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就在倪瓒继承家产这一年，元帝国一个名叫朱五四的贫穷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行八，于是父母给他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名字，叫“重八”。在父母的不经意间，这个朱重八就像田地里的杂草一样潦草地长大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朱重八，打垮了雄踞江南的张士诚，掀翻了元帝国的统治，史书上记下了他的名字：朱元璋。

在改朝换代的剧变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超然世外。优雅的清閟阁抵拒不了元朝末年的社会动荡，14世纪30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的支持。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因无法忍受盐吏欺压，出身盐贩的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二十年后，六十八岁的倪瓒在《拙逸斋诗稿序》中这样回忆这段历史：

兵兴三十余年，生民之涂炭，君子之流离困苦，有不可胜言者。循至至正十五年丁酉，高邮张氏乃来据吴，人心惶惶，日以困悴……

在元末历史上，张士诚指挥的高邮战役被称为一个转折点，经历了这个转折点，强大的元帝国就彻底失了“元”气。胜利后的张士诚自称“吴王”，他的弟弟张士信为“浙江行省丞相”，邀请倪瓒加入他的“朝廷”，倪瓒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张士信派人送来金银绢帛，来向倪瓒索画，倪瓒答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当场撕毁了那些绸缎，金银也如数退回。张士信咽不下这口气，后来他在太湖上泛舟，刚好遇见倪瓒乘坐的小舟，闻到舟中散发出的一股异香，说：“此必有异人。”让手下把舟中人抓来一看，竟然是倪瓒，就要当场将他杀死，后来有人求情，才改用鞭刑。倪赞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他答道：“出声便俗。”

朱元璋在公元1368年打下江山以后，出台了一项举措，就是把江南富户迁徙到贫困地区，包括他的老家凤阳。对于这一“上山下乡”政策，倪瓒并不积极，从迁徙地苏北逃回无锡家里。对于这种严重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朱元璋决定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朱元璋对酷刑的偏好众所周知，明朝酷刑，在他的手里达到了巅峰。《大明律令》实际上是一部囊括了诸多刑罚的恐怖菜单：墨面、文身、挑筋、挑膝、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锡蛇游、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等。

以剥皮和锡蛇游为例。剥皮的方法是：先把贪官的头砍下来，把人皮剥下来，再在人皮里填草，像稻草人一样竖起来，放在衙门边上公开展览，以达到“惩罚一个，教育一批”的宣传效果；锡蛇游则是把锡烧开，趁着高温，把锡水灌进犯人嘴里，直到灌满为止。

经过长期职业训练，行刑者养成了精确的手法和敏锐的嗅觉，力道和火候都恰如其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明朝顾大武《诏狱惨言》，获知锦衣卫南镇抚司施刑的残酷与变态：

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浓血如染……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

这般的残酷，在中国有历史那一天就有了。梁启超先生说：“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

朱元璋这个出身赤贫的皇帝，对士大夫阶层怀有不可理喻的报复心理。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元代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之一的王蒙，就惨死于酷刑之下，原因是五年前，朱元璋制造了胡惟庸冤案，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朝廷清洗行动，冤杀三万多人，大部分是文官，其中不乏开国元勋，而王蒙遭到牵连，仅仅是因为他曾经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前往宰相胡惟庸的府上欣赏过绘画。

对于倪瓒，他既没有剥皮，也没用锡蛇游，而是采用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刑罚——粪刑。这一刑罚，是专门针对倪瓒的洁癖设计的，具体方法，就是把倪瓒捆在粪桶上，让他日夜与粪便为伍。

关于倪瓒的死，流传着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倪瓒染上痢疾，狂泄不止，那时的他，早已没有了“香厕”，大便失禁，使他“秽不可近”，最终不治而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不耐烦了，命人把七十三岁的倪瓒扔进粪坑里，活活淹死了。

国宝级艺术家，就这样被专制者残害，最终毫无尊严地死去。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这是我们民族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