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巨额储蓄从何而来

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采用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没有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中国不会有这么快的增长，也不太可能有这么多的储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为中国贡献了巨额的储蓄。

出口就是一种储蓄，GDP的恒等式是GDP=C+S=C+I+（X-M），从中得出储蓄等于投资加净出口，即S=I+（X-M），这是一个恒等式，它两边是互相决定的，就是所谓的国内平衡和国际平衡。如果国际平衡在上升，国内的储蓄肯定上升；或者说，如果出口上升，那么储蓄也会上升。但是有一部分出口带来的储蓄被进口消耗掉了，我国的情况是S-I>0，就产生了贸易盈余。这是出口直接带来的储蓄。

2001年是中国外贸情况一个分水岭。2001年之前我国外贸增长并不慢，但是2001年到2008年短短的7年间，我国出口涨了5～7倍，2001年出口总额只有约2500亿元，2008年增长到了1.5万亿元。从2003年开始出现巨额的外贸盈余，近几年这一盈余实际上还在变大。当然，现在变大是被动的，一方面，进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需求下降也使得净出口增加（见图1）。

图2是中国外贸盈余的情况，在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我国的外贸基本上是持平的，有盈余，也有赤字，符合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规律。但是1994年并轨之后，官方汇率从5.5贬至8.5，巨大的贬值大大促进了出口，此后外贸盈余直线上升。

关于2004年之后外贸盈余上升的原因存在一些争论。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2003年之后开始实行紧缩政策，限制了国内的投资，投资不及储蓄增速，这样就积累了外贸盈余。外贸盈余的最高峰出现在2015年，为600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2016年我国的外贸盈余仍有5000亿美元，2017年期望下降，因为国内经济复苏了，可能进口会增加，有恢复到以往3000亿美元水平的可能性。

中国出口加速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双转型。一方面，2000—2010年，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劳动力突然增加。结果就是劳动工资上涨比较慢，收入向企业部门转移导致企业储蓄上升。而我国的企业基本不分红，中小企业得不到外部的金融支持，因而不得不储蓄，然后用自己的储蓄来投资。高收入者的高储蓄率实际上推高了居民的总储蓄，我国的居民总储蓄接近GDP总量，且高度集中。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做的财产统计，最富有的1‰储户贡献了我国所有居民储蓄的1/3。所以，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财富集中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图3显示了世界各地区劳动人口的比例。最粗的实线代表东亚的数据，因为中国占了东亚人口的90%以上，所以这条线可以基本反映中国的情况。可以很明显看到，改革开放后，东亚劳动人口比例不断增长。到2010年，我国2.64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不劳动人口（不劳动人口就是小于16岁和大于65岁的人）。因此，直到今天我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需要注意到，南亚地区劳动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但到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才会被南亚超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的总人口超过7亿，21世纪中叶这一数字会变成15亿。

如图4所示，我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基本呈上升态势，这只是离开本县、居住在外打工的人，如果再加上在本县打工的人，应该还有1亿人。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关于汇率问题的研究。中国采用固定汇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美元挂钩，到1994年之后就完全挂钩了。从理论上看，固定汇率不会影响相对价格，因为固定汇率是一个名义价格，实际汇率受到国内物价的影响，不可能在固定汇率的同时固定国内价格。许多国家采用固定汇率的前提是国内价格有黏性，特别是中国，工资黏性非常大。过去的工资黏性其实只是向下的黏性，因为我国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按照刘易斯剩余劳动力理论，劳动力的价格不上涨，工人的谈判地位就很低，所以工资有向下的黏性。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就可以压低国内的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可贸易品的价格，从而压低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降低反过来会压低实际工资，这样会提高可贸易部门的利润，最终导致储蓄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