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略学家

布罗迪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明确了一个问题，非军事专家也有可能在战略领域中独占鳌头。他对军事思想一直评价不高——他对此毫不掩饰——并且十分痛惜战争研究竟然大大落后于对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探究。“士兵们的目标显然不是为了出书，”194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一定有人认为，没有任何真正的思想火花能够完全躲过文献记录。”他认为军事训练妨碍了思考，是反知识的，它对实践事务和发号施令予以过多关注。从当时对战略的讨论程度来看，它们仍在沿着约米尼开创的路线前进，依据的是想象中一成不变的战争原则。它们顶多是“用常识发出的命令”。

由于军事问题不仅日益复杂，而且还有可能酿成巨大灾难，布罗迪提出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战略。他以经济为例来说明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实践。经济学家寻求利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实现财富最大化，而战略家考虑的是用同样的资源实现国家在战争中的效率最大化。鉴于所有军事问题都与经济手段脱不了干系，那么“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直接用于军事战略中的问题”。尤其是“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开辟出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解决战略问题依靠的是智慧与分析，而非性格与直觉。这种理念与当时的趋势是一致的，即主张把所有人类决断交付给理性判断与科学应用。在核时代，任何误判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结果，这促使人们更加重视战略问题。

科学方法可以用来解读大量互相之间毫不相关的数据，这一点已经在二战时的英国得到了证明。英国人以此来确定如何运用防空雷达，科学方法首次为人所知。虽然没有经济学家介入其中，但作为英国著名作战计划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科学方法论更接近古典经济学而非物理学。战争期间，运筹学——一个刚刚为人所知的新领域——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进步，其作用包括计算面临潜艇攻击时最安全的护航阵容，或者遴选空袭目标。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影响力在美国则更大一些，尤其是那些参与曼哈顿计划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人。

二战后，兰德公司将这些方法集中运用于实践，尤其是军事领域，该机构因此成为典型的“智库”。为发展运筹学研究，美国空军拨款建立了兰德公司。很快，它就发展成为一个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方法解决国防和其他公共政策领域问题的独立非营利机构。一开始，兰德公司招募了一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处理硬件设施的问题。沙伦·加马里-塔布里兹（Sharon Ghamari-Tabrizi）称当时的兰德公司是时髦的冷战先锋派，自觉做着探索和实验，“全然不把传统形式的军事经验放在眼里”。不久，兰德公司开始招募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稳步发展，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变得更具可行性。此时，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数学。定量分析在实力和可信度方面不断增强。兰德公司转换了军事领域以及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既有思维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点在该机构成立初期尤为明显。它凭借手里的资源和工具，其中包括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怀着满腔的使命感和信心练就了一身的革新能力。

兰德公司探索的新世界既是模拟的，也是现实的。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称其为“赛博格科学”（Cyborg sciences）。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模式下，二者越来越相似，它们打破了自然界与社会、“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例如，曼哈顿计划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处理不确定数据，从模糊不清中识别道路，从混乱中找到秩序，开启了一系列可能的实验来探索复杂系统的逻辑。兰德公司的专家们用这些新方法替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将它作为后者的补充。人们开始探索动态系统的特点，其各组成部分之间不断互动变化，简单的因果关系形式显然已经落后了。这些系统模型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秩序和稳定性，早在战争的意义发生变化之前就已经开始流行起来。它们不仅建立在对一小部分可感知现实的直接观察结果上，也建立在对接近于更大的不可感知现实的相关事物的探索上。有了这些正式而抽象的模型后，即便在那些无须密集型计算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们也感觉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些方法能对各种单凭人类大脑无法应付的系统和关系进行分析。

早期的运筹学教科书中曾提到，从事此类工作需要对新事物有一种“客观的好奇心”，拒绝“一切没有根据的说法”，渴望在“某些定量的基础上做出决断，哪怕所谓的基础只是个粗略估计而已”。虽然这种方法一开始聚焦的是国防问题，但其深远影响却遍及方方面面。因为在军事领域，尤其是核领域，人们所做出的决定实用且重要，即便只是概念上的创新，其相关研究和分析也必须始终以证据为基础。

人类面临的核战争既没有先例也无法试验，其恶性程度挑战了人类想象，唯一可能的应对方法就是模拟核战争。在一些非常独特的领域（“将军，您打过多少场核战争？”），经验的价值远不如一个敏锐而老道的智者。1961年眼光挑剔而敏锐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提出，战略思想的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战略人”（Strategic man）的“理性行为”。布尔认为，“跟这样的人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原来他是个具有非凡知识敏感度的大学教授”。他分析认为，导致战略人地位上升的原因是核武器。从此以后，战略不再仅仅作为政策工具只关注如何打仗，还涉及如何动用战争威胁。人们在研究真正暴力的同时，还得探讨如何运用威慑以及如何操控风险。正因如此，战略思维不再是军队的独有领地。布尔注意到，非军事专家凭借着各种出版物征服了军方，成为探讨威慑问题和军备控制的台前人物。由此，约翰·F.肯尼迪当上了总统，文人战略家“进入了权力要塞，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胜过了军事顾问”。然而无论是军方还是民间，任何人都没有指挥过核战争，因此这些战略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既抽象又理论”的特点，更加符合民间。文人战略家们在其中展现了“成熟老练和高超的学术素养”。

运用这些新研究方法的主要人物大部分出自兰德公司。他们在五角大楼听命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后者早在福特公司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倡导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面对大量质疑，他要求海陆空三军证明其预算和项目的合理性。替他操办这些事务的分析师都很年轻，聚集在一个名叫系统分析办公室的地方。他们聪明、狂放、自信，对那些企图阻挡他们飞黄腾达的军官们充满不屑。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得力助手查尔斯·希契（Charles Hitch）曾就职于兰德公司，他和同事在1960年提出：“我们认为，在某个方面，所有的军事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在有效分配和使用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麦克纳马拉很看重数据，认为定量分析是评估备选方案成本与收益的最佳途径。他不顾海陆空三军的偏好，取消了受人青睐的项目，挑战了人们珍视的信仰。

众所周知，麦克纳马拉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打仗，尤其是用来对付像越南战争那样具有政治复杂性的问题。麦克纳马拉在越南遭遇惨败，从此名声一蹶不振。然而，在其执掌五角大楼的前半段时期，麦克纳马拉一直被认为是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两任总统内阁中最天才、最实干的成员。军队在他面前会表现得不知所措，即便在讨论操作性问题时都会显出一副很外行的样子。人们叫他“长着腿的IBM”，因为他办事果断，说话掷地有声，精通证据和分析技术，是理性战略人的缩影。关于他的种种神话以及他所面临的种种敌视，夸大了他的方法所产生的作用。军方并没有主导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过程，非军方势力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控制着肯尼迪政府的预算。然而，军队高级将领对那些缺乏战斗经验的文职人员插手军务是相当忧虑的。这些文职人员在兰德公司养成了傲慢的脾气，自信在他们的军方老板面前占有智力优势，因而埋下了被人怨恨的种子。一旦军方的各项计划和预算落入险境，他们就会招致更大的怨气。麦克纳马拉身边的两名工作人员曾在一本书中不无愉悦地引用过一名前空军将领的言辞激烈的演说。那位怀特将军抱怨这些“叼着烟卷，一脸聪明”，“自信过头，有时候甚至是傲慢的年轻教授们、数学家们和其他各种理论家们”，怀疑他们“在面对我们所面临的那类敌人时，是否还有足够的世故和勇气站出来”。

当布尔为新战略学家所遭受的指责，譬如缺乏批判力、是非不分、伪科学等进行辩护的时候，他也注意到了这些人身上的自负。其中很多人坚持的观点是，先前的“各种军事事务根本没有经过科学研究，只是被二流人物漫不经心地关注了一下而已”。他还发现，这些文人专家的志向是通过“以新方法取代老方法”，把战略变成一门科学。有些人设想，只要这些新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和经济学接轨，就有助于“使我们的选择更加合理化，加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布罗迪对这种夸张的野心持怀疑态度。虽然怀特的评价只是心胸狭隘者的陈词滥调，且军方对外界抱有偏见，但布罗迪也发现新分析家及其各种方法的确让人喜忧参半。他们虽然改进了五角大楼在采购新武器等事务上的决策，但是将经济学运用到战略领域的成果毕竟有限。经济学家一般对妨碍他们各种理论的政治决策较为不敏感，且容忍度较低。相比他们在外交、军事历史和当代政治方面的弱势，更让人忧心的是，他们意识不到“这个缺陷对战略洞察力有多么致命”。经济学家们采用的理论架构精致前沿，导致其他社会科学显得“方法简单粗糙，毫无学术价值”，因而饱受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