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引领全球化

（一）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

第二次全球化的推手主要是美国的霸权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秩序，也就是贸易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比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基本上没有人口全球化，只是商品、服务业和资本的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用自由贸易作为制衡苏联的一个重要手段。奥巴马重返亚洲的理论，即军事上重返亚洲，经济上遵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ant，TPP），用全球自由贸易化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比当时的苏联明智，因为美国的全球化给它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其实力的增加最终引致苏联解体。

可是现在为什么西方会反全球化呢？原因很简单，它们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如亚洲，特别是不如中国了。所以在这些背景下要推动深层次的再度全球化，可能需要考虑地缘政治的大格局，经济全球化只是地缘政治大格局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代表一个社会运动，它可能会有一点反复，但是不可能出现逆转。WTO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持续到2017年，是最长的、基本上没有结果的贸易谈判。现在暂时也说不清楚WTO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这几年大家都不怎么提及多哈了，WTO这个国际机制可能已经走到了头。从2013年开始，世界贸易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了4%～6%，2013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了3%～4%，而国际贸易增长在3%以下。所以这次世界贸易放缓有结构性的原因。

美国在“二战”以后的第二次全球化中占据了地缘政治的领导地位，而现在为什么又是第一个说要再全球化呢？这是因为美国现在不是要求自由贸易，而是要求公平贸易，特朗普对公平贸易的定义就是经常账户的逆差要为零。以当前美国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基本不可能达到。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寻求重新建立全球化秩序的方法。历史数据表明全球化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有些过去支持全球化的重要国家在反全球化。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为国家带来了利益，但是利益分配不平衡。十年前学者用美国收入最高的10%对比最低的10%来研究收入分布不平衡现象，可是现在却是拿最高的1%对比最低的50%，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为什么美国人这样没有自信呢？美国一向是全世界最自信的国家，但现在突然变成全世界基本上最没有自信的国家，因为全球化的得益者集中在美国国内少数的1%的人手上。

（二）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上的崛起是中国的一个机遇

第一，美国现在好像不再愿意担当全球化的大棋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愿意当，肯定就要看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大环境下营造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期望，中国国内也有这股思潮。当然中国期望背后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25%～30%，最高达到35%～40%，平均为30%左右。第二，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5%，储蓄率占全球储蓄率的30%，中国的资本向世界流通转移，对世界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打造新的平台。但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提到，中国不是要建立新的平台。全球化为全世界带来两个好处：一是长时间持续的增长；二是很低的通货膨胀率。在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了。如果非洲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电子银行。现在是有钱的国家在反全球化，贫穷的国家相当拥护全球化。中国是第二轮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从2001年加入WTO到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同期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20%。现在基本上不是反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定义和缔造一个新的全球化秩序。穷国和富国都在全球化下得到了好处。特朗普就职之前说要征收45%的关税，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他当选总统以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北美重新谈判，而没有退出NAFTA；二是退出了还没有执行的TPP。他明白如果退出全球化过程，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陷入萧条，而不是衰退，所以特朗普只敢说，却不敢做。现在全球经济秩序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背离这个制度，后果无法衡量。

非全球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取向，重新全球化是唯一的选项。但是衡量全球化的货物、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四个方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特朗普坚持两点：一是不能有移民；二是奥巴马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现在全球制造业的平均关税率只有不到5%，所有行业的平均关税率也仅在13%左右，再降低关税推动力也不大了，需要想一些新的方法，如降低非贸易标准，但是劳动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不仅是国际贸易堡垒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国内问题。所以下一步的全球化可能会牵扯到最麻烦的别国的内政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之路越来越不好走。

关于美国的TPP有几个问题：第一，TPP长达6000页。在谈判过程中，很多国家把很多条文塞进去，是牵涉国有企业、汇率、环保标准、劳动标准、专利标准等的高标准。可是标准越多，牵扯到的国家主权领域交叉的问题就越多。就算TPP在美国被批准，美国国会也有可能会挑战它。奥巴马所谓的重返亚洲就把贸易过分地战略化了，从这一点考虑，特朗普否决TPP有其合理性。第二，贸易协定的平稳过渡需要这些国家的经济有相当程度的结合和配合。在TPP中，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有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越南谈国企、汇率、专业标准不是容易的事，豁免期也不能过长。TPP有先天缺陷，所以中国后来不表态是有理由的。推行自由贸易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创造新的贸易量，还是只是贸易转移。之前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现在改从越南进口，这对全球经济是没有促进作用的，这一点要考虑。

中国的贸易地位取决于贸易协定或者更深层次的关系：中国的储蓄率是40%～50%，可以盖很多工厂，并且可以接受低回报，不计入盖工厂的成本，因为盖工厂的钱不是借来的外债。中国有很多更新设备和投资资金的国内来源。美国的赤字为什么这么大呢？一是从贸易赤字可以看出贸易地位，美国国内产品在市场上被进出口商品击败；二是假定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得用进口来填补。美国贸易逆差反映国内储蓄不足，不管用什么样的贸易协定，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现实。所以现在唯一可行的政策途径就是提高国内生产力，重新定义一套全球化的贸易规则。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中国的贸易量和工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都大幅增长。图2表示的是各国或地区2002—2012年小时工资率的增长速度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GDP的比例。其中，中国的小时工资率的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巴西到2012年情况尚好，但以前的增长量在2013—2016年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的进出口额从1980年改革开放前期占GDP的20%，增长到高峰的65%，现在占GDP的40%。中国的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180美元增加到2017年年底的接近9000美元。所以中国在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成为最大的得益者。

美联储副局长斯坦利·费希尔说，美国今后一二十年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大概是2%，现在假如中国面临经济转型期并完成“三降一去一补”，估计中国今后10～15年的经济增长低点是5%～6%。按照这样推算，到2029年，中国的名义GDP很可能会超过美国。在实际购买力平价的对比上，中国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美国。2015年在制造业增加值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全世界最高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革命，如果这次工业革命掌握得好，中国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2005年汇改以后的十几年内，人民币大幅升值，但中国的出口份额即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也在不断增长。2015年，中国的出口大概占全球出口的15%，制造业成品出口占全球制造业成品出口的20%。这两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寒冬”，靠新兴产业支撑生产。目前，中国基本上是资本输出国。中国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数目惊人。如果加上中投公司（CIC）和外汇管理局的主权基金，中国有4.2万亿～4.3万亿美元的外汇。

（三）中国在领导世界再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第二轮的全球化是关税改革，即降低关税，但是现在这个方法在全球化中行不通了，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再全球化需要中国方案，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和阐述方式，如果没有新的方案提法，中国不可能成为再全球化的推手。在主要西方经济体系里，中国的声音并没有发出来，甚至还不清楚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全球化的第一个中心就是商品全球化，这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商品贸易自由化将会带来不平衡的问题和流动账的缺口怎样从资本账去填补的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以及资金流动方面依赖的体系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组织操作体系中，中层干部体系中的参与量还很小。中国要做全球化的推手，却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2017年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9000美元，在全球排第74位，这个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5%。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要领导全球化，就需要为全世界提供所谓免费的公共产品，可是在全世界排第74位的情况下，国内的老百姓愿意拿钱出来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第一次全球化背后最大的推手是大英帝国，第二次全球化最大的推手是美国霸权主义，第三次全球化假如没有主要推手就较难实现。世界多极化了，多极的世界在地缘政治上是非常不稳定的，下一波全球化将面临很现实的地缘政治问题。

同时我们也存在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全球贸易量中，大约有1/3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贸易。中国现在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公司没有国际化，比如国内财富500强央企排名很靠前，而占全世界销售量的比例很低。中国要做全球化的推手，企业界却无法配合。谁来担当全球化实际上的旗手，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和产业结构还处在追赶的阶段。图3表示的是中国高技术水平出口增长趋势，中国中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数量的50%左右，而高端水平产业出口只有30%，中国总体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还处在中层往高层迈进的阶段。以色列和韩国的研发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都在4%以上。中国的PPP个人所得为1.3亿～1.4亿元，韩国在这个水平时的高精密技术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0%，中国到现在也只有30%。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大国，认为中国出口产品还停留在中低端是不正确的。外资企业在所有出口企业里的占比一般在40%左右，而它们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的占比达到70%，所以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很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相比过去85%～90%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比，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提高了，但外资企业在中国高科技中还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企业以前在国外生产产品，现在特朗普鼓励它们回国。中国以前所有原材料都进口，现在越来越多的原材料都在国内生产，包括高科技的原材料。学界低估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比如每一部苹果手机只为中国创造了几美元的增加值，认为中国吃亏了，这可能是2010年的数据。但是2016年中国技术进步很快，苹果手机的766个供应商中有346个来自中国，7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中国零部件企业的科技进步速度会这么快。但2013年美国专利费收入1280亿美元，而中国收入的专利费只有10亿美元，是美国专利费的1/128。虽然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可是要赶上美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全球化最重要的就是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肯定会存在贸易逆差和平衡经常账户逆差的问题。中国现在仍使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由于美国现在不愿给多边机构增资，多边机构就没有钱来应对在全球化扩大过程中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经常账户危机。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因为要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必须要有新的框架。而中国真正的问题来了，经常账户的逆差只能通过资本账户去弥补，所以如果中国要做推手，资本账户就要开放，但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尚不允许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四）中国的资本账户不能开放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M2对GDP的比例为210%，是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一旦中国的金融体系出现动荡，国内会出现大量的人民币兑美元的需求。3万亿美元的外汇相当于20万亿元人民币，而M2是150万亿～160万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最低安全外汇保证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刚性需求为2.5万亿美元，中国虽然名义上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外汇流失的空间不大，中国是不能经受人民币冲击的，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中国2016年个人所得税第一次超过1万亿元，而GDP有75万亿元，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为1.5%，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在17万亿元的国家税收总额里，个人所得税只有1万亿元，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例为6%～7%，这一比例在全世界也是相当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税收比例都有15%～20%，说明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没有依法纳税。由于边际税率是45%，资本账户一旦开放，钱流通到国外就会省下这45%的税。中国要开放资本账户，如果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解决，将面临严重外汇流失的问题。

中国的储蓄率高于40%，GDP占全球GDP的15%。在高增长的年代，中国人愿意把钱放到国内，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成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可以进行投资的地方不多。如果资本账户开放，根据财务管理中的资产分散原则，资本会往回报率最高的地方流动，因此在中国除了税收会引起资金外流外，保险业和国民储蓄中的套利需求也会引起资金外流，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引发抛人民币买美元的现象。中国央企的财力雄厚，资本账户一旦开放，央企的国外投资需求增加，也会造成人民币需求的压力。

第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的利率成为人民币回报率的标杆。中国如果开放资本账户，美国的货币政策就会导致大量不可预期的人民币流动压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不开放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差额如何互相弥补？如果没有这个弥补机制，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推手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五）再全球化需要考虑的新问题

过去全球化存在的负面问题有：第一，过去的十几年，金融业过度全球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低度全球化，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落后国家增长率不足等问题；第二，过去国家间的不平衡问题是南北之间的问题，现在南南之间、北北之间也有分歧，全球化的共识更难达成；第三，财富和生产力高度集中对全球化相当不利。全球化追求机会平等，而技术和财富的集中，有内生的经济原则合理性，不是用政策就能改变的，而是与公平背道而驰的。

社会保障比较好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北欧国家，基本上不反对全球化，社会保障不好的国家就会反全球化。中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别国国内老百姓的想法。中国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从世界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有效投资超过GDP的35%～40%，超过以后就变成了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而中国有40%以上的储蓄率，储蓄太多，而能投资的地方太少，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内金融体系无法稳定。第二，在最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熊彼特的经济理论是投资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是波浪式的，不是直线型的，所以投资和储蓄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问题是混业经营和单业监管，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很难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

现在再全球化的条件和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平衡大家的要求。2016年欧洲从英国脱欧开始反全球化，而德国现在已经在全面拥护全球化。欧盟和中国占全球贸易量的30%，美国只占14%，如果欧盟与中国达成共识，共同作为全球化的推手，美国就只能跟着欧盟和中国走，现在也有相当多的国家支持全球化，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结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释放大量的生产力，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10～20年后，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驾驶员这个职业将会消失，这意味着由于技术的进步，过去很多的工作种类会消失，每个国家都将面临重新安排就业的问题。国家和社会的压力会很大，因此再全球化需要考虑每个国家的就业问题。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事实就是，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重新确定国际秩序。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产生新的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霸主；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和自动化，苏联追赶不上美国的速度，结果苏联解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果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世界秩序就会被重新安排，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

（六）“一带一路”与全球化

在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了270多项具体成果，这是相当成功的国际合作会议。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一带一路”其实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自由贸易，二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提及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自由贸易和基建出口。

这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不仅没有参会，印度外交部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的风险”的文章。印度外交部提到“一带一路”第一个风险是中国在面对“一带一路”问题时采用的双边机制，第二个风险是“一带一路”接受国的偿还能力风险没有被充分评估，第三个风险是不少利益集团把个人项目放到“一带一路”项目中。这几个问题都是印度提出来的，中国也很重视。这次中国为丝路基金注入了1000亿元人民币，在2015年的时候注入了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400亿美元）。为国家开发银行注入2500亿元，只占国家开发银行2016年年底国外放贷总额的1/3；给进出口银行1300亿元人民币，只占其2016年年底国外贷款余额的21%。注资减少就可以降低盲目贷款的冲动。这次峰会有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一是把援助和贷款分开了，另外设立了10亿美元注资的南南基金专门用于援助，而“一带一路”基金不能用来提供援助，当然，这只是初步构想，还需要落实；二是中国与IMF签署了工作协议，希望把“一带一路”做成多边机制。

当初中国“一带一路”准备“走出去”时，没有人愿意来借钱，这次峰会来了29个国家元首、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甚至北美、南美以及东南亚的国家代表都来参加峰会了，他们认为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共同繁荣的概念。这些国家的参与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一些好处：第一，这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偿还能力比较强，这些国家申请中国的项目时，我们可以挑选比较好的对象去放贷；第二，比较有经验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对“一带一路”贪污的指责；第三，不要把“一带一路”当成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排头兵，要把援助和经济效益分开，使“一带一路”政策的地缘政治色彩最小化；第四，美国也参与了十项协定，并没有指责中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美国和欧洲的参与，使日本也松了口。现在中国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带一路”政策贵在执行。如果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真的退出对国际承诺，中国不插手就会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全世界多极化的结构就会变成多极化的不稳定。在加大参与度的同时保证稳定的国内条件是对中国相当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