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敌

九月里一个黑暗的夜晚，九点多钟，在地方自治局医生基利洛夫家里，他的独生子，六岁的安德烈，害白喉症死了。医生的妻子在死去的孩子小床前面跪下，绝望刚刚抓紧她的心，忽然门厅里响起了门铃声。

由于家里有白喉病人，所有的仆人从那天早晨起就都已经从家里给打发出去了。基利洛夫没穿上衣，只穿着解开了扣子的坎肩，也没擦干泪痕斑斑的脸以及被石碳酸烫伤的手，就这样亲自走去开门了。门厅里光线阴暗，他只看得见走进门的那个人长得中等身材，围一条白围巾，现出一张大脸，脸色非常白，白得仿佛他一进门连门厅都亮了点似的。……

“大夫在家吗？”来人很快地问道。

“我在家，”基利洛夫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哦，就是您？很高兴！”来人快活地说着，开始在黑暗中找医生的手，后来找到了，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握住那只手，“我很……很高兴！我跟您见过面的！……我姓阿包京……今年夏天在格努切夫家里荣幸地见过您！正好碰上您在家，我很高兴。……请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推辞，马上跟我一块儿走。……我的妻子病得很重。……我坐着马车来的。”

从来人的声调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心情十分激动。他仿佛让火灾或者疯狗吓坏了，几乎压不住急促的呼吸，讲话很快，语音发颤，所讲的话带着毫不做作的诚恳和孩子气的畏怯口吻。他如同一切惊恐和吓坏的人一样，讲着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说了许多完全不贴题的和多余的话。

“我生怕您不在家，”他接着说，“我坐车来找您，一路上心里痛苦极了。……请您看在上帝面上，穿好衣服，跟我一块儿走。……事情是这样的：巴普钦斯基来找我，他就是亚历山大·谢敏诺维奇，您认得的。……我们就谈起天来……后来坐下喝茶，忽然我妻子大叫一声，按住心口，倒在椅子的靠背上。我们把她扶上床，我……我就用阿莫尼亚水擦她的两鬓，把水洒在她脸上……她躺在那儿跟死人一样。……我生怕这是动脉瘤症。……我们走吧。……她父亲就是害动脉瘤症死的。……”

基利洛夫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好像听不懂俄国话似的。

等到阿包京再一次讲到巴普钦斯基，讲到他妻子的父亲，又在黑暗中找他的手，医生才摇摇头，开口了，而且淡漠地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对不起，我不能去。……五分钟以前，我的……儿子死了。……”

“真的吗？”阿包金小声说，倒退一步，“我的上帝啊，我来得多么不是时候！这真是个出奇不幸的日子……出奇啊！多么凑巧……好像是故意这么安排好了似的！”

阿包金抓住门拉手，低下头，沉思了。他分明在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告辞走掉呢，还是继续央求医生。

“您听我说，”他热烈地说道，抓住基利洛夫的衣袖，“我很了解您的处境。上帝看得见，我在这样的时候来麻烦您，实在觉得难为情，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您想想看，我能去找谁呢？要知道，此地除了您以外，就没有别的大夫了。看在上帝面上，去一趟吧！我不是为我自己求您。……害病的不是我！”

接着是沉默。基利洛夫扭转身去用背对着阿包金，站了一会儿，慢慢走出门厅，来到客厅。凭他那种不稳定的、心不在焉的步态看来，凭他在客厅里把一盏没点亮的灯上的毛茸茸的灯罩扶正，又看一眼摊在桌上的一本厚书的专心神情看来，这时候他既没有什么主见，也没有什么愿望，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大概已经不记得他家门厅里站着一个外人了。客厅里的昏暗和寂静显然使他越发麻木。他从客厅走进他的书房，不必要地把右腿抬得过高，伸出手去摸索门框，同时他全身流露出茫然的神态，仿佛闯进别人的家里，或者生平第一次喝醉酒，眼前正在困惑地体验这种新的感觉似的。有一道宽阔的亮光越过书架，照到书房的一面墙上，书房有一道门通到卧房，这道光同石碳酸和酒精的浓重窒闷的气味就是从微微拉开的卧房门缝里漏过来的。……医生在桌子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呆呆地朝桌上一本被灯光照亮的书，瞧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卧房去了。

这儿，在卧房里，是死一般的寂静。一切，就连顶小顶小的东西，都在雄辩地述说着不久以前才过去的那场风暴，述说着疲劳。如今一切都在休息。一支蜡烛立在一张方凳上，夹在密密层层的药瓶、药盒、药罐中间，一盏大灯放在五屉柜上，它们把整个房间照得明亮耀眼。靠近窗口的床上，躺着一个男孩，睁着眼睛，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他不动弹，然而他那对睁开的眼睛似乎在一刻不停地变黑，越来越深地陷进眼眶里去。他母亲跪在床前，两条胳膊放在他身上，脸埋在被子的皱褶里。她像那个男孩似的一动也不动，然而她那扭弯的身体和那两条胳膊显出多么生动的活力啊！她把全身扑到床上，用尽力气如饥似渴地贴紧它，仿佛好容易才给她那疲乏的身体找到安宁舒适的姿势，生怕变动它。被子啦，抹布啦，水盆啦，地板上的水渍啦，丢得到处都是的小画笔和调羹啦，装着石灰水的白瓶子啦，使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啦，这些都已经死亡，似乎沉浸在安宁里了。

医生在妻子身旁站住，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偏着头，定睛瞧着他的儿子。医生脸上现出冷漠的神情，只有凭他胡子上发亮的泪珠才看得出他刚刚哭泣过。

人们谈到死亡而想到的那种阴森吓人的恐怖，在这个卧房里却不存在。这儿普遍的麻木、母亲的姿势、医生脸上的冷漠神情，都含着一种吸引人和打动人心的东西，也就是包藏在人类哀愁中那种细致而不易捉摸的美。人们还不会很快就领会或者描写这种美，恐怕只有音乐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就连房间里这种阴郁的寂静也可以使人感到那种美。基利洛夫和他的妻子没开口说话，也没哭，似乎他们除了感到失去儿子的惨痛以外，还感到他们处境的凄凉：如同从前他们的青春在某个时期消失了一样，眼前他们养育儿女的权利也随着男孩的死亡永远消失了！医生四十四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像个老人，他那憔悴多病的妻子三十五岁了。安德烈不仅是他们的独生子，而且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了。

跟妻子相反，医生是那种一感到精神痛苦就想活动一下的人。他在妻子身旁站了五分钟光景，就走开，高高地抬起右腿，从卧房走进一个小房间，那儿有一半地方让一个又大又宽的长沙发占据了。然后他又从这儿走进厨房。他在火炉旁边和厨娘的床边徘徊一阵，然后弯下腰，穿过一道小门，到了门厅。

在这儿他又看见白围巾和白脸。

“总算来了！”阿包金吁一口气说，伸手抓住门拉手，“我们走吧，劳驾！”

医生愣一下，看着他，想起来了。……

“您听我说，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不能去！”他说着，振作起来，“这多么奇怪！”

“大夫，我不是木头人，我很清楚您的处境……我同情您！”阿包金用恳求的声调说，把手放到围巾上，“不过要知道，我不是为自己求您。……我的妻子就要死了！要是您听到那声喊叫，见过她的脸，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固执！我的上帝，我本来当是您去穿衣服的！大夫，时间宝贵！走吧，我求求您！”

“我不能去！”基利洛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然后迈步走进客厅。

阿包金跟在他后面，抓住他的衣袖。

“您有伤心事，这我明白，不过要知道，我请您去也不是治牙痛，更不是去做法院鉴定人，而是去救一条人命！”他继续像乞丐那样恳求道，“人命比一切个人的悲痛都要紧！是啊，我请您拿出勇气，拿出英雄气概来！我用博爱的名义请求您！”

“博爱可是两头都能打人的棍子，”基利洛夫生气地说，“我也用博爱的名义请求您不要把我拉走。这多么奇怪，真是的！我站都站不稳，可是您却用博爱来吓唬我！我现在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说什么也不能去，再者我把妻子托付给谁呢？不行，不行。……”

基利洛夫摆着手，往后倒退。

“而且……而且您也不用求我！”他惊慌地继续说，“请您原谅我。……按照第十三卷法规的规定，我非去不可，您有权利抓住我的衣领硬拉我走。……请吧，您拉吧，可是……我不行。……我连话都说不动。……请您原谅。……”

“您，大夫，不该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阿包金又拉住医生的衣袖说，“什么十三卷不十三卷，去他的！我没有任何权力强制您去。您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也随您，然而我不是对您的意志讲话，我是对您的感情讲话。一个年轻的女人就要死了！您说您的儿子刚死，那么除了您还有谁会了解我的恐慌呢？”

阿包金的声音激动得发颤。这种颤音和这种口气比他的话语动听得多。阿包金本心是诚恳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他说什么，他的话总显得做作，缺乏感情，华而不实，很不得体，对医生家里的空气也罢，对那个正在不知什么地方垂危的女人也罢，简直像是侮辱。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生怕别人误解，因此极力给他的声调添上委婉和柔和，为的是即使不能用他的话语折服人，至少也让他诚恳的声调感动人。一般说来，话无论说得多么漂亮和深刻，也只能影响不关痛痒的人，却不见得总能满足幸福的或者不幸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沉默才常常成为幸福或者不幸的最高表现。一对爱人倒是在沉默的时候才更加互相了解，在坟墓旁边发表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却只能感动外人，死者的寡妇和孩子听起来反而觉得冷酷和无聊。

基利洛夫站着，一言不发。阿包金又讲了一些话，说到医生的崇高使命，说到自我牺牲等等，于是基利洛夫郁闷地问道：

“远不远？”

“大概有十三四俄里的路。我的马好得很，大夫！老实跟您说，您来回一趟不出一个钟头。只要一个钟头就足够了！”

最后这句话对基利洛夫的影响，远比有关博爱或者医生使命之类的宏论有力量得多。他想一想，叹口气说：

“好，走吧！”

他很快地走到书房，步子也稳多了。过了一会儿，他穿一件长上衣走回来。阿包金欢欢喜喜，帮着他穿上大衣，在他四周踩着碎步忙来忙去，脚底擦着地面沙沙地响，随后跟他一块儿走出房外。

外面天色黑下来，可是比门厅里亮。在黑地里清楚地现出医生那高大伛偻的身子、又长又窄的胡子和钩鼻子。阿包金呢，除了他的白脸以外，现在还可以看清他的大头和他那顶小得刚够盖严头顶的大学生制帽。那条围巾只有前面一部分发白，后面那部分却被长头发盖住了。

“请您相信，您这种宽宏的气度我是领情的，”阿包金把医生扶上马车，喃喃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到家。你，路卡，好朋友，把车尽量赶得快点！劳驾！”

车夫把车赶得很快。先是一排不美观的房屋沿着医院的院子伸展出去，到处都乌黑，只有院子深处一个窗子里射出明亮的光芒，射透篱墙。医院正房楼上的三个窗子也不像外面那么黑。随后马车就驶进浓重的黑暗里。这儿可以闻到带着菌子味的潮气，可以听见树叶的飒飒声。有些乌鸦给车轮的辘辘声惊醒，在树叶中间扑腾，发出仓皇悲凉的叫声，仿佛知道医生的儿子死了，阿包金的妻子病了似的。可是后来，眼前闪过孤零零的一棵棵树和一丛丛灌木，随后有一个池塘阴森地发亮，水面上睡着巨大的黑影，于是马车在一片坦荡的平原上奔驰。乌鸦的叫声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已经变得含混，不久就完全消失了。

一路上基利洛夫和阿包金几乎没有说话。只有一次阿包金深深叹一口气，喃喃地说：

“这局面真叫人难受啊！人们爱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比眼看就要失去他们的时候爱得更深了。”

等到马车慢慢地渡过那条河，基利洛夫突然打个哆嗦，仿佛让河水声吓坏了，身子扭动起来。

“听我说，请您放我回去，”他发愁地说，“我随后再到您家里去。我只是要请一个医士去陪陪我的妻子。她可是孤单单一个人啊！”

阿包金没说话。马车摇摇晃晃，撞着石头，驶上沙岸，往前赶去。基利洛夫在愁闷中焦急不安，瞧着周围。在淡淡的星光下，可以看见他们身后那条路和岸边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柳树。右边是一片平原，跟天空那样平坦，无边无际。远处，大概在泥炭沼地里吧，零零星星点着些昏暗的灯火。左边伸展着一道高冈，跟大路平行，高冈上长着一些小灌木丛，枝叶繁茂。天空中挂着一个很大的月牙，一动也不动，颜色发红，微微蒙着一层雾，四周是些碎云，那些云好像从四面八方回过头来看它，守住它，防备它跑掉似的。

整个自然界含有绝望和痛苦的意味。大地好比一个堕落的女人，独自坐在黑房间里，极力不想往事，她觉得回忆春天和夏天太苦，如今只是冷漠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冬天。不管往哪边看，大自然处处都像个黑暗而冰冷的深渊，不论基利洛夫也好，阿包金也好，那个红色的月牙也好，都休想逃出去了。……

马车离目的地越近，阿包金就变得越是焦躁。他扭动身子，跳起来，从车夫肩上往前看。最后马车总算在一个门口停下，那儿雅致地挂着花条麻布门帘。阿包金看看楼上灯光明亮的窗子，同时医生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在颤抖。

“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就活不下去了。”他跟医生一块儿走进门厅说，激动得不住搓手。“不过这儿听不见闹哄哄的声音，可见至今还没出事。”他听一听四周的寂静，补充了一句。

在门厅，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整所房子虽然灯光明亮，却像是睡着了。医生和阿包金本来一直在黑暗里，现在才可以互相看清。医生高身量，背有点伛偻，衣服不整齐，面貌不好看。他那像黑人般的厚嘴唇、钩鼻子、冷淡无光的眼睛，现出一种不招人喜欢的生硬、阴沉、严峻的神情。他那没有梳理的头发，瘪下去的鬓角，稀疏得露出下巴的长胡子那种未老先衰的花白颜色，灰白的皮肤，漫不经心、笨头笨脑的举止，所有这些都显得那么冷漠，使人想到他历年的贫穷和厄运，对生活和对人的厌倦。看着他那干瘦的身材，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人能有妻子，他能为儿子痛哭。阿包金的相貌却是另一个样子。他是个丰满、结实的金发男子，脑袋很大，脸庞又大又温和，装束优雅，穿着最时新的衣服。他的风度、扣紧纽扣的上衣、长头发、面容都使人感到一种高贵的、狮子般的气概。他走路昂起头，挺起胸脯，说话用的是好听的男中音。他拿掉围巾或者抚平头发的姿态流露出细腻的、几乎可以说是女性的秀气。就连他一面脱衣服、一面朝楼上张望的时候那种苍白的脸色和孩子气的恐惧，也没有破坏他的风度，冲淡他周身洋溢着的饱足、健康、自信的神态。

“这儿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他说着，走上楼去，“也没有忙乱的样子。上帝保佑！”

他领着医生穿过门厅，走进一个大厅，那儿放着一架乌黑的钢琴，挂着一个蒙着白套子的枝形烛架。他们两个人从这儿走进一个十分舒适漂亮的小客厅，那儿弥漫着好看的、半明半暗的粉红色亮光。

“好，请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大夫，”阿包金说，“我呢……马上就来。我去看一看，通知一下。”

基利洛夫就一个人留在这儿。尽管客厅豪华，半明半暗的灯光使人感到舒服，而且他到这个不相识的生人家里来未免有点离奇，可是这些分明都没有打动他的心。他坐在一把圈椅上，瞅着自己那双被石碳酸灼伤的手。他只随便看一眼鲜红的灯罩和提琴盒，斜起眼睛往钟声滴答的那边瞟一眼，发现一只制成标本的死狼，也像阿包金本人那样结实和饱足。

四下里静悄悄的。……在那些互相连接的房间里，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人高声喊了一下“啊！”，随后大概是一口立橱的玻璃门哐啷一响，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基利洛夫等了五分钟光景，不再瞅自己的手，却抬起眼睛看门口，阿包金原是从那儿走出去的。

这当儿阿包金正好站在门口，然而已经不是刚才出去的那个阿包金了。他那饱足的神情和细腻的优雅不见了，他的脸、手、姿势被一种不知是恐怖还是生理上的剧烈痛苦引起的憎恶心情弄得变了样儿。他的鼻子、嘴唇、上髭，他的整个五官都在动，仿佛要跟他的脸分开，他那对眼睛倒似乎痛苦得笑了。……

阿包金迈着沉重的大步走到客厅正中，弯下身子，发出呻吟声，摇着拳头。

“她骗了我！”他叫道，使劲念那个“骗”字，“她骗了我！她走了！刚才她害病，打发我去找大夫，只是为了跟那个小丑巴普钦斯基私奔罢了！我的上帝啊！”

阿包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医生跟前，把两个又白又软的拳头伸到他的脸跟前，摇晃着，继续叫道：

“她走了！！她骗了我！哼，她何必这样作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何必玩这种肮脏的骗人花招，何必玩这种恶魔一样的、毒蛇一样的把戏？她走了！”

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他猛地扭转身，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现在他穿着短上衣，一条时髦的瘦裤子裹着他的两条腿，使腿显得很细，跟身体不相称，再加上他的大头和长头发，非常像一头狮子。医生淡漠的脸上闪着纳闷的神情。他站起来，瞅着阿包金。

“对不起，病人在哪儿？”他问。

“病人！病人！”阿包金嚷着，又哭又笑，仍旧摇拳头，“她不是病人，她是个该死的人！下流！卑鄙，连魔鬼都想不出比这再卑劣的勾当！她打发我出去无非是为了跟那个小丑，跟那个呆头呆脑的丑角，跟那个面首逃跑，逃跑！啊，上帝，巴不得她死了才好！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医生挺直身子。他的眼睛着，充满泪水，他的窄胡子随着下巴一同向左右两边颤动。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纳闷地往四下里张望，“我的孩子死了，我的妻子在伤心，而且孤零零地待在一所空房子里……我自己也站都站不稳，有三夜没合眼了……结果怎么样呢？我给硬逼着到这儿来陪着表演这么一出庸俗的滑稽戏，当个跑龙套的！我……我不懂！”

阿包金松开一个拳头，把一张揉皱的信纸丢在地板上，用脚踩它，就跟踩一条他要弄死的虫子似的。

“以前我一直没看出来……一直没弄明白！”他咬紧牙关说，把一个拳头举到自己的脸跟前摇晃着，脸上现出仿佛有人踩了他的鸡眼那样的神情，“我没有留意到他天天都来，没有留意到他今天是坐着轿式马车来的！为什么他坐轿式马车？我却没理会！傻瓜呀！”

“我不……不懂！”医生嘟哝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啊，这是揶揄人的尊严，嘲弄人的痛苦！真是岂有此理……这还是我生平头一回见到！”

医生现出一个刚开始明白自己受到奇耻大辱的人的惊呆神情，耸耸肩膀，摊开两只手，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好，浑身无力地往圈椅上一坐。

“是啊，就算你不再爱我，你爱上别人了吧，那也由你，可是何必骗人，何必玩这种昧良心的卑鄙手段呢？”阿包金用含泪的声音说。“这是何苦？这图的是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您听我说，大夫，”他走到基利洛夫跟前，激昂地说，“您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不幸的见证，我也不打算把真情瞒住您。我对您赌咒：我爱这个女人，像奴隶那样百依百顺地爱她！我为她牺牲了一切：跟亲人吵翻，丢开工作和音乐，有些事情换了是我母亲或者姐妹做的，我都不会原谅，我却原谅了她。……我从没斜起眼睛看过她一次……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那么何必这样作假呢？我并不硬要她爱我，可是为什么设下这种可恶的骗局呢？你不爱我，那就直截了当，光明正大地对我说好了，特别因为你知道我对这种事的看法嘛。……”

阿包金眼睛里含着泪水，周身发抖，诚恳地把心里的话都对医生说了。他讲得激昂，两只手按住心口，一点也不犹豫地把他家庭的隐私和盘托出，甚至仿佛很高兴，因为总算把这种秘密统统从胸中挖出去了。要是让他照这样谈上一两个钟头，吐尽他的衷曲，他无疑地会好受一点。谁知道呢，假如医生肯听他讲下去，像朋友那样同情他，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常有的那种情形，他会把烦恼抛开，不再抗议，也不再去做不必要的糊涂事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当阿包金讲话的时候，受了侮辱的医生却起了显著的变化。他脸上的淡漠和惊奇渐渐化为沉痛的委屈、愤慨、盛怒。他的五官变得越发凶狠、冷峻，不顺眼了。阿包金把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举到他眼前，那女人容貌俏丽，然而神态冷漠，没有表情，像修道女一样，于是阿包金问医生说：瞧着这张脸，人能相信她会作假吗？可是医生突然跳起来，眼睛发亮，粗声粗气吐出每一个字，说道：

“为什么您给我讲这些？我不想听！不想听！”他叫道，用拳头砸一下桌子，“我不要听您那些庸俗的秘密，叫它们见鬼去吧！不准您对我讲这些庸俗勾当！莫非您以为我还没有受够侮辱？您以为我是个奴仆，就可以任人侮辱个够？是吗？”

阿包金从基利洛夫面前往后倒退，惊奇地定睛瞧着他。

“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医生接着说，抖动着胡子，“如果您吃饱喝足了而要结婚，吃饱喝足了而要闹点花样，演这种悲欢离合的戏，那么叫我来夹在当中算是怎么回事？我跟你们的男女私情有什么相干？别烦我！您管自去过您那种高尚的剥削生活，卖弄那些人道主义思想，玩那些乐器，”这时候医生斜眼看了一下提琴盒，“您管自去拉低音提琴，吹长号，长得跟阉鸡那么肥，可是不准您嘲弄人的尊严！如果您不善于尊重人的尊严，至少也别去碰它！”

“对不起，您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阿包金涨红脸问道。

“这意思是说，照这样拿人开玩笑是卑鄙下流！我是医生，您把医生和一般的工作者，把那些身上没有香水气味和卖淫气息的人，统统看成奴仆和低级趣味的人。也罢，您要这样看也由您，可是谁也没有给您权力把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当成跑龙套的！”

“您怎么敢跟我这样说话？”阿包金小声问道，他的脸又跳动起来，这一回分明是出于愤怒。

“不，您既然知道我有伤心事，您怎么敢把我弄到这儿来听这些庸俗的事情？”医生叫道，又举起拳头砸一下桌子，“谁给您权力这样嘲弄别人的悲痛？”

“您发疯了！”阿包金嚷道，“这是多么不体谅人！我自己本来就深深地不幸，而……而……”

“不幸，”医生冷笑说，“请您不要提这两个字，它们跟您毫不相干。浪子借不到钱也说自己不幸。阉鸡肥得不好受也算是不幸。无聊的人！”

“先生，您太放肆了！”阿包金尖叫道，“说这样的话……照理要挨打！您明白吗？”

阿包金匆匆地把手伸进里面的口袋，从那儿取出钱夹来，抽出两张钞票，丢在桌子上。

“这是您的出诊费！”他说，鼻孔扇动着，“给您钱就是！”

“不准您给我钱！”医生说着，把钞票从桌上拂落到地板上，“侮辱不能用钱来赔偿！”

阿包金和医生面对面站着，在气愤中继续用不得当的话互相辱骂。恐怕他们有生以来，就连在梦魇中，也从没说过这么多不公平的、恶狠狠的荒唐话。这两个人身上强烈地表现出不幸的人的自私心理。不幸的人是自私、凶恶、不公平、狠毒的，他们比傻子还要不容易互相了解。不幸并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拆开了。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人们怀着同样的痛苦，本来似乎应该联合起来，不料他们彼此干出的不公平和残忍的事，反而比那些较为满足的人之间所干的厉害得多。

“请您派车子送我回家！”医生气喘吁吁地喊道。

阿包金使劲摇一下铃。然而没有人应声跑来，他就又摇铃，生气地把铃丢在地板上。铃带着闷闷的响声落在地毯上，发出一声凄凉的哀叫，仿佛临死的呻吟。有个听差来了。

“你们都躲到哪儿去了，见你们的鬼？！”主人捏紧拳头，痛骂他，“刚才你在什么地方？去，叫他们给这位先生把四轮马车准备好，再吩咐他们把轿式马车套好马，我要用！等一等！”他看到听差回转身要走，又嚷道，“明天这所房子里不准留下一个奸细！你们统统给我滚出去！我要另外雇人！你们这些坏蛋！”

等候马车的那段时间，阿包金和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在阿包金身上，又恢复了原先那种饱足的神情和细腻的优雅。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优雅地摇着头，显然在盘算什么事。他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不过他极力装得没注意他的仇敌。……医生呢，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边沿，瞧着阿包金，眼睛里带着深刻的、有点讥诮的、难看的轻蔑神情，像这样的神情是只有处在悲伤和困厄中的人看见面前立着饱足和优雅的人的时候才会有的。

过了一会儿，医生坐上四轮马车上路了，然而他的眼睛里仍旧现出轻蔑的神情。天色黑暗，比一个钟头以前黑多了。红色的月牙已经移到高冈后面，原先守护月牙的碎云如今像一块块黑斑似的躺在星星旁边。一辆挂着红灯的轿式马车沿着大路隆隆响地驶来，然后赶到医生马车的前头去了。这是阿包金坐上马车去诉说他的不平，去做糊涂事了。……

一路上，医生没想他的妻子，也没想他的安德烈，却在想阿包金和在他刚离开的那所房子里生活的人。他的思想不公平，残忍得不近人情。他暗自痛骂阿包金，痛骂他的妻子，痛骂巴普钦斯基，痛骂一切生活在半明半暗的粉红色亮光里而且发散着香水气味的人。一路上他痛恨他们，蔑视他们，弄得他的心都痛了。在他的心里，关于这些人就此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

光阴会消逝，基利洛夫的悲伤也会消散，可是这种不公平的、跟人类的心灵不相称的看法却不会消失，而要保留在医生的心里，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