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范式级别巨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范式级别的巨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研究中国道路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离不开这个巨变的基本背景。任何一种主义或一条道路，都要从能否有效回应并适应时代的巨变这个角度来加以检验。

（1）范式级别的巨变之一，是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接近极限。这一巨变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其一，自由资本主义无以为继。因为资本的本质诉求是扩张，不是治理。没有空间的扩张，资本必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竞争日益激烈所导致的利润下滑困境。这种困境，是对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釜底抽薪，并会进而导致整个体系分崩离析。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扩张，世界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正慢慢接近极限，空间的扩张已到达尽头。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在扩张空间存在时，新自由主义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一面，为的是将其资源价值带向全世界。然而，当空间扩张接近极限，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面相就会凸显出来。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会上升，以尽量维持建立在不对称市场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动力。而在保护精英阶层财富的目的下，公共性、社会性支出将首先被牺牲，并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一过程其实正在美国上演。

其二，有效的全球治理缺位。全球化下的治理，需要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而这一点，恰恰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把握范围。正如哈特（Michael Hardt）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Empire—the New Politic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所说的：“相对于这种超国家力量的形成，理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很不足。绝大多数法理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超国家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新内容，而仅仅重拾起各种过时、陈旧的模式，把它们用在新问题上。实际上，那些曾经促进、控制民族国家诞生的旧模式现在只是被掸了掸灰尘，便又被当作解读超国家力量机制的阐释性解释推了出来。”[1]

在哈特看来，历史上支配了欧洲国家主权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关注国家主权转移的霍布斯式思想，一个是关注分散权力的洛克式思想。从前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建立在新的支配力量之上的全球安全；而从后者出发得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一种全球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全球立宪。但是“两者都将新的全球力量仅仅展现为古典国家民族主权概念的类比，两种假设都未认识到帝国力量的新本质，仅仅强调了国家构造的既有继承形式”。[2]

这种理论局限，实际上是在西方整个国家形成过程中先天地决定的。地中海地区和西欧地区长期的分裂和动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长期的竞争，是西方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空间。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没有整体观念。也就是说，这种政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竞争问题，从来没有达到过整体治理的层面。包括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其本质也是分裂和分化。而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主要依赖于融合过程。一个全球化下的全球社会，便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融合。

其三，人类的试错空间缩小，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加大。在进入全球化以前，人类社会主要的演进机制是“选择”。世界上原本存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和文化，在越来越快的演化过程中，剩下现在这个各自命运紧密相连的“全球社会”。然而，到了“全球社会”这个阶段，原来那个存在了数万年的“物竞天择”的生态便没有了。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一系列现实问题。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和制度，需要的是敏捷性。小范围试错，并及时调整。但西方思想，时常执着于一个想象中的完美镜像。由于完美的制度并不存在，镜像思维必然导致思维固化，因此降低了适应性和敏捷性。

（2）范式级别的巨变之二，是由信息化和互联化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或者说是信息革命浪潮。这又带来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物质稀缺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构筑在物质“稀缺性”的假设之上。然而，随着材料科学、新能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已经开始瓦解。当今人类社会所“稀缺”的，正逐步从物质商品转化到非物质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主流经济学原则，如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经济回报的激励作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伦理等，其应用范围都受到极大挑战。

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丰富性究竟是会转化成“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3]还是“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4]的局面，取决于这种丰富性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以当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例，由于缺乏对工业时代分配原则和职业伦理的反思，生产的自动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聚集效应，只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的撕裂。并且，即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已然清晰可见，其政治体系却完全没有自我改变的能力，更妄谈改变社会的能力。

其二，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能性大大扩展。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全面应用和深入进展，正使得实时的政策反应成为可能。而通用型学习系统人工智能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更是展示了其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前景。让机器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使其能够将历史记忆与规划未来两种能力融为一体，精确建立环境模型，准确计算任务标准，完全有可能逐步形成超越人类水平的强大执行能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已经完全不是所谓程序正义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如何保证政策对实时变动的民意做出实时、积极的回应，如何根据准确无误的历史记忆正确地规划未来并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就成了一个掣肘力量、一个制度性的障碍。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政治、经济僵局中即可看出这一点。弗朗西斯·福山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在2014年发表的题为“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America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一文中说：“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5]

到目前为止，即使出现了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运动”，也看不出美国有发生重大政治制度变革的光明前景。福山承认：“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6]归根结底，特朗普也仍然是强大利益集团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