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城市空间发展的现代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的经济转型已经和空间转移、行政权力下放（devolution）交织在一起（Clarke、Gaile，1998）。其结果是强化了地方制度设施（local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鼓励大都市区与区域合作，提升地方创业环境，移交资源决策权。这种积极的创业方法（entrepreneurial approach）逐渐将地方战略调整到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全球—地方连接（global-local links）上来。多区位生产过程、高附加值活动、新国际劳动分工和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资源成为第四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与此同时，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其所引发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危机，宣告了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的模式发生了危机。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全球经济发展新周期已经开始，并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放缓的特点。同时，在新周期处于一个技术创新的递减区域，技术蜂聚现象产生的基础缺乏，新技术革命快速来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第四波的城市发展转型将以自我重建为特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特点（顾朝林，2011）。

1．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一般理解为是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例如，以寺院、神社为中心的宗教性城市，如印度的普陀迦亚、日本的宇治山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以大学、图书馆及文化机构为中心的艺术教育型城市，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等；以古代文明陈迹为标志的城市，如中国的北京、西安、洛阳，日本的京都、奈良，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等。戴立然（2001）认为，“城市文化”是名词，特指“已经存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文化城市”是动词，特指用文化“儒化”城市，即通过“文化教化”，“以文化人、以文化城”。他认为现代城市的核心是市，市的核心是人，人的核心是文。城市价值观念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文化城市”的关键。李奎泰（2006）将文化城市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城市指重视音乐、电影、美术等以艺术活动为主的文化艺术城市；广义的文化城市则并不停留在艺术活动的层次，包含了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市民生活质量在内的整个市政活动都归于文化城市的范畴之内。

文化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理念和方法并予以实践，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欧洲开始的，欧洲文化之都（Capitals of Culture）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与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城市更加强调文化活动、文化经济、城市文化形象策划以及市民文化参与塑造等（Palmerrae，2004）。而文化城市建设就是将城市建设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更具备文化涵养的城市，整个市区空间结构更具文化性的城市，具备满足市民文化艺术欲望所需要的文化设施的城市。与此同时，文化城市也是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从理性趋利决策（西美尔，2008）和城市增长机器本质（莫勒奇，2008）的角度来看，文化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手段，组织城市经济活动、社会网络与空间形态，支持城市文化多样性需求，打造城市增长机器，建设不断完善且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城市生活空间。刘合林（2010）认为，文化城市包含六个基本构成要素，即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景观、文化氛围（cultural milieu）、文化场所和文化制度与政策。其中，文化氛围又称为文化场（cultural field），它是一种磁力空间、黏性力量，将文化城市的诸多要素有机组织在一起，从而实现文化城市的三个核心功能：①应对全球文化同化，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②以文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③促进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城市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见图2-5）。

2．创意城市

关于“创意”的解释，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佛罗里达（Florida，2002）认为，“创意就是对原有数据、感觉或者物质进行加工处理，生成新的且有用的东西的能力”。兰德里和富兰克（Landry、Franke，2005）则认为，“创意即全新地考虑问题，它是一种实验、一种原创力、一种重写规则的能力”。从上面的阐述来看，“创新”和“创意”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

“创新”（Innovation）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为：一是新事物、思想或方法的创造、创新、改革（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hings，ideas or ways of doing sth）；二是新思想；新方法（a new idea，way of doing sth.，etc.that has been introduced or discovered）。尹宏（2009）认为，一方面，创新和创意具有内在联系，指人类进行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创新是创意的源头，创意是创新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创新和创意具有明显的区别。创意包含着非线性的、经常不符合逻辑的个人表达，创新则包含着精心设计好的新因素。创意是令消费者获得独特体验效用的观念、感情和品味；创新指利用技术手段对各种资源进行效率性的重组，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产品或服务的功能结构，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功能效用。

各国发展经验证明（汤培源，2014），创意和创新的概念割裂往往是由于各国（或地区）对创意产业的界定不同而产生的。例如，与英国沿用的“创意产业”相比，美国则采用“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的分类方法，包括文化、高技术和R&D产业等，而英国的“创意产业”其实更多的等同于“文化产业”。但无论是创新还是创意，都能增加产品或服务的总价值，促进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创意”理解为一切在人的主观思维作用下，综合运用个人的技能、才华和知识，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的人文性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创意城市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约翰·罗金斯（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创立的文化经济学（Sasaki，2003）。后来由盖迪斯（Geddes）和芒福德（Mumford）两位大师将罗金斯和莫里斯的思想引入了创意城市的研究中，当然创意城市理论研究的真正兴起还是在进入21世纪后。

英国创意城市研究机构Comediaded的创建者兰德里（2000）认为，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是指以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通过城市创意对各个行业的渗透而形成以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体系的城市。城市要实现再生，必须通过城市整体的创新，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由于创意与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任何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创意城市。打造创意城市，不仅要吸引文化创意人才与团体组织进驻城市，通过创意产业的兴起赋予城市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能够以创意方法解决城市发展的实质问题，这一切都依赖于城市的创意环境。

由上述可见，创意环境是创意城市形成的环境条件，创意产业是创意城市的产业支撑，创意产业园区是创意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创意城市是创意产业与创意空间的有机聚合体（见图2-6）。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带动空间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进而孕育出创意城市。因此，创意城市着重科技、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融合，强调地方文化特色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注重人的创造力与城市创意环境的融合。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中论述知识经济时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是追逐着人才而选址，而人才则追逐有质量的城市地点（Florida，2002；Florida，2003）。创意城市的环境生命力和活力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层面是生态可持续；第二层面是城市设计，包括易读性、地方感、建筑特色、城市不同部分在设计上的联结、街灯的质感，以及城市环境的安全、友善与心理亲近的程度。

霍斯伯斯（Hospers，2003）根据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历史时期总结出四种类型的创意城市（见表2-3）。

（1）技术创新型城市（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ities）。这类城市多为新技术得到发展或者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一般是由一些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即熊彼特（创新概念的奠基人）所说的新人（New Men），通过创造既相互合作又专门化分工，并具有创新氛围的城市环境而引发城市的繁荣。

（2）文化智力型城市（Cultural Intellectual Cities）。与技术创新型城市相反，文化智力型城市偏重于“软”条件。例如，文学和表演艺术，通常都是出现在现存的保守势力和一小群具有创新思维的激进分子相互对峙的紧张时期。主张改革的艺术家、哲学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引起了文化艺术上的创新革命，随后形成了吸引外来者的连锁反应。

（3）文化技术型城市（Cultural Technological Cities）。这类城市兼有以上两类城市的特点，技术与文化携手并进，形成了所谓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对此，彼得·霍尔曾提出“艺术与技术的联姻”，认为这种类型的创意城市将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将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与文化睿智地结合在一起，文化技术型城市将会有一个黄金般美好的未来。

（4）技术组织型城市（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Cities）。相比其他类型的创意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主要在政府主导下与当地商业团体共同合作（即地方层面的公私合作）推动创意行为的开展。人口大规模聚居给城市生活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城市生活用水的供给，基础设施、交通和住房的需求等。这些问题的原创性的解决方案造就了技术组织型的创意城市。

3．科技城市

科技城市是以科技创新为目标，以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在产业中的应用为城市的主要功能（Downey、McGuigan，2003），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智慧基础设施为支撑，以科技发展和知识的创新促进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将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王志章，2010）。科技城市的核心是为居民、企业、社会提供自主创新的环境（Castells、Hall，1998），其中融合研究、开发、生产、居住、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比传统科技园区更为综合全面，比科学城更强调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科技城市由创新源核心区、知识共享平台、科技服务平台、RDP综合体、多样化居住区构成，依托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政策、智慧基础设施、文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为制度环境保障（见图2-7）。

4．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唐建荣，等，2011；巫细波、杨再高，2010；陈铭，等，2011）。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社区和谐发展的转换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经济信息化、城市社会管理智能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居民生活便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林跃勤，2011）。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转变城市外延型发展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推动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智慧城市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畅通、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利、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见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