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

我能比海上妖精淹死更多的水手，

我能比蛇怪杀死更多凝视我的人。

我的口才媲美涅斯托耳，

我的诡计赛过尤利西斯，

我能像西农那样再拿下一个特洛伊。

我比蜥蜴更会变色，

我比普罗透斯更会变形，

连那杀人不眨眼的权谋家也要向我学习。

无论这些可接受的行为规则是否始终得到了严格遵守，它们无疑都影响了当时的话语体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对基于统治者私利的政治行为的赤裸裸辩解能产生巨大影响。他让诡计和花招超越了战争范畴，直指国家所有事务管理的核心。他被认为是自奥德修斯以来，又一个不可信任的狡诈圆滑之徒。不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被用于形容那些深谙操纵之术、专靠欺骗谋私利的人；这种人醉心于权力本身，对借助权力行正直高尚之事则不感兴趣。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学说遭到了教会的谴责，以至于作为其理论化身的“权谋”几乎被当成了魔鬼的工具[马氏的名字“尼可罗”（Niccolo）恰好与早于他而存在的撒旦的绰号“老尼克”（old Nick）相合]。莎士比亚笔下的格洛斯特公爵（后来的理查三世）——以上引述的正是此君的言论——就代表了这类具有最严重缺陷的权谋家。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本人是一位佛罗伦萨公务员、外交官、政治顾问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是一本写给统治者的手册。在当时意大利深陷动荡和危机的背景下，这本书奠定了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顾问的地位。他以平实的文字表达了强烈的紧迫感，反映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绝望，以及他对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在法国和西班牙强权面前的软弱无能及其政治恶果的忧虑。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基雅维利还就军事事务提出了明智而有说服力的建议。他主张依靠征兵制度建立一支更具持久战斗力的军队，从而为保卫国家和扩张国家势力提供更可靠的基础。但不幸的是，由他协助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自卫队于1512年在普拉托战役中被西班牙军队击败。和修昔底德一样，马基雅维利在失去实权之后有了写作的时间，开始为其他人如何行使权力出谋划策。

这种境况同时赋予了他一个超然的视角，丰富了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的感受。他认为，在理想世界中，真正高尚的人总能因其善行而得到回报，而现实世界却不那么令人如意。马基雅维利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因此也被视为政治学之父。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提供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只是反思了同时代的实际道德规范。政治生存靠的是不掺杂感情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对虚幻理想的追求。这意味着要重视利益冲突及其潜在的解决方式，解决这些冲突要么靠实力，要么靠计谋。但是，狡猾和欺诈不可能创造它们自己的政治遗产：立国的基础仍然是良好的法律和军队。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方法学的兴趣，体现了包括孙子在内的大多数战略家所追求的目标：如何对付别人可能更强大的力量。马基雅维利并未夸大战略的效用。风险总是存在的，所以不是总能辨明一个安全的行动方向。就像用二十世纪的博弈论预测“极小极大”结果那样，他注意到：“从道理上讲，你永远别指望能躲过一个危险而不遇上另一个危险，但精明的人知道如何识别不同危险的本质，并选择面对其中害处最小的一个。”该做什么则由环境决定。“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即便如此，它还是会留下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甚至在这个明显由人支配的部分，采取行动时也需要审时度势。自由意志体现了让事物适应人性的可能性，马基雅维利则认为事物可以塑造人性。

马基雅维利的《兵法》（Art of War）是他唯一于生前出版的著作，书名有可能受到了孙子著作的启发。实际上，从十七世纪的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到十八世纪的萨克森伯爵莫里斯，再到十九世纪的约米尼男爵（Antoine-Henri de Jomini），有关这个主题的专论大多以“兵法”命名。这是个通用的书名，往往偏重于探讨技术性问题。作为这类体裁之一，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强调了常备军的潜在价值，以及一个人如何以合适的方式服务于真正的国家利益。他还为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所困扰，从要塞的防守到火药的发明。由于这本书是以就关键问题展开辩论的形式撰写的，我们不能认为其中的观点都代表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确切地说，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但他关切的核心很清楚，尤其是他强调建立一支合格、忠诚的军队至关重要，可以保卫国家安全并为外交创造自由回旋的余地。他理解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彻底击败敌人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敌人逃离战场也要将之消灭干净，使其再无机会卷土重来。他深知命运女神对战争的操控能力，因此在谈及命运问题时态度谨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他主张作战时倾尽全部军力，而不仅仅是有限介入。毫无疑问，他还表现出了对诈术、诡计和间谍活动的重视，认为这些手段可以料敌机先，如果可能，偶尔还能靠它们不战而胜。

不过，他的著作最引人注意的特点在于书中鲜有提到如何抵御外敌，更多强调了国内臣民的忠诚和奉献。具体说来，他更愿倚重本地民兵，而不是只为钱打仗的职业雇佣兵。他不敢指望爱国主义，而更相信铁的纪律，包括采取切实措施严防逃兵带走任何财物。“劝说或阻止几个人做一些事情非常简单，因为如果用嘴说不管用，你可以动用权威或武力。”可要取信于大众则困难得多：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同时被说服。所以，“优秀的统帅应该是演说家”。对军队训话可以“驱除恐惧、提振士气、增进顽强、揭露欺诈、承诺奖励、示险避险、灌注希望、赏优责劣，以及实现旨在扑灭或点燃人类激情的所有目的”。这类鼓舞斗志的演说能够激起全军将士对敌人的义愤和藐视，同时令他们对自己的懒惰和怯懦感到羞耻。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就如何攫取并掌控权力提出了臭名昭著、见利忘义的建议。在他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肆意使用各种阴私手段，而在表面还要装得道貌岸然。潜台词就是，一个人若追求言行高尚，便会万劫不复。生存应该成为最高目标，否则将一事无成。君主需要随形势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在必要时行不道德之事。在他最著名的一段论述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还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危险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子女，可是到了危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这种“性恶论”是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在书中某处，他对比了狮子和狐狸分别给人带来的启发，前者代表力量，后者则象征着狡猾。一个人“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由于“人都是卑鄙无耻的，不会对你信守诺言，所以你也不必对他们守信”。但是，被人看出不诚实就不妙了。这就是做狐狸的好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行为，学做一个伟大的说谎者和欺骗者。人们是那样单纯，并且那样受着当前需要的支配，因此骗子总可以找到一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君主最好尽量装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清廉正直、虔敬信神”，甚至还要这样去做，只要这样做有利可图。让人觉得苛酷无情是有好处的，这样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但千万不要给人留下丧尽天良的印象。“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有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误导，而且是大规模误导的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不会完全抛开对君主实际行为的审视，而仅从表面上判断君主是否具有美德。马基雅维利深知，要想守住权力，就必须减少对残酷手段的依赖，以更适度、更得体的方式行事。

他提醒君主，应该避免让自己受到憎恨和轻视。他不反对君主使用残酷的手段，但认为只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它们，并且要“一劳永逸”地达成目标，这样就有可能让暴行转变成“对臣民有益的善举”。他强烈建议不要使用那种“虽然刚开始不易察觉，但时间一长不仅没消失，反而越来越明显”的残酷手段。这个结论基于他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如果君主在一开始就使用了残酷手段，而且之后没有再次使用，“他就能够让人们安心，并在施予恩惠时赢得他们的支持”。否则，君主“将不得不一直把刀握在手里，永远无法依靠自己的臣民，因为他们深受暴政之苦，不可能从君主那里得到安全感”。虽然暴行应该一次用尽，以使“人们随后忘记所受之若而减轻怨恨”，但相比之下，恩惠却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因为“它们的滋味更好”。马基雅维利明白，即使权力靠武力和诡计取得，靠残酷手段巩固，它的安全也有赖于民众的拥护。最有效的权力应该是用得最少的权力。

虽然“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经成为诡诈和操纵之术的同义词，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实际上要合理、有效得多。他认识到，君主越是被人认为爱搞阴险勾当，他们就越不可能取得成功。明智的战略家会为权力运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之超越虚假和残酷，取得切实成就并赢得广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