先行者）转换为整体经济收益递增所需的时间，以及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量。这一切都是以创新地理为基础的：不断有新的创新过程开始，便可以赚取一轮轮新的垄断租金。所以本地的高价格和高工资并不是城市区域失调或不可持续的征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即使与高物价、高工资相关的拥堵成本，也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本地需求的反应，因此能够赚取租金。这些成本高昂的地区不仅对它们自身有利，对整体经济也有利，这是动态变化的破坏性经济的表现。

但是我们是否并未承认这样的租金必须是短期的，才能使马歇尔-阿罗（本地化的）外部性最终使整个经济受益（收益递增效应）？如果是这样，难道不是说城市系统只是一个巨大的均值回归机制吗？这与标准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一致，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短期的定义。接下来的两节中要论证，尽管创新租金必须是短期的，但是它们似乎对各地的物价和实际收入有一定的长期影响。我首先从经验角度探讨这一观点，然后提供它背后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