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矛盾的主体：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罗德威的论著已成为媒介与文化研究中若干重要论争的焦点，这些论争关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如批评标准、名著或理论主张、尊重等），以及文化批评家及其批评对象之间关系的本质。伊恩·安（1996）曾批评罗德威的论著，因为她建立了作为批评者的作者与其所研究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在伊恩看来）她试图不断回归女性主义权威。
伊恩·安认为（1996），罗德威并未充分反馈她与“史密斯顿妇女”之间的关系或者将之问题化，而是将她自己（一个非罗曼司读者的女性主义者）与其调查对象（非女性主义者的罗曼司读者）之间作了过于明显的等级划分。她认为，问题部分在于罗德威从一开始就断定某些事情是错误的——即阅读罗曼司是有问题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被阐释和纠正。这种预估影响了整个项目，因而即使阅读罗曼司被认为包含了某些反抗性特征，但最终仍被认为是为了调和妇女在异性恋关系中的从属地位。的确，罗德威认为，阅读罗曼司可能会吸收一些妇女的男权制异性恋批评标准，这可能反过来被明确表达为对“现实”变化的需要。
伊恩·安争辩说，罗德威的研究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政治伦理面纱——是试图使“她们”（罗曼司读者）更像“我们”（女性主义者），隐含着将女性主义者视为优者的看法。在质疑这（女性主义实际上使这些妇女更愉快吗？）是否必然是事实的同时，伊恩·安还认为罗德威并未认真地独立对待愉悦问题，而是常根据其意识形态功能对之加以解读。
相较而言，伊恩·安自己关于《达拉斯》的受众研究（1985, 1990:86）避免了对粉丝身份的政治影响作任何判断。她认为，这个夸张剧集里的女主人公苏·埃伦是“毫无力量的受虐狂之一——是女性气质的自我结构模式，在社会政治术语中被视作退化的和丧失生产能力的”。不过，她并非谴责这种身份认识，而是认为观察相关妇女（及一些男子）的愉悦是可能的，因此自我建构（重构）并非必需。她强调，这些都是虚构角色的幻想性身份认同，不可能简单地定义在抽象意义上这些情感是否会使经历者主体更有力量或丧失力量，这需要对幻想的语境加以分析。
罗德威与伊恩·安之间的论争不仅是特定文本及其阐释应当如何被解读的问题，而且触及了女性主义传媒研究应当是什么样的、应该如何去做，以及女性主义批评与妇女之间关系的本质这些核心问题。
夏洛特·布朗斯顿富于洞见的文章（布朗斯顿，1993，也见于2005）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发生了女性主义者定位了她们自身同时也被他人定位的重要变化。她认为，早期女性主义传媒批评是由学术界或其他机构之外的女性所书写的，是为其他妇女运动者的写作。而近年来，更多女性主义者在学术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一种新的矛盾主体由此形成：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与“妇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歧义。布朗斯顿将之分为三种模式：在透明模式中，女性主义者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妇女，且与她们之间完全是透明的关系，这种模式尤见于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开始时；霸权模式是到目前为止最有主宰地位的模式，在此模式中，女性主义批评者试图改变/提升妇女的自我意识，将女性身份认同变为女性主义身份认同，这种模式常自我矛盾，对传统女性气质是既否认又抵抗，罗德威的论著就处于这种情况；最后，布朗斯顿还谈及了碎片化模式，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她试图凸显一个事实，即男人和女人作为类型，是包括女性主义话语在内的各种话语制造的，这种方式很激进，试图将本质的类型和假定的关系非自然化，其所信奉的政治特性是连接性和偶然性。布朗斯顿评论说，如果对于霸权模式而言妇女是“他者”的话，那么每个人——包括作者自己——在碎片化模式中都是“他者”，这导致了自传式的自反评论（伊恩·安的论著就是最佳例证）。
也许在这种分类之外还应该加上第四种模式，即后女性主义指向模式。在此模式中，作家采取女性主义批评立场来批评之前的（通常也是更年长的）女性主义者，而不是批评媒体，因为她们“极其厌恶”地排斥传媒文化的特殊拼图。夏洛特·布朗斯顿就曾描述过“一篇乌尔女性主义文章”（2005）：
这篇文章是做什么的呢？它探讨有女性中心人物或女性人物的电视节目或电影，这个节目或电影在女性主义语汇及其关联物中常常是针对女性受众的。这篇文章通常会建立起被认为是一个文本“明显的”女性主义解读的东西，其中，文本本身以及女主人公都不能通过某种测试。女主人公不够独立，她过于关注鞋子，总是囿于内部空间，总是担心自己的容貌，或者她只是想找个男人安顿下来。这样，作者就以文本调动她自己的努力和她对处理梦想和女主人公两难处境的兴趣，以质询对这个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流行文本的激烈排斥。因此，作者揭示出多种复杂而矛盾的方式，文本及其女主人公以这些方式与作为身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危险生存之途谈判。这类女主人公既是作家自身，又是她的文本替代物，而她的敌手则既是文本内的（吸血鬼、律师、前夫），也是外在于文本的——挑剔的女性主义者不会让她喜欢这个故事及其图解，也即女子气的装扮。
在约克·赫尔姆斯的论著《解读妇女杂志》的开篇，是印证找到这种倾向的另一个例子：
我总是强烈地感到女性主义的抗争应当以尊严诉求为目标。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未对妇女杂志研究已有大量女性主义论著而感到欣慰——这类话语中的媒体被视为有着贾纳斯式的阴阳脸的怪物——既是变化和进步的代言人，又是虚伪的敌人，是在亢奋的娱乐提供者强有力的充满魅惑的伪装中异化、混乱和失望的代言人——老一代女性主义批评的焦虑和关注导致女性主义作者与“普通妇女”之间存在着极其不平等的关系。女性主义传媒批评者是先知和驱魔人——隐含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者代表那些被认为无法判断像妇女杂志这样的传媒文本有多坏的女性——她们需要被启蒙，她们需要好的女性主义文本把她们从错误的意识中拯救出来。”（赫尔姆斯，1995）
布朗斯顿所讨论过的代际身份误识反映出母女之间对前一代家庭主妇的排斥的差异性（布朗斯顿，2000），这一点显然被忽视了。然而，在这里，女性主义理论自身成了“那个坏家伙”。年龄和性别之间的差别显然非常重要，而不同类型的批评之间的差别也同样重要。这里讨论的不过是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应当是个什么角色的问题——是应当如赫尔姆斯所说的那样，为之前遭到蔑视的女性快感争取尊严，还是将之纳入意识形态批评之中？她会扮演什么其他的角色来庆贺女性的选择吗？是在当代文化中寻求抵抗和颠覆的线索，还是将另类表述策略公式化？由于女性主义传媒研究产生于时代之中，而且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所以这些争论就显得比以前都中肯——作为“显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已经分化瓦解。
1.3.1 传媒作为（家庭）传播技术的阶段
在进入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回到受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较少关注单个文本的阐释快感，而是更多关注作为行为的传媒运用。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而来的这种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对民族志方法的依赖，亦即借鉴人类学在人们自身所处的环境中观察并与观察对象交谈的方法；对传媒作为家庭的技术感兴趣，关注传媒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例如研究收听收音机、收看电视或使用VCR的行为）（包辛格，1984；莫利，1986；格雷，1987, 1992；斯厄芬斯托芬和赫茨，1992）。这些论著因其特别强调将性别问题作为日常生活组织规范的核心之一而著名。其论述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从历史上看，家庭内部生活空间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意义迥然不同——此时，对于男人而言，家庭或许被当作毫不含糊的休息、娱乐和放松的空间；而对于女人（即便是那些在家庭之外有独立工作的女人）而言，家庭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劳动之地，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莫利在关于“家庭电视”（1986）的研究中认为，性别几乎影响了个人对于电视的所有个人关系：节目偏好，观看选择，电视收视量，收看方式等。一般情况下，在家里，是男人决定看什么，他们坐在扶手椅上掌握着遥控器，这是“权利关系缩影无形的象征”。安·格瑞的研究（1992）有同样的发现，不过她也指出，有趣的是许多妇女选择不学怎么制作VCR，唯恐这成为她们在家里负责的另一项工作。她把这一行为描述为“累积而来的忽略”——从她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精心的抵抗策略——即便会被她的丈夫或其他人看作只是“女人不用科技”的表现。
这两项研究发现，女人和男人会选择不同类型的节目。男人钟爱新闻、事实类节目（“真实的”戏剧以及体育节目）；而女人则偏爱虚构类节目，如肥皂剧和罗曼司。女人和男人观看节目的方式也不同——男人看电视安静而专注，而女人则倾向于伴随着其他活动，如在做熨烫衣服或编织毛衣等家务事时或跟孩子说话时看电视。因此，由于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期待以及时间要求的不尽相同，女人比起男人看电视时更“思想不集中”。但这也与“内疚”有关。莫利和格瑞都发现，多数妇女感受到她们自己的快乐——“总的说来，她们已经准备好承认她们所喜欢的戏剧或肥皂剧是‘愚蠢的’‘糟糕的’或‘无关紧要的’。她们接受男权主义者将其界定为低等的观念”（莫利，1992:160）。鉴于此，也许从许多妇女把远离家人看电视当作快乐的活动就毫不奇怪了。例如，一些妇女在星期天的早上家人还在睡觉时看肥皂剧的精选集，或是跟其他女性朋友一起看录像。不过，这两项研究揭露出女性在看电视时，有一种内疚感时常伴随着她们，无论她们那个时间另外还在做什么。
这两项研究所代表的民族志学转向在定位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媒体运用研究非常有价值。的确，此类研究常常集中在人们的生活上，提供关于他们利用时间、空间在夫妇以及亲子关系等之上的诸多丰富细节。这些研究通过还原其发生场景而丰富了我们对媒体消费的理解——在家中、在工作场所，以及（随着移动科技发展日渐增多）旅途中。近来的研究关注家庭电脑、随身听、iPod以及移动电话的使用（度该，1997；布尔，2000；布尔和贝克，2003；布莱恩和格林等，2005；哈密尔和拉森，2005）。
这类研究跟性别与科技的长期研究有很重要的重叠，其中有些研究探讨科技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消费以及诸如微波炉、电话等家用科技产品之间的关系，追踪科技产品在各个阶段重新配置的轨迹（维基科曼，1991；雷寇，1992；柯克布恩和沃曼若德，1993；格瑞特和吉尔，1995）。除了如肖恩·穆尔维斯关于收音机进入家庭的研究这一重要成果外，关于科技产品链条终端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肖恩研究家庭内部如何调整以容纳这个“放在斗橱上的盒子”，谁会听收音机或者听收音机会是怎样一种活动等使用情况，以及收音机的设计及其早期节目编排等内容。
这类研究的一个局限在于，研究对象多数集中于白人异性恋核心家庭，尚缺乏对于不同家庭形式的充分研究，这些家庭在阶级、种族、伦理、性别或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鲜少有人知道单身汉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没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妇是如何使用和消费媒体的，或者在许多欧洲城市占三分之一的各种非白人社区中的人们是如何使用媒体的。马瑞·吉尔里斯皮关于电视在年轻的伦敦旁遮普人生活中的角色的开创性研究（1995），罗兹·特萨加若斯阿诺关于伦敦希腊人社区流散媒体的研究（2001），都是这一研究中缺失兴趣点的研究渐增的重要标志。
这类研究的一个困境在于，针对媒体使用情况的报告应当处于什么地位。许多研究已经对女人和男人对于电视和收音的偏好积累了极其多样的记录。如何来理解这些记录？它们价值如何？它们应当被当作对人们实际如何感受和如何行动的忠实而直接的记录吗？或者它们应被更加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大卫·莫利收到的关于节目偏好的反馈（1992）就反映出这样的讽刺性特征。在他的研究回顾中（莫利，1992），他推测这是否因为对所有家庭的集中访谈使他们觉得不得不遵守性别化的社会期待。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之前我们在本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后结构主义洞见在这里显得更加重要：也许媒体运用实际上就是“作性别”（doing gender）行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男人说自己偏好新闻和当下事件节目，从不看肥皂剧，这也许就是建立男性霸权的一部分。谢利·图尔克关于计算机使用的研究（1984）也支持这种解释，认为使用计算机被看作某种特定性别身份表现的一部分。至少，人们的记录不应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唯一一面镜子，而应该是复杂的偶然为之的建构。
本书并不研究受众的阐释、愉悦或媒体运用，而是关注媒体文本。不仅如此，更确切地说，因其强调媒体文本的多义性及其被消费的复杂方式所以受众研究对于女性主义传媒研究至关重要。在这部分我已试图传达了这一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凸显了受众研究的困境——关于愉悦、身份认同、阐释、批评的角色以及解读受众记录的方式等。对于这些洞见和困境，读者应当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始终谨记于心——关于文本分析的阻碍、警告和挑战尽呈于此。
1.3.2 变化着的女性主义
至此，本章都集中于讨论性别与传媒研究学者分析媒体文本的不同方式，以及受众如何使用、享受和阐释媒体产品。我已强调过这两个领域里正在进行的转型和论争。在这部分我将转向变化的第三个方面——女性主义自身的变化。
在本书中，我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来标示对于性别不公和不平等的持久关切，包括对有关种族、族群、阶级、年龄、性、残疾以及健康状况等其他压迫形式的关切。这一界定并非毫无问题，因为它在历史上的术语界定过程中是相对较新的存在。在20世纪的60至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习惯上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广义而言，自由女性主义认为，女人的生活遭到了扭曲（这扭曲来自性别原型），需要通过立法抗争的角色限制，以及那些帮助女人“赶上”或进入过去为男人所主宰领域（如工程和计算机）的项目和倡议来改善。如苏尔维亚·瓦尔贝所指出的，自由女性主义不把性别看作社会结构，而是看作“无数细小的剥夺的总和”（瓦尔贝，1990:4）。相较而言，激进女性主义常常显得对性别关系的改变有更少希望。在她们看来，女人和男人根本上就是不同的（这很大程度在于女人的再生产能力），女人的权力、文化乃至愉悦都掌控在男人之手，通过如医疗和军国主义这样的专制机构得以实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既拒绝激进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又拒绝自由主义的浅薄，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以阶级为基础的形态与女性的从属问题联系起来。
不过，到80年代晚期，这三种界定作为女性主义内容的记录就不再延续了，在这里我想简要地探讨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黑人女性主义写作的影响，并更加简要地探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男性研究的兴起以及酷儿理论。
1.3.3 黑人女性主义：塑造女性主义理论
过去二十余年的女性主义著作已经重塑了女性主义自身，并因其对身份、定位、差别研究的新观念以及对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政治与日俱增的关切而贡献良多（苏西尔和韦尔白：1991；比哈乌纳妮：2001）。对这些研究来说，要紧的是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对女性主义的排他性发出了批评（卡贝，1982；胡克斯，1982；阿默斯和帕玛，1984；胡克斯，1984；罗德，1984；欧安，1988；西尔·柯林斯，1989；于凡·戴维斯，1989；西尔·柯林斯，1991；敏和华，1991；莫汉提，1988；三多瓦，1991；登特和瓦力斯等，1992；比哈乌纳妮和菲力克斯，1994；布拉赫，1996；扬，1996；米尔扎，1997；温，1997；安扎尔度阿，1999；安，2001）。这些批评概要如下：
第二波女性主义因其错误的普遍主义首先被提出来进行批评。对它似是而非的指控与其对于男性主宰理论的批评相同，也就是说，它是从一群占优势的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经验而来的，之后她们的女性经验似乎被广泛分享。1984年，贝尔·胡克斯提出了对于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经典”文本的诅咒和批评：贝蒂·弗里丹（1963）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群特别挑选过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妇女的困境——那些厌倦了闲散、家庭和孩子的妇女产生的对生活的更多期待。胡克斯认为，弗里丹不仅声称这是影响美国妇女的普遍困境，而且还特别将白人家庭妇女的家庭隔离对她们精神上的影响与纳粹集中营囚犯的经验进行了具有侵犯性的比较。
其次，女性主义也因为完全忽略白人与黑人妇女的历史经验之别而倍受批评。能够清楚表明这一点的，是女性主义关于家庭的思考。核心家庭被美国白人女性主义者当作压迫妇女的绊脚石，而对于许多欧洲和美国黑人妇女而言，它却代表着种族社会中的避难所和防护墙。如哈则尔·卡贝所说：“我们不想否认家庭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压迫之源，但我们估然同样希望探讨黑人家庭是如何作为抵抗压迫的主要阵地而发挥作用的。”（卡贝，1982:47）
黑人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另一白人女性主义研究内容的缺失在于她们对于性和再生产权力的关注。如卡洛琳·拉马扎诺葛路（1989）所说，许多黑人妇女被排除在有关堕胎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外，认为这与她们没什么关系。的确，与其说想获得堕胎权，许多黑人妇女更想获得的是不堕胎的权力，反对种族人口政策使她们违反自身意愿被迫不育——由于黑人妇女常被作为“Depo Provera”和“Norplant”等新型避孕方式的试验材料，所以堕胎权在黑人妇女的女性主义特权名单中相对靠后。推而广之，有人认为，白人女性主义很严重地忽视了种族和性别结构所历经之路的差别。
如果这些批评关注白人女性主义思想的缺失和排他性——无视有色人种妇女，将她们的奋斗历史排斥在女性主义的白人记录之外（胡克斯，1982；斯普瑞格尔，2002）——因此，另一种不同的种族主义就是，黑人妇女被当作问题的缩影，比如服从或从属于严格的父权制家族密码（比哈乌纳妮，2001）。瓦力瑞·阿默斯和帕拉西巴·帕玛（1984）认为，围绕如包办婚姻、深闺制度以及女人主家等问题进行的“歇斯底里”的西方妇女运动“常常是黑人妇女无法理解的”。同样地，哈则尔·卡贝也批评媒体和女性主义对亚洲女孩的表述：
媒体关于亚洲女孩和包办婚姻的可怕故事与她们的经验并无多少关联。这种意识形态下的女性主义把亚洲女孩呈现为需要解放的对象，这并不是根据她们自己的历史和需求，而是遵循西方宗主国的道德习惯（卡贝，1982:47）。
此外，黑人妇女指出，多数白人女性主义者对他们自己的特权及其特权史闭口不谈——特别是从家务劳动到重体力劳动中白人妇女如何利用黑人妇女得到好处的行为。白人女性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特权意味着在妇女运动内外两面种族主义都没能得到充分反映。
这些来自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持续批评对女性主义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她们开启了聚焦女人之间差别的序幕——种族和族裔差异，以及有关阶级、年龄和残疾等先前被忽视的各方面的差异。这不仅是简单的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加进”有色人种妇女，而是重新思考整个研究框架。安·菲力克斯在关于家庭的研究（1997）指出，如果女性主义者只是简单地将黑人妇女加进来，而不改变整体框架，以暗含的白人标准去比较两者，将会进一步使对黑人女性伙伴们的研究病态化。如果要使黑人妇女的经验得到严肃对待，那么整个核心家庭理论都需要被重新加以思考。
与这些代表性成果相关联，这意味着划分阶级和种族化的过程也应该与性别一样加以研讨。对某些人而言，用严格的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只会拆散“妇女”这个范畴，从而制造出令人震惊的无视电视和其他媒体中有色人种妇女的论述。但对多数关心女性主义传媒的作家而言，它包括在种族、性别、性征、阶级等话语之间的相互纠结和对于欲望、耻辱、恐惧和异国化进行追踪的不同模式。女性主义媒体文本研究已经不得不对一些话语建构变得更加敏感，以避免复杂的种族主义，例如，早期著作把黑人男性气质原型塑造成暴力的和性掠夺的（见第四章关于有关强奸的新闻报道的讨论）。讨论也开始超出“黑人”与“白人”的提法，而开始扩展种族概念，和打破民权时代的二元论（迪尼斯和胡美兹，2003）。
黑人女性主义在传媒研究中的进一步影响已成为全球性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感到研究的界限不应以国界设限，对差异的关注应当囊括全球各处。伊恩·安（2001）认为，绝大多数西方女性主义最简单明了的理念完全来自那些对其他妇女而言毫无意义的信仰和假设，例如关于个人主义的设想。爱荷华·温（1988）指出，当宣称自己是抵抗派时，多数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堕入一种殖民的、霸权的世界观之中，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建构为固化的性征和自然生产者，就如桑左拉·莫汉提（1988）所描绘的“第三世界妇女”那样。对全球视野的召唤就意味着对差异的认知的确认，主张倾听他者的声音，并警惕权力与抵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加强了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其他压迫形式之间的亲密关系。如美国黑人作家帕崔夏·希尔·柯林斯（1991）所指出的，在相互牵制的所有关联中，几乎没有单纯的压迫者和单纯的受害者。
在较小程度上，关注差异还会导致关注媒体对残疾人的报道（科洛巴斯，1988；康柏巴齐和尼格林，1991；巴里斯和英国议会残疾人组织，1992；哈维，1992）。同样，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政治方面的理论发展共同催生了酷儿理论，其已对关于性别与性征的媒体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见第二章的讨论）。不过，在此，我想转向在性别与传媒研究中对男人和男性气质日益增长的兴趣的讨论。
1.3.4 男性气质与传媒研究
整个20世纪90年代，性别与传媒研究的兴趣转向对于男子气（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作为女性主义的直接成果，西方出现了持续对男子气加以批评和讯问的趋势。在此之前，男性经验常被毫无疑问地当作全人类的经验，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在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中得以传承的都是关于男人的或是由男人所写的。20世纪晚期对男性气质的关注将男人看作性别群体。
在过去，男人作为男人被研究，只是把他们当作问题——作为可预测的阶级化和种族化的图景出现，如年轻男人的道德恐慌以及黑人工人阶级男子问题等。而今天，对男子气的研究关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所有男性气质类型——如伦敦城里工作的男人、男性囚犯、男警察等。对男子气的研究是正在成长的领域，包括工厂里的男性气质研究、男性气质与健康、男子气与暴力、电影和媒体中男性气质的表现、父职、教育中的男性气质等。教育中的男性气质问题是尤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它提供了观察男孩如何被塑造成男性主体的契机。
与女性研究一样，男子气研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视角：角色理论、心理分析、社会建构途径以及一些很特别又很重要的视角——如神话时代的男性活动，罗伯特·比莱（1990）、萨门·科恩（1991）的写作，或史蒂夫·比道尔夫（1995）较小规模的作品都与之密切相关。这些虚构的神话相信现代西方男人正遭受着心灵深处的躁动不安和一种心理上的创伤，因为他们与他们的父辈相异——他们也就与男子气的“深层结构”相异，常常被围绕着与雄性相关的启蒙仪式和斗士之职所建构。“古鲁”（译注：宗教领袖）试图激发男人把文化重新进行男性气质化的欲望，这在美国是通过参加疗养所、工作坊和露营活动来实施的。很多作品都有着新殖民主义的味道。鲍勃·康奈尔（2000）生动地对这些享有特权的富有白种男人为了“共鸣的男性仪式”而横行世界洗劫不同文化进行了批评。
应当说这种方式与男性研究并不相同。多数当代写作采用了建构的视野（与具体地探讨不同处境的男性气质的语境研究有关），关注作为表演或伪装的男性气质而不是其本质性身份问题。这始于男性气质需要被相对地理解的提法。广义的男性气质意义部分源于相对于女性气质的建构，异性恋男性气质相对于同性恋而建构，所有具体的男子气形式都因其相对于他者定义而获得意义。由此，男性气质是阶级化、种族化和年龄化的，但又相互依存，并在全球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获得意义。
男性气质研究中最重要的提法之一是“霸权男性气质”这一观念。这个提法直接来自没有单一而是多样的男性气质这一认识。男性气质霸权偏向不同男性气质并不平等的感受——有的男子气比其他的更有权力、更占支配地位。男性气质霸权也许不是男性气质最普遍的形式——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因为只有少数男人能够永远拥有它——但在社会价值和文化权力意义上，它占据着主宰地位。如迈克尔·科曼尔对美国语境的论述，霸权男性气质是男人的标准，是其他男人们用以衡量并心向往之的东西。
年轻，已婚，白人，住城市，北部的异性恋，保守的父亲，受过大学教育，全职受聘，肤色良好，高大强壮，保持运动——每个美国男人都以这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任何无法达到这些标准的男人都可能将自己视为毫无价值的不完整的劣质品（科曼尔，2001:271）。
有人认为，所有男人都从“父权制红利”中得利，不过有的男人比他人得利更多。
创造这个术语的鲍勃·康奈尔认为，在某些既定时间里，一种男性气质会比其他的估值更高。他认为，当下估值更高的那种男性气质是“跨国商业男性气质”，其特征为与日俱增的利己主义、很有条件的忠诚（即使是对公司）和对他人日渐减弱的责任感以及作为个人在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供职除了赚钱并没有永恒承诺的认知。康奈尔宣称，跨国商业男性气质因其日益增长的自由意志性征和与女性相容的倾向而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男性气质。世界上多数为商业男性服务的酒店都会定期提供色情录像，发达的卖淫业也以跨国商业男性旅客为对象。
霸权男性气质这个提法的问题在于，其暗含着这样的认识，即在某一点上，什么样的男性气质才具有文化价值，并与权力相一致。跨国商业男性气质或许表现得很有权力，不过军队男性气质、体育男性气质以及那些与“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学和基因科学有关的男性气质也很有权力。是事情变得支离破碎了吗？看起来即便在学校课堂上都有很多种男子气在竞争霸权——擅长体育的男孩拥有社会权力，不过那些拉帮结派男、英俊男以及女孩青睐男等也都有自己的权力，各种成员资格不一而足。
或许对霸权的认识应当与对本地特长生的详细研究结合起来。再以学校为例，我们可以确切地发现，赋予年轻非裔美国男孩在教室或运动场里的文化权力和地位的那些“酷范儿”，或许正是同一个男子在劳动力市场或更大的社会中受歧视的根源。
男性气质研究在传媒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从理论上将关于妇女与传媒的研究转向真正的关于性别与传媒的研究。男性气质研究探讨了各种不同的传媒体裁——男性杂志、电影、音乐碟、广告等（威尼克，1991；克汉和哈克，1993；塔思科尔，1993；莫特，1996；尼克新，1996；爱德华，1997；杰克森以及布鲁克斯等，2001；贝农，2002；本韦尔，2003；马克农，2003）。当今的传媒研究关注点很多：首先，和对女性表述的研究一样，有的研究关注媒体中对男性气质的狭隘表述。约翰·贝农指出：“从不知男子气为何的火星人来到地球也会很快知道，缺少那些补救性特征是非常容易受侵害也非常有害的。”（贝农，2002:143）其次，很多作者还关注年轻男孩所面临的潜在危害，他们遭受像兰博那样的暴力肌肉男和滑稽软弱的无力男形象的狂轰滥炸，很少有居于二者之间的形象（如希尔，1997）（有关近来的“复仇广告”和无用幼稚低能男的形象将在第三章讨论。）
第二个关注点是纵贯过去二十余年视觉领域对男性身体充满色情的理想化表现的演变。很多研究探讨了视觉文化中这种演变的决定因素，它们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关于“外表”的既存规则，男人们自我认识的暗含意义，以及对多重标准的挑战等（查普曼和卢瑟福特，1988；穆尔，1988；辛普森，1994；莫特，1996；爱德华斯，1997；吉尔、亨伍德和麦克林，2005）。
第三是对建构男性气质新形式的媒体角色显现出新的兴趣——新的男子形象，新的小伙子以及都市型男形象都是代表（吉尔，2003）。生产关于性别的反射性知识是21世纪媒体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大量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和讨论秀中）表现为对性别转型的基本兴趣。
最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乃至更早的年代，无论何时在媒体上听到“男性气质”这个词，谁都知道“危机”不远于后（贝农，2002）。因此，检视媒体是如何把任意几件毫无关联的事实与建构一种可感知的男性气质危机放在一起成了另一个兴趣点，如制造业的衰落、中产阶级教育的成功人士中性别组成的变化以及伟哥使用的增加等（波多，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