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孙子和马基雅维利

兵者，诡道也。

——孙子

在所有战略思想中，荷马最早提及的力量之神（biē）和智慧之神（mētis）代表了对比最鲜明的分野。前者渴望肉体上的成功，后者追求精神上的胜利；前者相信强悍，后者看重智谋；前者勇气过人，后者想象力丰富；前者直接面对敌人，后者迂回接近对手；前者时刻准备为荣誉而死，后者总是想靠欺骗偷生。在罗马帝国时期，思想的钟摆由智慧摆向了力量。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也因此在维吉尔笔下变身为尤利西斯，成了有关希腊人背信弃义的传说的一部分。在这类传说中，甚至是雅典人，当发觉自己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处于下风时，也从特洛伊木马上找到了某些共鸣，开始对奥德修斯的这一残酷计策另眼相看。罗马时代的英雄不再像从前那么依赖狡诈和聪明，他们更坦诚、更可敬，在战斗中也更勇敢。

由此，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写道，观念较为传统的元老院议员对当时追求“过于狡猾的智慧”的世风深恶痛绝。这种智慧类似于“迦太基人的把戏和希腊人的诡计，它让人觉得用欺骗之术克敌制胜比武力征服更光荣”。罗马人作战时不会“采取伏击和夜间行动，也不会在假装逃跑之后给粗心之敌来个回马枪”。也许有时候“计谋比勇气更实惠”，但相对于“耍手段和凭运气”，只有“在一场公平正义的战争中展开光明正大的白刃战”才能真正挫败敌人的意志。

尽管存在上述观点，但使用计谋仍有着巨大吸引力。不久之后的提比略统治时期，瓦莱留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便在其著作中对谋略做了积极的阐述，并首次赋予其正式定义。“与狡猾和诡诈相关的各种行为在希腊语中被统称为‘strategemata’（谋略）。的确，这些概念有着光辉的一面，和它们所遭受的种种非议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它们几乎无法用一个（单一的拉丁）词语来恰当表述。”他举了几个例子：“健康的心态”（salubre mendacium）有助于提振士气（有效说服你属下的一支部队发起进攻，理由是另一支部队正在有效推进，虽然这不一定是真的）；假冒的叛逃者（比如西农）可以从内部瓦解敌人；被围困者运用心理战术，可以让围困者丧失斗志；麻痹你眼前的敌军，就能够以双倍兵力打击其他敌军；先用计迷惑敌人，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当敌人试图围困你的城池时，抢先下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有这些例子都抓住了诡诈之术的特点，那就是扰乱敌人部署，至少要打消己方的顾虑。比起单靠武力，一条计谋会让胜利更有保障。

在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弗龙蒂努斯于公元84～88年编写的《谋略》（strategemata）一书中，罗马人的作战传统得到了承袭。书中思想广为流传，长久影响着后世学者，其中就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对该书的介绍中，弗龙蒂努斯对一些可能由他自创的概念做了澄清。“如果有人确实对本书感兴趣，”他要求，“请他们记住区分‘战略’和‘谋略’的含义，这两个词天生就很相像。”战略指的是“一个军事统帅所具备的全部素质，体现为深谋远虑、扬长避短、胆大心细和行事果决”。而作为该书主题的谋略，依靠的则是“技巧和聪明”。它们“能用来躲避敌人，效果并不逊于击垮敌人”。弗龙蒂努斯所说的谋略无疑含有诡诈和欺骗的因素，但同时也包括不少更实际的、用于保持部队士气的方法和经验。这样说来，谋略算是战略的一个子集。弗龙蒂努斯曾就军事问题撰写过综合性论著，但不幸已经遗失。

在其他文化体系中，谋略和诡计更有市场，尤其被当作摆脱困境的法宝；人们对其推崇备至，认为它们体现出一个有效战略的本质特征。莉萨·拉法尔斯（Lisa Raphals）对德蒂恩内和韦尔南有关智慧之神的论述多有研究，并将其所代表的谋略与汉语中的“智”进行了比较。“智”有很多意思，从学问、知识、灵性，到技能、手艺、聪慧或狡黠，不一而足。一个智士往往是圣明的统帅，就像智慧之神的化身，能够凭借自己精通的诡诈之术击败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战胜弱敌无需超常之才，只有在不容失败、保证克敌必胜的情况下，真本事才得以显现。诡计的运用至关重要：变有序为无序，迷惑敌人，隐勇示怯，隐强示弱。作为统兵智士，还要有料敌机先的能力。比如，间谍可以帮助己方掌握敌人的计划和部署，继而判定应该何时使用计谋，何时正面交锋；何时迂回转移，何时直接进攻；何时全力出战，何时保持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