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炎上台后，他环顾左右，一边是虽坐在龙椅上但基本不敢吱声的魏帝曹奂，另一边是他父亲留下的一大帮手握重权的宗亲功臣，如何才能站稳脚跟，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掌之中呢？他突然想到一个人——曹丕。

想当年这位魏国开国皇帝从他老爸曹操手中接过权杖的情形，与此时此刻何等相似，既然如此，司马炎决定采用“拿来主义”，向这位前辈虚心学习，学习的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篡位称帝。

看上去这是件涉及改朝换代的天大事情，但实际上只是履行个正常程序，因为自从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就牢牢控制了曹魏政权，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曹魏皇帝至多只是一个摆设，所能做的只是每天到点上朝，然后看着几位司马大爷眼色行事。

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大局已定，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一场隆重的禅让仪式如期举行，这是需要废帝和新帝共同出演的古装大戏，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的规定动作，这场大戏终于进行到最高潮的阶段，男主角司马炎高声宣布继位称帝，国号大晋，改元泰始。

翻开历史可以发现，这类戏的第一位导演兼主演也是曹丕，当年演出结束后，他感慨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四十五年，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只是主角和配角调换了位置。

终于坐上了高高的龙椅，司马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置刚刚下台的曹魏宗室。历史上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杀掉，二是软禁，三是养着。在这个问题上，司马炎展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优点，便是“宽仁”。他不仅选择了第三种，而且还在前面加了个定语——好好养着。

曹奂由此成为历史上最幸福的亡国之君，似乎没有之一。司马炎封他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宫室安排在邺城，给予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郊祀天地礼乐制度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享受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待遇。一句话，除了不行使皇帝权力，其他的和皇帝基本没有两样，曹奂比司马炎还活得长，五十八岁时终老而死，死后的谥号是“元皇帝”，这大概也是被赶下台皇帝中最好的谥号。

曹魏宗室的事情处理得很得体，司马炎可以为自己加十分，接下来更头疼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家的宗室怎么办。说它重要，是因为涉及权力结构问题，而科学稳定的权力结构是这个新生王朝能否长久的关键所在，作为开国皇帝，他责无旁贷，必须要在这个事关千秋万代的问题上做出重大抉择。

关键时刻，他又想到了曹丕，不过这次是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曹丕当年为了确保皇权安全，对皇室宗亲进行打压，搞得各位曹氏王爷有名号但无实权，不仅如此，各位王爷还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们活动区域不得超过三十里，无诏不得进京，而且相互之间不能往来，结果这些王爷到后来眼睁睁地看着司马氏专权却无能为力。

司马氏家族按说是曹丕“刻薄宗亲”的最大受益者，但自己得了便宜的司马炎不能再让其他人得便宜，他反其道行之，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个司马氏王爷，更为关键的是不仅给他们名号，而且又给地又给兵，让这些王爷真正有了王爷的感觉。分封这些王爷只是第一阶段，后来司马炎似乎患了“封王上瘾症”，到死之前，一共封了五十七个同姓王，创造了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新纪录，一直没有被打破。

两害相较取其轻，司马炎其实也想到了大肆分封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是除了这条路，似乎没有更好的道路，说到底自家人总比外人要可靠，他心里想，如果能适当控制亲王封地规模，在一定程度就能控制住风险。

但司马炎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把中央朝廷搞得一塌糊涂的不是士族权臣，而正是这帮王爷们，唯一让他宽慰的是，并不是这些亲王主动起来要篡夺皇权，而更多的是因朝廷内斗引狼入室所致，所以这个锅他完全可以不背。

只是无论初衷如何，结果是他看不上的曹丕，至少维持了三代才被司马氏夺权，而他开创的大晋王朝，风平浪静的只有他这一代，之后便是骨肉相残，整个王朝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皆大欢喜”，这是曹魏宗亲和司马宗亲的共同感受，两边都各得其所，收获满满。但仅让宗亲们满意是不够的，使天下苍生均有获得感，王朝才会长久稳固。

于百姓而言，所谓“获得感”可以用一句歌词概括，“我要的不多，无非是轻徭薄赋。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不瞎折腾。”司马炎便循着这样的路子，把无为与宽松政策作为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他下令减免一部分赋税，并亲自到田里耕作，以显示对农业的重视，通过休养生息的政策，普通百姓感觉自己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把宗亲和百姓都安顿好，司马炎开始忙乎另一件大事——立法。他让贾充、杜预等制定了一部律法，因在泰始年间实施，故称之为“泰始律”，先说说这部律法的历史地位，它是第一部“以儒入法”，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并把儒家礼制直接写入其中的法律。

除此之外，这部法律比较牛的有两点。一是简明规范，这有利于审理案件的官员，过去的律法过于繁杂，定罪需要拉来几车的竹简翻阅，现在精简到只需要翻一本书就可以了。二是量刑较轻，这有利于百姓，不仅重申不恢复割鼻、砍足等肉刑，死刑的数目也大为减少。不过有一项死刑显得有些过于严厉，就是“不孝”可以判死罪，这是因为晋朝以“孝”立国，所以要求子女必须“常回家看看”，否则大刑伺候。

法律有了，但律法专业性很强，老百姓不了解怎么办？这就需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司马炎找来了张斐和杜预两人来做这项工作。当然普法并不是拿着小喇叭到处宣讲，也不是贴标语写海报，而是让他们为这部法律做注解，有点像现在的司法解释，自此中国古代法制史翻开新的一页。在律法的执行上，司马炎也是身先士卒，他多次去洛阳监狱审决罪犯，为不少人减轻了罪行。这不完全是一种作秀，而是表明推行律法的决心，让官员和百姓对“法从宽，断从公，令从平”的理念入脑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