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老龄管理学的兴起

一、我国老龄管理学的产生背景

我国老龄管理问题研究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认识老龄问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几乎无人知晓。1981年我国政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研究老龄问题的国际会议，我国代表团在会上介绍了老年事业发展状况，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具有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不存在老龄问题，使许多国家的代表大惑不解。^[7]1982年联合国首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在贯彻执行“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中，老龄问题才正式列入了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此后，老龄管理学作为词条进入老年学辞典。^[8]

（一）经济基础是“未富先老”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老龄化速度快、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水平低等。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虽然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GDP总量（1.3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1.2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9]，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 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 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2014年我国GDP总量102 821亿美元，人均突破6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3000—11 000美元）的中层水平。按照联合国一天一美元的收入标准，我国大约还有1.5亿贫困人口。全国共有1880.2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5209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指出，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老年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依然困扰着许多家庭。

与发达国家相比，“未富先老”状况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为严峻。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居世界老年人口首位。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承载力较低。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实行稳定低生育率政策，不仅面临老龄化的挑战，而且面临持续高龄化的挑战（见表1-1）。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形势、新任务赋予国家老龄管理事业发展以新的历史使命。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一直处于增长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从1953年的4000多万，占总人口比例7.32％，到2010年已增长到超过1.7亿，占总人口比例13.26％。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口将达到800多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看出，我国从轻度人口老龄化向中度人口高龄化加速发展。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新难度。^[10]

随着养老保险覆盖面从政策层面扩大到全体老年人，养老待遇水平逐年提高，而尚不发达的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危机感也有所蔓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二）社会基础是赡养功能“未强先老”

伴随着老人空巢家庭（超50％）、独生子女家庭（近1亿）、少子女家庭增多，高龄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病残老人比例加大，家庭赡养资源减少，赡养功能弱化，我国社会化养老护理服务缺位的问题日益凸显。2013年2月，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2013年失能老年人口达到3750万，且逐年增加。培训大批养老护理专业人员上岗，任务极其艰巨。他们何时能够进入社区，或养老机构，满足养老护理需求，都还是未知数。我国在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过程中，面临养老服务风险和护理风险。2014年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3.8万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3.4万个。社会服务床位586.5万张，其中养老床位551.4万张，收留养老人员288.7万人。社区服务中心2.2万个，社区服务站11.4万个。与过去相比，增长幅度都有提高，与社会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有关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内地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平均使用率从78.8％逐年下降为69.4％。^[11]这些表明养老机构虽有一定数量，但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质量都还处于弱势，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三）制度基础是“未备先老”

我国不仅面对“未富先老”“未强先老”，而且在制度上存在“未备先老”的状况，老龄管理的薄弱环节日益显现。如统一的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缺乏顶层设计，老龄政策碎片化问题严重；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缺乏长期规划，解决中高层无电梯、道路无障碍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老年卫生服务资源严重不足，老年照护服务供给不足，老龄产业短板不少，老龄管理的智能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制度设计都有待加强等。受这些因素影响，国家重视强化老龄管理，催生老龄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投资运营制度、延迟退休制度、智能服务养老制度、医养结合制度等，都加快了设计进程。

二、国际舆论对我国老龄管理实践的推动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披露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加大，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报道中提出，中国有可能重蹈美国覆辙，即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题为《人口报告：中国会在变富前变老》的文章也指出：“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儿童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领退休金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德国《威斯法伦日报》说，人口曾是中国前进的武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制造充满优势，但现在人口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道难题。英国路透社分析说，当中国有25％的人口达到60岁或以上，他们的人均收入最多只能达到西方老龄化国家的1/3。印度《经济时报》称，为了避免人口过量的“马尔萨斯灾难”，中国一度采取紧急措施以限制家庭的规模，然而这一政策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能够赡养和照顾老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12]

人口老龄化趋势产生的诸多问题表明，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我国老龄管理问题研究。1984年1月，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派日本老年学专家黑田俊夫和小川直宏来华访问。同年10月，以于光汉同志为团长的中国老龄委代表团访问日本，进一步了解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和对策，并到一些基层单位调研，了解老龄工作方面的具体经验。1986年5月，中国老龄委与美国老年学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老龄问题国际讨论会”，就有关人口老龄化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结合我国国情，探索老龄管理的规律和方法。

中国代表团先后参加联合国第一、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以及国际性和地区性老龄会议，成功承办联合国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亚太地区后续行动会议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性老龄会议，参与制定并积极履行国际老龄行动计划及亚太地区老龄行动计划。积极开展老龄领域全球性及区域性的多边和双边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老龄组织工作，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老龄组织建立业务联系，与联合国有关组织、欧盟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老龄科研、老年扶贫以及老年教育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促进了我国老龄管理研究不断发展。

三、我国历史文化底蕴对老龄管理的影响

我国老龄管理事业发展是以中华民族的尊老敬老传统美德为基础的，几千年来先辈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孝文化作为古代儒家伦理的支柱、道德的核心，强调孝为德之本，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现代社会进入长寿社会，各级老龄机构秉承中华民族的好传统，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作为工作目标，为建立一个健康、和谐、充满活力、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进行了不懈努力。把老年人的事情办好，是党和政府对老龄管理工作始终不渝的原则。不仅要涉及老年个体微观管理服务，对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教育、健康、安全、生活照料、社会参与和精神慰藉等特殊需求提供管理与服务，还要研究老龄社会宏观管理问题，涉及年龄分层、代际关系和谐、资源配置、共建与共享等宏观管理与服务。为加强对老龄问题综合协调、统筹管理研究，我国老龄管理学研究已在各地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