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围

1947年秋的一天晚上，演完戏以后，王负图同志把我叫到队长办公室，要求我秘密地完成一项任务——为马彦祥解围。马彦祥是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活动家、理论家。抗战胜利后，马彦祥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他先后为我们剧宣二队等戏剧团体导演了《北京人》《丽人行》《卖油郎》等剧。

当时特务已经盯上了马彦祥。就在他住宅大门的正对面，特务摆了一个烟摊，日夜监视他的行踪。他的家里有一些秘密资料，其中有毛主席的著作和宣传解放区的文件，还有大量新华通讯社的稿件。当时马彦祥已经不可能带这些东西出来，如果要烧掉，烟囱冒出的烟又会惊动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由我一个人前去取出资料，出了问题由我一人承担，不准牵涉任何人。我对王负图说：“我一定能完成任务，你放心吧！行动计划等我想好了再向队长汇报。”

从王负图那里出来，我穿着便衣就去马彦祥家，在附近小心侦查了一下。马彦祥家在一个小胡同里，胡同也就不到10米宽，中间可以过辆车。

他家的对面是一个房子的后墙，特务就在那里摆了个烟摊监视他。看了现场的情况，我回去整理好思路，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得到队长的同意。时间紧迫，第二天我就去执行任务。中午的太阳烤得人头上直冒汗，劳累了一上午，人们都已经疲倦了，都躲在阴凉处休息。我穿上国民党少校军官服，披上军大衣，戴上墨镜，坐着漂亮的人力车进了小胡同。那时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任务需要我还是穿上了军大衣。

车子拐进小胡同，我顺着路往前一看，果然在马家的大门口摆着一个烟摊。摊子上没有人，监视者退到了墙根下，正眯着双眼乘凉。我让车夫把人力车停在马彦祥家的大门口，车子刚好挡住了监视者的视线。我快速地跳下车，让车夫在门口等候。

走到大门前，我按照暗号，重复拍打马家的大门两下，门里很快有了回应：“来了！”一个女佣人打开房门，迎我进了里面。进了上房，马彦祥早已等候多时，他很客气也很紧张地说：“感谢你！”我说：“不客气。东西在哪里？我马上就走！”马彦祥早有准备，他从门后提出一个鼓囊囊的面口袋，里面塞满了东西：“文件材料都在里边。”

我拿着面口袋，对他说：“交给我吧！”他和女佣人都要送我，我说：“不要送！我出去以后你们把门关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要开门！也不要管我！”

我提着面口袋走出去，看了一眼盯梢人，他站起来，警惕地盯着我。

我一转身，用军大衣挡住了盯梢人的视线，手提口袋跨上了人力车。他快步走向我，想要看我拿的是什么东西。我用军大衣盖住口袋，让车夫拉车走人。他见我要走，急忙拦住车说：“长官你先别走——”我打断他的话语：“我不买烟！让开！”就这样，我坐着车离开了马彦祥家。在车上我警惕地注视着后方，观察他有没有跟踪我。果然，特务不肯放弃，他从远处奔向我们：“站住，站住！”我想，我不能这样直接回灯市口宿舍。我对车夫说我要赶火车，到前门火车站，让他快点跑。车夫这时迟疑起来，他不愿快跑。我跟他说：“我给你加倍的钱，快点！我上火车站。”他开始迈开大步，加快速度奔向前门，我终于把“尾巴”远远地抛在后面。

到了前门火车站，我按照约定给了车夫加倍的钱。下车我直接进了火车站大门，在火车站里转了一个弯又提着口袋出来了。我在车站仔细地观察周围，没有可疑的事情发生，刚才我坐的那辆人力车也已经离开了。我赶到停车场又找了一辆人力车，拉车的小伙子身强力壮，我让他快速到西单去。到了西单我又换了一辆车，这样才回到西四，这时我才确定已经甩掉了“尾巴”。傍晚，我终于回到了灯市口宿舍。我把口袋提到二楼，掀开地板，把口袋藏在楼层深处。换了便服，我还是通过窗户观察了一下街头情况，一切正常。对面建国东堂剧场门前，站着一些人，那是来看《丽人行》的观众，他们正等待入场。我吃了点东西，进入了剧场后台。虽然白天那么匆忙，晚上我倒成了第一个来化妆的演员。我闭目养神，集中精力思考剧中人物，想象剧中人物的生活，然后开始化妆准备演出。登上舞台，我即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热情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