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实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新中国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都进行了独特且有效的实践。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中，已开始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二元化，乃至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比。中华传统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关于整个“天下”的，也就是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史记·夏本纪》写道：“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7]所以说，如何通过天下治理让天下秩序保持稳定，获得时间上的延续，正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体系最大的特点之一。
历史上，中华帝国以及后帝国时期的政府都有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建立统一国家。中国对统一国家的定义，不仅要求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且要求对任何地方及非政府组织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威。于是，中华帝国统治的逻辑并不基于与国内外利益集团在领土或财政资源上的对立或竞争，这一点跟同时期的欧洲很不一样。为了维持绝对的中央集权，中华帝国政府把政治结构建立在相对均等化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财政收入主要是借助广泛的官僚系统直接向农民征收农业税。通过向分散的、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提供安全、稳定和基础设施，统治阶级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也相应获得了财政资源。换句话说，为了维持统治，中华帝国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经济和军事扩张，而在于围绕农耕经济构筑起来的国内制度的可持续性。
第二，中华文明是历史型的文明，关注时间的延续性，这与关注空间扩张性的西方文明形成对比。《易经》始于“乾卦”，终于“未济”，上离下坎，事业永远没有终结，永远都在“未济”的状态。受到中国数千年“天道”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人易于接受一种漫长演变的宏大历史观，从不臆想某个“末世”的突然到来。所以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都聚焦在现实问题上，追求“更好”，而非根本不存在的“最好”。当代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一如既往的实事求是态度，正是对这种文明史观的继承。而中国改革的活力，与西方三权分立带来的死结，也日益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的国家是“公权力”的代表，这与西方民族国家长期被“私权力”挟持的情况形成对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不仅是儒家，道家也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思想，法家也讲“私者，乱天下也”[8]“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9]“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而西方文明归根结底是“私权力中心主义”，在因生产自动化和全球化而出现财富聚集效应之后，也完全没有适当的社会机制进行再分配和再平衡，反而出现了大资产集团的复辟，收入不平等状况跌回到19世纪末的水平，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可见，中西方文明建立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立场之上，这导致了中西两种社会之间完全不同的演化过程。发展到今天，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本质上，还是其邦国历史传统中长盛不衰的“私权力中心主义”，资本意志至上，对于国家和政府既利用又对抗；而中国，结合了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华大一统历史传统中长盛不衰的“公权力中心主义”，国家意志至上，人民整体利益优先，对于资本和市场既利用又对抗。这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瓦解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同时又从根本上解决了中观结构和宏观方向上的问题。这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下，具有强大的力量和优势。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繁荣和福祉，对于世界未来的制度走向，也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
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公权力对金融资本权力的制衡
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为核心，自18世纪后期起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长达几百年。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通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自动形成了市场所需要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效率最大化方向前进。市场可以灵活及时地反映出供求关系并以价格为表现，其自身可以为一切商品有效定价，而政府只需要遵循“自由放任”原则，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而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作为目前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通过精巧的数学模型对完全竞争性市场进行静态分析，试图让人们相信：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性的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将资源进行最有效率地配置，从而使整个经济活动达到最优均衡。
实际上，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基于“私权力中心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正是导致市场失灵和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微观活力与中观结构之间的失衡，以及宏观方向上的缺失，恰恰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也就是所有基于“私权力中心主义”的经济理论必然导致的结果，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调适来解决。
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市场是普通商品市场。这只是市场的一种类型。很多在现代经济中更具决定性的市场类型，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并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价规律。特别是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能成为买方或卖方。如果股价上涨，对于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有利的，而股票价格又取决于人们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于是贪婪驱动需求，需求推动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刺激所有人的贪婪和需求，直至整个市场进入疯癫的盛宴狂欢。随着各国经济金融化的加深，这种货币的游戏在股市、楼市、债市、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反复上演，充分说明金融市场无法自我调节，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限制。而劳动力市场则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均衡发展，更不是通过一个单纯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描述和调节的。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经历了30年的福利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兴起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力量又开始迅速崛起，并逐步侵蚀国家的公权力。西方日渐陷入金融资本主义的泥潭。由政客和金融精英组成的统治阶层，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和工具，迅速攫取巨额社会租金，已经成功地吞噬了过去30年所取得的大部分的社会发展成就。金融的主导权力已经破坏了从前的社会妥协，急剧弱化了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实际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比重，阻碍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让人们陷入债务约束。这种扭曲，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爆发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然而，1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美国的资本市场现在的疯狂程度不逊当年。
要抑制资本的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力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金融资产的价格是人为建构的，不是什么“无形之手”自发运动产生的结果。不同金融市场的区别只在于它们由谁构建，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构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在市场权力上存在着等级划分。金融市场的最高层是主控型投资者。他们的市场权力主要体现在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三个方面。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用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这一部分所谓的大鳄，是金融市场的实际操控者。
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显著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那些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便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干预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通过引导散户的投资决策，为自身谋求暴利。可见，虽然金融资产价格的形成，在形式上是分散的微观主体自发的市场行为所决定的，但其背后是等级化的权势所派生的利益互动结构。如若放任金融资本，就会出现现在美国欧洲等诸多国家出现的种种扭曲，而资本的“脱实向虚”会损害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必须采取一系列主动的姿态来干预金融市场，阻止中国金融市场向类似美国的“赌场型”金融资本主义方向演化，加强金融市场价格稳定性，促进资金切实流入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社会稳定和均衡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种地位意味着，虽然中国秉持和平崛起的理念，秉持共同发展的理想，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欧不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国复兴。而金融市场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热战”展开的地方。因此，我们既要控制金融资本对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要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辅助中国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全球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以上这两个目标之间，具有一定张力。同时实现这两个方向的目标，需三管齐下。
其一，对国内金融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造。
（1）拓宽可提供稳定回报的中长期投融资渠道，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中长期投融资渠道的缺失，会使整个金融定价体系失去明确的锚定。市场对经济长期运行的总体风险判断不清，容易陷入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过度追求回报率高而风险性强的投资产品。中长期投融资渠道不足，还会导致中长期投资的需求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并因此钳制生产性投资和消费的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国内流通债券占GDP比例仅为77%，远低于发达国家占比。且境外资本参与度非常低，大概占整个债市规模的1.4%。如果中国发展与基建等实际需求相适应的债券产品，或可大大减轻资本外流压力，甚至反转资本流向。受《预算法》的制约，中国地方政府不可举债。但债券可以成为国家战略主权基金的重要融资方式。也可直接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项目管理公司为主体，进行债券融资。
（2）必须审慎对待金融创新，严格控制衍生品的品种和规模。衍生品本是财富管理时分散风险的工具。然而，由于它制造了复杂的风险传导链条，并具有超强放大效应，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系统性风险，伤害了实体经济发展。以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原本的房地产次贷规模仅为0.78万亿美元，但是通过证券化（次债MBS，达到1.2万亿美元）、担保债务凭证抵押（CDO，达到6.4万亿美元）、信贷违约掉期（CDS，达到68万亿美元），竟然使总金融资产达到了2008年全世界GDP的120%。这种可怕的传导、演化的机制，赋予金融大鳄翻云覆雨的工具，决然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需要的。
其二，改变政府被动监管的地位。国家应作为实质性主体，参与到现有的金融市场之中。在金融战争中，占据话语主导权的巨头，可以利用杠杆，快速调动大量资金，倘若政府仅是扮演监控角色，而放任资产大鳄占据主要话语主导权，就无法真正稳定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国家应作为实质性的主体参与到金融市场之中，通过建立政府可掌控的金融团队，与国际资本力量相抗衡。
（1）全面掌握金融市场话语权，制定规范资本市场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制度，严格审核评级公司和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预期的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就等同于定价权。要想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稳定，进而利用金融工具开展国际竞争，就需要牢牢把握国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并尽量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信息发布渠道。这种话语权的把握分为三个层级。在最高层面，这种话语体现在对关于宏观经济走向、行业发展趋势、国际竞争结构等观点的战略性引导上；中间层次的话语体现在对信用的评级、金融资讯传播和分析上；在基础层面，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和融资担保机构的估值、担保行为。
（2）大力发展“基于央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宏观金融工程”。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以央行的货币注资先导、财政投入背书和社会资本参与来构成社会合力，形成国家战略基金体系。该战略基金体系再按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向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业创新、要素培育等系统进行股权投资；与此同时，央行把战略基金的权益作为其资产项，对应定向注资形成的负债。这种做法一方面从根本上优化了政府和关键机构的资产负债；另一方面，可作为平准基金来应对由于金融复杂化导致的剧烈金融波动，确保金融安全、保障长期增长潜力的实现。
（3）在二级市场，国家应该积极锻炼自己的资本运作能力，逐步利用社保基金等资金池，发展政治素质、专业能力过硬的机构性投资主体，加强对二级市场的价格稳定作用。促进股票市场发挥其对企业价值的筛选作用，而不是作为投机者的乐园。
其三，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防火墙，扩大离岸市场作用和规模，不给放松资本管制设定时间表。
（1）坚持对资本账户的管控，不设开放时间表。资本项目开放应以国内经济发展需求为依据，并与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运作能力相适应，而不能反之。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资本巨头的本性，防范热钱冲击和操纵市场。
（2）利用离岸市场，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们一方面要筑好防火墙，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展以人民币结算的离境金融市场。如余永定所言：“我们现在已有一系列渠道，如沪港通、QFII、QDII、RQFII、RQDII等。应该沿着现存的渠道，采取逐渐扩大的方针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彻底放开。”[10]否则，像日本一样，因为希望金融自由化推动日元国际化，结果日元仅仅成了国际上又一种投机炒作工具，在泡沫破灭之后也没有摆脱美元从属货币的影响，也带来了日本失落的30年。
以上政策的实施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政府来支撑，而这也恰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越性的体现。
建立最大化人民福祉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的分配体系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运用，表明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并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由此，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原则，旨在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所谓“共同”，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所谓“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来看，共同富裕代表着一种未来理想型的社会结构，而要实现这种理想型社会结构，就意味着国家需要构建出一种公平合理有效的分配体系。在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之前，这个公平合理有效的分配体系无疑能起到最大化人民福祉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的推动作用，这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资本权力所无法实现的。而从当今逐渐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无疑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全球发展的方向。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分配不仅仅是公平问题，更是增长问题。一个分配更加均衡的国家比一个大部分国民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国家更具有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倘若一国的绝大多数财富都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则少数人手中的大部分财富将均处于“闲置”或“沉没”状态，因为无论少数富人如何大肆挥霍都无法使其财富均有效地进入新一轮的生产消费环节，也无法带动新一轮的经济运转和经济增长。穷人有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无法承担消费成本，富人想尽办法创造需求去消费却也达不到刺激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需求，最终造成“穷人买不起，富人花不出”的停滞状态，实际上降低了整体社会的购买力。而倘若一国的财富可以实现较均衡分配，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中产经济水平，可以承担得起基本生活需求，并且有向上消费的潜力和欲望；且收入中下水平的人不至于绝对贫困，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存要素，那么一国的经济就被其大多数国民的消费需求所刺激着，从而进入“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一个财富收入分配均衡的“橄榄形”社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
除此之外，一个分配体系是否公平合理，也是社会能否保证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因素。“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势必导致底层弱势群体与少数富有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成为社会有序运转的不稳定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力价格受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机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人力劳动，造成了很大一部分非技术性劳动者的生存危机。非技术性劳动者和知识、资本、技能等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的社会分层逐渐成为社会对立的矛盾双方。这个问题很可能没有市场化的解决方式，而是需要国家的公权力进行全局性的调节。如果这些分配问题不妥善处理，弱势群体就有可能转向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甚至会扩散到政治、社会、国际舞台等其他领域。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上台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
不仅如此，即便收入两极分化尚未造成社会矛盾扩散，不公允的分配体系也会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滋生社会消极情绪。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知识和技术成为比体力劳动更具价值的生产要素，这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分层。同时资本回报率远大于劳动回报率，底层劳动者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却依然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这无疑加深了他们“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的宿命感，从而大大丧失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动力，加剧社会惰性。
在当今社会，种种现状表明，在各个国家，建构一个能最大化人民福祉并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的分配体系，是势在必行的。从国家间来看，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分化越发突出，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从国家内部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贫富差距加大的分配问题，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劳动者差距加大，资本回报率大于劳动回报率，资本要素拥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允的竞争地位，以及这一系列两极分化因素所导致的代际流动固化、社会阶层天花板明显等现状，都或明或暗地表明各国未来发展的严峻性，以及一个优良可应用的分配体系的紧迫性。
以美国为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年收入前0.1%的群体，其年平均收入就是余下从下到上90%人群的20倍，且这个比率一直缓慢稳定增长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90年代后，美国年均收入前0.1%的群体，其收入金额出现猛烈增长，但其余群体的收入并无明显变化。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高薪收入者的收入有所波动，但仍保持高速增长且与余下90%群体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1995年前者年均收入约是后者的48.4倍，到了2015年前者变成后者的近76.4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现象愈发突出。
构建一个能最大化人民福祉的公允有效的分配体系是未来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而这样注重效率同样也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正内含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之中。那么应当如何建立这样的能够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的分配体系呢？
如前文所述，在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之前，国家将一直通过公权力的运用，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构建出与之相适应的公平合理有效的分配体系。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高度重视，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各不同地区的贫富不均得到很大缓解；通过长期的扶贫工程、“双创”工程，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势头也得到遏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应对新经济形态变化的重要引领者。中国现行的经济所有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较好地适应财富分配需求的制度优势。此次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更反映了对人的需求丰富性的尊重；宣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也显示了我们对人性的敬畏和保护。
最近十年，中国在平衡分配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在全国基本建立。中国要进一步以国家力量确保民生，将一部分基础公共服务，特别是基层医疗、教育的工资支出回归中央。在部分基础性领域，政府替代地方政府、家庭及个人支出。教育、医疗等基础性行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政府应当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另外，开创性地改革首次和再次分配制度，需要继续推进财税改革，尽快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尤其要开征财产税和提高资本利得税，以建立累进性更强的税收结构，增强对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的激励。财税改革是调整要素价格扭曲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最直接有力的工具之一，它直接影响政府、企业、个人等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并通过税收分成影响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国当前的税制严重依赖于流转税，由于流转税是累退的，所以现行税收结构对促进社会公平和鼓励国内消费产生了负面激励，并且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只要不使手中所掌握的资产发生流转，对其就不会产生税收，当前中国的税制就无法直接对社会贫富差距进行调控。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的增值税针对生产方面，但最终的承担者一直是普通消费者，因此繁重的增值税增加了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价格，降低了中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此外中国的增值税保持着17%的全国统一税率，无差别的税率意味着贫困地区、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承担了很大比例的增值税负担，这与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愿望背道而驰。因此在未来的税制中，税基要进一步拓宽，税目要进一步多元化，要降低流转税在税收系统中的比重，转而进一步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尤其要开征财产税并提高资本利得税，以建立累进性更强的税收结构，增强对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的激励。同时，也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包含每个家庭财务信息的综合数据库，这也是恰当有效地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基础。
建立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发展能力的协调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有力的“公权力”，除了可以集中再分配社会财富，构建一个促进公平的社会分配体系外，还具有更强的战略性、系统性协调能力。社会主义的“公权力”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也能通过再分配调节来保障个体的所得，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较大的话语权，具备社会引领的条件。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公权力”的威信和地位，“公权力”的代表者需要不断开拓出新的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以进一步提高本国生产力，提高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要求“公权力”代表者需要具备统筹协调发展的全局协调能力，以及具体长远性规划的战略眼光。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凭借“公权力”所具有的向心力，社会主义国家更倾向也更容易构建出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发展能力的协调体制，而这种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协调体制从当今及未来社会发展来看，占据着绝对重要地位。
诺思（Douglass C. North）对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从来不是单一形态的，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与国家等制度安排共生演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就当今世界转型发展来看，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批判在于，新古典理论基于静态均衡模型，关注的是特定时刻的资源配置。因此，它对经济结构性变迁、技术变革等各种形式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创新行为，并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产业政策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动态问题。当我们的眼光从现有要素的有效分配，转移到创造新的要素禀赋，并促进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建立时，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变化”，并寻找能够促进这种变化的制度组合。而以上提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之处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公权力”做出一系列具有发展性眼光的战略决策，构建具有系统性发展能力的协调体制，这是确保经济持久创新增长的动力源，而这恰恰是自由市场所不具备的。单纯市场究竟能否自发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市场无法给将来的有效资源配置定价。越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创新，越难对未来的投资回报进行预期。因此，在没有其他制度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可能进入一种“创新需求缺失”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不缺乏科学家和创新型人才，企业家也不愿意为创新，特别是为改变产业结构的创新买单。因此，社会的潜在增长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渐渐停滞（类似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陷入的情境）。导致这种“创新需求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此种创新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且投资体量往往非私人部门所能承受。二是对这种创新的投资可能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巨大的正外部性，然而，却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家自身带来高额经济回报。这就是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谓的“眼界的悲剧”（Tragedy of Horizon）。第三，对产业结构发生系统改变的颠覆性创新往往需要多行业、多组织的大规模协同投资，才能显现其价值。这就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所谓的“协调外部性”（coordination externality）。而企业家个体，往往无法动员和支撑这样系统性的大规模协作。
“创新需求缺失”绝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更替越快的时代，市场越容易深陷单一领域而迷失方向。这是自发市场因缺乏系统性协调体系而不可避免的悲剧。现在欧洲多年深陷低增长的泥潭，跟欧洲各国无法有效开启系统化升级转型有很大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可以运用其所拥有的公权力，制定并切实实行一系列有长远规划的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创新需求缺失”，释放和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潜能。一方面，产业政策可降低企业家进行产业升级的成本，提高产业升级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可直接介入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基础性研发工作，亦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私营部门加大对此类创新活动的投资和参与；再者，产业政策以国家的权威，给予企业家们长期发展的方向感和确定性。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多年的产业研究表明，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是中国经济屡次实现平稳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这种方向感帮助企业家建立投资信心，并且促进了投资的系统性和战略性，进而实现了“协调外部性”。
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持久经济增长力的一把利剑。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尽管产业政策很可能失败，但产业结构升级从来不曾在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成功。在考虑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后，更是如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各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相适应。也就是说，国际竞争会固化一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专业化方向，而不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升级，从长期的结果来看，这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强迫分工。并且，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内生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没有其他社会制度干预的情况下，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距离将越拉越大，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描述的那样收敛。成功的赶超和产业结构升级，只有在利用各种因素和手段促进物质和人力资本“超常”积累时，才会出现。
当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产业转型升级。这次转型以数字科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依托，以建立更高附加值、更绿色、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机制为目的。这是我们所有判断的现实起点。在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中，需要合适的产业政策的参与，以促进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投资和创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都是在充分发挥国家和市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取得的。好的产业政策，并不是要否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是用公共部门替代私有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简单的减税、发补贴，而是通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共同协作，寻找适当的方法，克服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释放企业家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创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好的产业政策，而好的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这个具有战略性的协调体系所能够孕育出来的。
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个位置使得中国的作为可以被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听到，中国的经验可以被全世界学到。
而中国的强盛，与全球范围内范式级别的巨变恰好同步。在应对这些巨变带来的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凸显。纵观全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有解决目前人类社会遇到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潜力。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最具有适应性，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对于新挑战的应对和新机遇的捕捉，将发挥出不可取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历史的前沿。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将越来越深入人类未知的领域。这种变化将深刻考验我们的智慧、胆量、担当，也需要我们加倍的谨慎！
注释
[1]［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同上。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5]［美］弗朗西斯·福山：《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杨晗轶、朱新伟译，载观察者网，2014年10月12日。
[6]同上。
[7]（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79页。
[8]（唐）房玄龄注：《管子·心术下》，第271页。
[9]（汉）刘向撰：《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页。
[10]《余永定：资本账户开放不宜设时间表》，《上海证券报》201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