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抽象性，我说得有点抽象了，还是回到黄公望吧。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黄公望的履历，至为简单——他几乎一生都在山水中度过，没有起伏，没有传奇。

他的传奇，都在他的画里。

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出现在四十七岁那年。那一年，黄公望进了监狱，原因是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的牵连。四年前，黄公望经人介绍，投奔张闾，在他门下做了一名书吏，管理田粮杂务。但这张闾是个贪官，他管理的地盘，“人不聊生，盗贼并起”，被百姓骂为“张驴”。关汉卿《窦娥冤》里有一个张驴儿，不知是否影射张闾，从时间上看，《窦娥冤》创作的时间点与张闾下狱基本吻合，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总之在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张闾因为逼死九条人命而进了监狱，黄公望也跟着身陷囹圄。关键的是，正是这一年，元朝第一次开科取士，黄公望的好朋友杨载中了进士，热衷功名的黄公望，则失去了这一“进步”的机会。

人算不如天算，出狱后的黄公望，渐渐断了入仕的念头，只能以两项专业技能为生——一是算卦，二是画画。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首先是他在五十岁时成为赵孟的学生，从此自居“松雪斋中小学生”——显然，他上“小学”的时间比较晚，这也注定了黄公望大器终将晚成；其次，是他在六十周岁时，与二十八岁的“小鲜肉”倪瓒携手加入了一个全新的道教组织——全真教，从此改号：“一峰道人”。

诗人西川在长文《唐诗的读法》里说，“唐以后的中国精英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进士文化（宋以后完全变成了进士—官僚文化）。”他提到，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

据此，西川说：“进士文化，包括广义上的士子文化，在古代当然是很强大的。进士们掌握着道德实践与裁判的权力、审美创造与品鉴的权力、知识传承与忧愁抒发的权力、钩心斗角与政治运作的权力、同情／盘剥百姓与赈济苍生的权力、制造舆论和历史书写的权力。你要想名垂青史就不能得罪那些博学儒雅但有时也可以狠刀刀的、诬人不上税的进士们。”

但任何理论都是模糊的，比如黄公望，就是这“进士文化”的漏网之鱼，在这规模宏大的“进士文化”中，黄公望只能充当一个“路人甲”。而且，在元代，“进士文化”的漏网之鱼，还不止黄公望一个，吴镇、倪瓒、曹知白等，都未考科举，未当官，王蒙只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当过一个地方官（泰安知州），后来因胡惟庸案而惨死在狱中，他在元朝也基本没当过官（只在张士诚占据浙西时帮过一点小忙）。在道教界，这样远离科举的人就更多，仅黄公望的朋友中，就有画家方从义、张雨，以及著名的张三丰。

尽管元朝统治者希望像《尚书》里教导的那样，做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但在帝国的山水之间，还是散落着那么多的“文化精英”。他们不像唐朝李白，想做官做不成（西川文中说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但他承认自己“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心里是想着当官的，这些元朝艺术家，对科举一点兴趣没有，也不打算搭理什么鸟皇帝。所以，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元季高人不愿出仕。”这样的一个精英文化阶层，成为元朝的一个“文化现象”，也是“进士文化”传统的一个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黄公望的内心世界，与当了大官的赵孟截然不同。当然他们也不是“竹林七贤”，躲在山水间，装疯卖傻；也不像李白，张扬、自傲，甚至有点跋扈。黄公望内心的纯然、宁静、潇洒，都是真实的，不是装给谁看的，当然，也没有人看。

所以，才有了黄公望对山水的痴迷。

他也才因此成了“大痴”。

他在王蒙《林泉清话图》上题诗：

霜枫雨过锦光明，

涧壑云寒暝色生。

信是两翁忘世虑，

相逢山水自多情。

他的内心，宁静澄澈、一尘不染。

他的心里，有大支撑，才不为功名所诱引，不为寂寞所负累，山是他的教堂，是他的宫殿。

是不绝如缕的音乐。

他晚年在富春山构筑堂室，说：“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两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

现实的世界，“人太多了，太挤了，太闹了。但人群散去，天地大静，一缕凉笛绕一弯残月，三五人静坐静听”，李敬泽说的是张岱，也适用于黄公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