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

博弈论被认为是新战略的标志性方法论。从本书第十三章所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对核战略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博弈论代表了一种思考抽象的、形式化的战略问题的方法，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战争期间两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欧洲移民合作的结晶。其中的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来自匈牙利，自小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被认为是个数学天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通过研究扑克牌形成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此时，他在普林斯顿结识了来自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后者意识到博弈论的深远影响力，于是帮助诺依曼建立了一个结构框架。两人于1944年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

为什么博弈论的灵感来自扑克牌而不是国际象棋呢？后者一直被认为是战略家的游戏。对此，博学家雅各布·布朗劳斯基（Jacob Bronowski）记录了冯·诺依曼的回答：

“不，不，”他说，“国际象棋不是博弈，而是一种定义明确的计算。你也许无法得出所有答案，但是理论中必须有解决方案，处在任何位置都有一个正确的程序。而真正的博弈与此大相径庭。真实的生活并非如此，其中有虚张声势、欺骗的小手段，还得经常思考对手如何忖度自己。这才是我理论中的博弈。”

在国际象棋中，除了对手头脑中的想法之外，对弈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战局和充分的信息。而在扑克中，机会是因素之一，但扑克也不是一种纯靠运气的游戏。玩家还是可以运用各种可能性，来估算对手接下来大概会出什么牌。其间总是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同样的出牌会根据对手出招的强弱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扑克的两方玩家完全有可能在思想上超越竞争对手。因此，博弈论是本质上不确定的形势中的智能战略。

冯·诺依曼仔细观察了扑克游戏中玩家是如何利用不确定性来提高出牌质量的。虚张声势是出牌时一种重要且无法判定的有效招数。他将理性扑克玩家战胜对手、取得最优结果的方法称为“极小极大”（minimax）策略，即最差结果中的最上策。他在1928年对这种策略进行了论证，使博弈论具备了数学可信度，将它从“教人如何玩”变成了“应该怎么玩”。博弈论展示了如何在不合理状况下理性行事，为什么欺骗手段可以合乎逻辑地攻守兼顾，为什么偶尔的随心一招会加剧不确定性，让对手摸不到门路。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但读者最少的一本书”。这部641页文字密密麻麻的数学巨著在出版发行的最初5年中只勉强卖出了4000本。在得到广泛且褒贬不一的评论后，热心博弈论的人开始传播这个新概念，但经济学专业人士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博弈论最初立足于运筹学界，在战后早期的一次调查中被描述为数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当时冯·诺依曼在这个领域已经颇具影响力。1959年冯·诺依曼罹患癌症逝世，之前他一直是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他鼓励运用线性规划等研究方法，扩大了计算机的使用领域，提升了科学投入的质量。他认为兰德公司是一个展示新技术的机构。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还发现了一名博弈论的推广者。不可思议的是，一般博弈论历史中居然漏掉了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的《扑克、商业与战争的策略》（Strategy in Poker，Business and War）这本书。1949年，麦克唐纳在为《财富》杂志撰写一篇有关扑克的文章时，结识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接着，麦克唐纳又为杂志写了一篇有关博弈论的文章，之后把这两篇文章收进了书中。麦克唐纳的书之所以被人忽略，原因可能是他没有进一步推动博弈论的发展，而是将其推向了大众化。但是麦克唐纳曾经和学术界进行过广泛交流，明确记述了学者们对未来可能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看法。麦克唐纳承认，数学证明对任何一个外行的领导者来说都是个挑战，但他同时也保证，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很容易掌握。博弈论不仅为军事战略，而且为通常意义上的战略提供了深刻见解。只要当事方关系中涉及冲突、信息不完整，以及有欺骗动机，就和博弈论有关。由于这个理论“既正式又中立，而且非意识形态化”，因此它“对所有人都有益处”。它可能在价值伦理评定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却“可以告诉人们能得到些什么，以及怎么得到它”。

博弈论促进了战略思维转换，就此而言，其关键性见解在于，采取何种战略性行动依据的是对他人未来行为的预期，而他人又是无法掌控的。战略游戏中的玩家不会相互配合，但他们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理性战略不会试图获得最大化收益，而是会转而寻求一个最理想结果。麦克唐纳发现，极小极大是“当今学术圈里人们争议最多的新鲜事物”。当他进一步思考博弈论的应用，关注联合的重要性时，发现其中蕴藏着多种可能性。“战争是个机会，”他总结道，“其现代哲学必然是极小极大战略。”但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也将博弈论描述成一种“不具有魔法的想象力”。它涉及“一种含有不寻常转折的逻辑行为，追究下去就是数学计算”。

博弈论问世之初，兰德公司曾满怀热情地予以支持和鼓励，并推测且确信它很有可能成为战略的科学基础。过去人们努力为战略相关事物寻找一个适当的科学基础，但由于没有分析工具，所以这项工作一直举步维艰。军事战略家缺乏数学知识，而数学又缺乏概念和强大的计算能力。现在既然上述条件都具备了，实现突破当然也就指日可待了。博弈论令人无比兴奋，因为它直接解决了决策者过多所造成的问题，并且为此提供了数学解答。博弈论很快就有了自身的理论文献和研讨会。

1954年，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率先开始思考博弈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意义。她对博弈论固有的非道德性感到忧虑，认为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改进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她认为博弈论暗示了一种“人性的低级概念”，其预期“不慷慨、不高尚、不理想化。它怂恿人们虚张声势、伪装欺诈、隐瞒消息、发挥最大优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虽然伯纳德承认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决策，但她还是误解了博弈论，把它当作了一种数学测试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成战略的方式。她的误解并非完全不合理，她认为提出战略需要具备若干各不相同的品质——“想象力、洞察力、直觉力、换位思考能力、通晓人类动机包括邪恶的源头，这些都是构想政策或战略的必要素质。”因此，“社会科学家眼中最艰难的工作，可能已经完全被博弈论接管了”。依据伯纳德对博弈论的理解，虽然她对理论局限性的认识具有时代超前性，但她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博弈论崇尚的理性是建立在参与者的喜好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