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和与他者相遇：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威胁？^[1]

［美］威廉·弗兰克（William Franke），高文川译

从本雅明看世界文学问题

与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中国文学要想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观念源于18世纪的歌德；新近的一些著作，诸如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与张隆溪的《强力的对峙：从两分法到差异性的中国比较研究》问世之后，^[2]“世界文学”概念成为诸多讨论的主题。我将揭示体现于这场讨论的一些显著特征，它们关乎如下问题：与完全不同的他者或他者文化相遇如何可能？这一思考将表明，世界文学观念如何有助于彰显和保留差异性，而非在全球化的混合中将其抹杀。在呈现这一讨论之前，我首先要详细说明自己的方法，意在借鉴这两位迥然不同的世界文学倡导者之最重要的见解，并协调二者之间的张力。

我的方法始于各种文化传统中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之物——换句话说，始于不可通约和不可翻译之物。这也是超然于宗教的文化边界；世俗化和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对它的排除和遗忘，只会置自身于险境。我之彰示不可通约之物，并非为了给人类相互翻译、彼此理解的事业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而是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吊诡的是，只有直面并承认不可通约性，才能找到我们的共通尺度。不可通约之物，不只见之于个别人，而是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它再少也会见之于所有人的生存，而我们的生存是互为条件的。我们面对面地相遇，脆弱地暴露着自我，无法迫使他人接受我们自己的尺度。

因此，为了给全球性的文化融合及其语言表达寻找某种通货，世界文学事业需要维护甚至强调对于不可表达、无法挪用之物的承认。中国儒家和道家传统，成功地调和了超出语言界限之物，《道德经》的第一行便是如此：“道可道，非常道。”我的论点也由此而来：文学中的那些常见的恒定和普遍之物，比如活生生的精神，正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而充分地言说，所以需要被承认。

“道”是化生万物的原则，它显现于万物的关系之中，却从不显露自身。没有语言能充分表达“道”。在这方面，“道”类似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说的“纯语言”（“die reine Sprache”）。纯语言本身存在于所有语言，但无人能在某种特殊语言中捕获其真身。它显现于文学经典从一种语言向另外一种语言的翻译中，却不与任何给定的特定语言相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现实之完整而充分的表达——任何特定语言都以此为目标，但无法独立于其他语言而完全达到这一目标。翻译通过揭示不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Ausdruck des innersten Verhältnisses der Sprachen zueinander”），将其投射到更高的本体论层面，想象其融合为一种本真的语言（“Integration der vielen Sprachen zur einen wahren”^[3]）。这种对理想的超验语言的想象，只能从否定的方面加以把握。

翻译所揭示的本质，并非其所传达的指称内容，而是适用于任何语言的“意指方式”（“Art des Meinens”），这种“意指方式”只能通过语言间的比较而被推断出来；这种比较能够见出每种语言自身的不足，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充分性。翻译所揭示的“意指方式”是：它使人注意到，任何给定的语言并不就是一切，蕴含多于所传达的内容；单在其传达和关联现实的语言方式中，就有难以把握的更多之物。本雅明借助“面包”这个词，即德国人的“Brot”和法国人的“pain”之间的不同，阐明了这个道理。两个单词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称谓同样的事物，但在指称同样事物的过程中唤起“面包”的不同价值和内涵，或是最基本的食物，或装饰美餐的精致搭配。^[4]可见，“面包”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同文化和各自的语言，从各异的角度通向可能的意义范围。

本雅明在另一个有趣的类比中指出，语言给内容穿上衣裳，就像带有宽大褶皱的长袍穿在国王的身上。这种松散的组合显得失当、恣意而陌生（“unangemessen, gewaltig und fremd”）。为了恰切地表达同样的内容，不同语言都在创造中施展想象，从而被剪裁成不同的样子。在符合所指内容时，每种语言都显得笨拙而支离（“Gebrochenheit”）；由此，每种语言都在暗指其他语言，一种超越自身的更高语言（“eine höhere Sprache als sie ist”）。尽管每种语言的命名法，如同果实和其外皮一样，生长于语言及其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唯其通过翻译而被置于比较之中，语言在其特有的生长过程中与现实关系之间的独特性和任意性才能鲜明地显现出来。正是这个纯语言的要素，才与真正的译者（“wahrer bersetzer”）密切相关。翻译将对应的内容从语言中剔除之后，剩下的是不可企及（“unberührbar”）之物。

纯语言并非共同内容，而只是每种语言表达现实中普遍内容的独特方式。只有在不同语言从以不同方式传达的共同内容中解放出来时，纯语言才得以显现。现实中，安排同一事物的不同言说方式是译者的目标，却并非本雅明所理解的翻译的真正任务。在他看来，翻译的目标并非传递对等的意义，而是揭示语言间的差别，由此将文学作品置入一种更高、更纯粹的语言气圈（“höherer und reinerer Luftkreis der Sprache”^[5]）。这个“气圈”（“Luftkreis”）在语言间的以太中漂浮，弥漫着来自世界文学观念的光芒。

一个文学文本一旦跻身于世界文学，也就超然于那些屈从于其他各种价值的功用性范畴；作品升入诗学自律的以太，进入一个超越特定文化及其语言的纯文学境界。当然，世界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永远离不开特定语言和文化中具体的意义基石，而是把意义挪出自身原初的语境，将其置于更普遍、无限的意义范畴。最重要的是，通过超出原初的文化和语言母体来重塑作品的生命，译者便理想地解放或“赎回”了被禁锢在作品中的纯语言。

与此类似，纯文学观念难以定义，也无法通过大量比较而被穷形尽相地描述。所有对某种具体文学或特定文学对象的描述，都无法抵达纯文学自身。通过选择和翻译特定文本，使其在世界文学中获得新的、更宽广的生命，文学便被解放或释放出来。文学具有不被限制的价值和意义——既不被特定文化所限制，也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政治、社会或宗教的）价值和议程。文学使自身成为价值的原初来源。作为这样一种放射源，文学无法从社会、文化和个人语境中分离或抽象出来，但它具有创造的自由，在创造中保持自律。

这就是本雅明为何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开头便声称，任何考虑艺术作品接受者的做法都是严重的错误。把人类存在或受众看做艺术作品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错误。更为真实的情形反倒是：艺术作品才让人类接受者能以一种完整而具体的方式存在。翻译并不服务于艺术作品之作者或接受者的意图。相反，它有自己的意图：揭示语言对作品及其接受者的利用。通过翻译，作品显现为对一种永恒来生的理想追求。

一旦成为世界文学，一件文学作品便超出地方性而具有普遍有效性。本雅明的“纯语言”，即“reine Sprache”，可以说打开了一个可被称为“纯文学”的维度。这件作品超越了其特定时代、语言和文化之起源，进入一个崭新的存在维度，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拥有不朽来生的经典之作。每个文学翻译都属于特定的语言—历史语境，然而它也显现出翻译成其余各种语言的可能性。它移植原作，使之进入一个“更加终极的语言天地”（“endgültigerer Sprachbereich”）。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让纯语言的种子（“Samen reiner Sprache”）走向成熟^[6]。

作品被提升为世界文学，进入更普遍的存在领域，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命，我们对此不能直接言明，只能间接接受。它只存在于进一步翻译的无限可能性中。作品作为世界文学，其超验生命不能被表述为其所拥有的特性，而在于其（必要地）含蓄的或（严格说来）不可通约的表达方式所保留的纯粹交流的可能性。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或对我所说的“否定之物”（the apophatic）的敏感，是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今天的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的。这里的“否定之物”，是指每个语言、文化和个人之不可言喻的独特精神。为了不使世界文学因翻译而将一切碾平为全球通用的英语，而是成为彼此自我发现的真正源头，成为尊重自我、尊重他者文化和个体差异的真正源头，否定意识（apophatic awareness）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