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1.5.1　居民的公共服务意识

人们的社会意识一般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也越高。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之后而延伸、发展的高层次需求。社会文明发育程度无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有直接影响，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规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在工业文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对公共安全、交通、卫生、教育、环保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在一些文明程度低的社会里，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低，没有改变环境的过高要求，相互之间的物质往来、信息交流量很小，因而对公共交通、通信也没有太多或太高的要求。

同时，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变化情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规模、结构和水平。在公共物品消费领域，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教育、卫生、旅游、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数量、水平也越高。当居民收入水平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时，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较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消费需求会以高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增长。

当我国的发展逐步迈向一个富裕、文明的经济社会，当个体通过形成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心理需要的层次将逐渐上升。因此，在居民的公共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成为可能。

1.5.2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状况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状况强力地影响着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质量。在我国，政府对公共物品拥有的控制权，使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形成历来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公共领域的供给和质量一般总是与政府的财政预算成正比。一般来说，哪里政府的财政投入越多，哪里的公共经济环境就越好，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水平都远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关键就是这些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居全国前列。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公共经济不发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政府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之中。

公共经济资源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资源的制约。公共经济虽然与私人部门的有形物品生产不同，它不完全受矿产、能源、交通位置、土地物产等自然资源的约束，但是它受自身需要消耗的资源约束。除政府的财政预算外，人才、科技、文化、习俗、地理环境条件等都可以说是重要的公共经济资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内部结构往往与这些资源条件密切相关。

1.5.3　秉持的价值理念

由于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不同，不同国家（地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有所不同。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地区），如美国，由于受自由主义、新教伦理等价值理念的影响，比较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更重视和依赖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才是利益与财富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从普通的社会成员，到决策者，更不用说是资方等强势的利益集团，几乎都认为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国家只应帮助少数不能自助的人，过多的福利不仅会滥用纳税人的财富，还会导致“养懒汉”现象的频繁发生。因此，“在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美国反对以平等和福利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更倾向于减少税收，以私营机构等非政府机构来管理有关社会保障的公共事务，并且倾向于政府决策分散化，加强地方政府的作用”。

而在秉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地区），如瑞典，由于对团结、合作、平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追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中的责任被强调很多，把为每个社会成员谋福利看作社会的责任，主要由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对公共服务进行再分配，并且通过把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普遍化、法律化的方式将福利制度变成了基本的国家制度，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覆盖面广、标准高。

1.5.4　制度环境的差异

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差别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走向有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塑造了行动者的偏好和动机，为行为提供了外在框架：许多不同的制度所形成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到行动者的行为，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会反映到行动者的行为中去；反之，行动也会改变制度和制度环境，引起制度变迁，甚至导致新制度的产生。由于环境差异的存在，无论是党派之间的较量，还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力量的对比、互动方式、进行政治行动所能产生的结果等，都有很大差异。不同的国家（地区）在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导致在制度环境上亦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主张高福利的瑞典社民党可以在其国内获得长期、有效的支持；而美国的民主党在医疗改革中却屡战屡败，历时数十年、多次推动全民医疗的实现也未果。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关键节点不仅是制度变迁的断裂期，也是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制度建设之所以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其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时期内各种政治变量呈现出了不同的组合，导致各国在关键节点时期形成了差异性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促使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