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林宏星（笔名东方朔）教授，应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之邀，于2008年来院担任访问学者，与本校儒学研究的同仁交流，并将他多年来关于荀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结集成这部书。承蒙林先生的好意，让我写一些读后感言以作为本书的序言，我欣喜于林先生这部书的出版，自然乐于应命。

在中国儒学史上，先秦儒学殿军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从北宋以后颇受儒者之诟病。《荀子·非十二子》对思孟学派攻伐殊深，斥之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对孟子的攻击固然与孟荀对“道”与“心”之理解有巨大差距［我在《孟学思想史论》卷2（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3章有所讨论］，但是从公元10世纪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荀子就饱受宋明儒者之批判，逮乎20世纪仍受当代新儒家学者之非议。清末民初的王先谦（1842—1917）在《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的序言中就感叹说：“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王先谦深为荀子之备受压抑而不胜其哀婉之情！

王先谦的感慨确有所见，我们只要看看17世纪以后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儒者对荀学的重视，就可以看出公元10世纪以后荀子在中国所受的冤屈。德川时代的日本儒者荻生徂徕（1666—1728）、桃白鹿（1722—1801）、片山兼山（1703—1782）、古屋昔阳（1734—1806）、冢田大峰（1745—1832）、久保筑水（1759—1835）以及猪饲敬所（1761—1845）均撰有诠释荀子的著作，清儒王念孙（1744—1832）、刘台拱（1751—1805）、郝懿行（1757—1825）、俞樾（1821—1906）的荀子注释中均曾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或评论。当代日本学者藤川正薮（1915—?）曾将日本儒者与清儒的荀子注释详加对勘，指出两者论点一致者合计230条［见氏著：《荀子注释史上における邦儒の活动》（东京：风间书房1980年版），第597页］。对照近世东亚儒学史上，荀子在中日两国所受的差别待遇，以及最近100年来荀学在英语汉学界所受到的重视（参考王灵康：《英语世界荀子研究概况》，《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03年第11期，第1—38页），我们可以感受到：在21世纪的汉语学术界，荀学的再评价确实是一项值得努力的重要学术工作。

宏星现在出版的这部论述荀子思想的新书，正是重估荀学价值的新起点。宏星这部书以“合理性之寻求”作为书名，意欲表达荀子在“古今”、“礼法”之争，“王霸”、“义利”之辩，“天人”、“名实”之论等重大的思想史课题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合理性”的精神取向。宏星进一步指出：所谓“合理性”，就是指人在面对社会、人生与历史的重大问题时，皆处之以理性的思想与行动。宏星认为荀子的全部思想正是环绕着“合理性”这个主轴而展开，在本书第一章中，宏星指出荀子言人之所以为人，应放在人的义、辨、群、分中来理解。他认为在荀子的思想中，讨论“人”的概念应以“群”为依归，否则，“人之所以为人”、“自我”、“主体”等概念便无法得到完整描述，在荀子思想中有关“人”的概念的确切而完整的理解必须在“群”的概念之中才能完成。荀子认为，一个整全的人不是站在其所处世界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自我，一个孤寡的自我。在荀子看来，一个单纯的自主、自律的自我概念既不能独占对整全自我的解释，也不能独占全部的道德资源（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关键在于无“辨合符验”，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

宏星在第一章第三节又说，当荀子在提出以礼义法度或先王之道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下的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问题时，荀子还必须对此提出规范证立，以说明此礼义法度或先王之道何以普遍有效的合理性理由。宏星认为荀子对孟子的批评并不相应，另一方面荀子所谓“合理性”本身也有其限制在焉。

宏星在本书第四章，进一步分析荀子对“心”的认知特性和荀子所谓的“心之所可”所包含的内部结构及其在成就“人”的概念中的意义和作用。宏星认为，荀子主性恶，人性中并不存在如孟子所说的“四端”，而荀子言“心”又重在“心”的认知的性格，“心”并不能创造道德法则。但荀子重视“心之所可”，使得荀子在“性恶”论的前提之下，主张人的道德修身也得以可能。在此一过程中，人性的原始欲望和因“心之所可”而具有的思虑、辨识、反省、评估及意志决断，在成就一个道德主体和“人”的概念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宏星主张，荀子的“心之所可”与荀子之寻求合理性的哲学精神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见本书第四章第三、第四节）。

除了第三章、第四章之外，宏星在本书第五、六、七、八、九章均在不同的面向中论荀子思想中的“合理性”这项主轴，在“体知”、论辩、秩序与客观化以及历史意识等各方面的展开。

宏星在本书中所析论的作为荀子思想主轴的“合理性”概念，是我们重新诠释荀学时，可以特别注意的一条思想线索。事实上，荀学研究的前辈学者柯雄文在他研究荀子的道德认识论的专书中，就申论荀子思想中的伦理论辩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参考：Antonio Cua: Ethical Argumentation: A Study in Hsün Tzus Moral Epistemolog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中译：柯雄文：《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赖显邦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这一条思想线索也许正是在我们重新开发荀学的思想资源时，可以依循的一条新途径。

我很高兴看到宏星这部新书的出版，并期待荀学研究蒸蒸日上，新著迭出，为21世纪的荀学研究开创新局。

黄俊杰序于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1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