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趋同的反思

从标准的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大多数关于城市、地区和国家收入的研究都把探寻长期的区域间收入趋同（Sala-i-Martin,2006;Pomerantz,200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作为一种理论信念。当趋同并不明显或比预期慢时，研究便会集中在趋同是否存在障碍的问题上。在国际发展方面的文献中，要素流动的障碍在标准论述中十分重要（Helpman,2004），因为现在的国际贸易是如此普遍和深入，以至于不再成为趋同的障碍。

在各个国家内部，以美国为标准案例，大多数文献着重研究各州之间收入趋同的长期趋势，并用它来证明要素高水平流动存在时的趋同（Hammond and Thompson,2008;Carlino and Mills,1996）。然而，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大都市区间的收入趋同动态无法证实这种解释。马修·德雷南等人（Matthew Drennan、José Lobo and Deborah Strumsky,2004;Drennan,1999;Drennan、Emanuel Tobier and Jonathan Lewis,2006）都指出，虽然地区间有β趋同（两个地区间差距缩小的趋势），却没有σ趋同（人均收入离差的整体减少）。恩里克·莫雷蒂（Enrico Moretti,2012）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高技能工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在工资上出现了新的“大分流”，并一直在稳步扩大。理论告诉我们，β趋同和σ趋同不一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起初贫困的都市区和富有地区之间差距缩小的势头是初始的后发优势，或者说是初始追赶的格申克龙效应。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效应预测趋同，因为后发优势的边际递减，而经济往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巴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10%的年经济增长率，到了70年代逐步下调的原因。如果没出现这种情况，巴西现在的人均收入就应该与今天的美国相同。同样，埃尔帕索会不会有一天像纽约一样富有，或者类似的城市总体上是否都会如此富裕，这一点还无法给出定论。

城市的总体分化反映了各城市命运动荡的复杂模式。在美国，一些老牌工业城市，如布法罗和底特律，在实际收入排名中的位置已经下降；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则一直名列前茅；一些阳光地带的新兴城市，如休斯敦，上升势头迅猛；而其他城市，如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没有太大变化。平均而言，资本主义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扩展趋于产生一个初始的β效应，看起来像是趋同，但中等收入陷阱加上发展的偶然性又使之趋于平衡，并维持着分化的σ效应。从许多方面看，趋同是一种典型的错觉，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国家间）的扩展方式，或产业结构在国家之间的趋同方式。现实的情况是各国间出现越来越精细的功能差别（产业内部的，由任务和技能构成决定），并造成强大的收入分化效应（Yamamoto,2008）。

如果马歇尔-阿罗租金是高水平创新的地区和其他经济体，即后续受到创新扩散的地区之间收入分化的主要力量，那么，只有当后者能够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从而成为马歇尔-阿罗城市时，它们才能缩小与城市系统中那些“波士顿”之间的差距，而波士顿只有通过其创新和培育功能不断再造自己，才能领先于那些追赶的新兴城市。在某些情况下，不仅创新地区会有马歇尔-阿罗租金，经济还会拉动资源更深地融入创新城市，并且通过与创新扩散密切相关的不利贸易条件将创新较少的地区置于不利境地（这些创新体现在标准化、程序化的实际操作中，其价格也有所下降，与今天苹果手机的传奇发展经历一样，该手机在加利福尼亚设计，却在中国制造）。

但是，这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最初定位于某些城市的创新火花，也能够使其他地方的经济复苏，比如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或奥兰治县，还有法国的图卢兹等某些第二梯队的创新地区就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创新也可以产生于后发经济体，比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就挣脱了它们在世界劳动分工中的结构类别，战后美国的休斯敦和达拉斯也是如此。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像中国台湾一样表现出色，同理，许多阳光地带或落后城市地区的表现也差强人意。空间经济发展的过程充满了这种动态，而不是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用来建模的平稳替代和均值回归。

与此相反的各地区的各结构分类内部的趋同又是何种情况？我不会期望旧金山和菲尼克斯的收入很快就能趋同，但我可能会期望，美国城市的同一结构类别内部会出现趋同，比如纽约和波士顿之间，或者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等。但上述结果表明，即使在城市的某一结构类别内部，也会存在某种例外。那些有创新力和高技能的富裕城市并不会完全趋同。为何会如此？用经济学术语解释，可能是因为某些地方的本地化租金更高，比如旧金山的信息技术产业的租金高于纽约的金融业租金；或者，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前者的租金至少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更高。

趋同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不均衡。有些时期属于创新低潮期，这些时期地区间的趋同势头比其他时间要强。回溯过去，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正面临战后大规模生产经济向“新经济”的重大转变。这些时期令人担心，因为在这些时期，城市的趋同是因为经济在改造升级方面表现不佳，体现为上文中提到的创新驱动的马歇尔-阿罗模型到罗默模型的进程放缓。即使分化也会引起自身问题，但地区间的平等并非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