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王安忆

《心灵世界》一书，来源于199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的讲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上讲台，不是讲座，而是一整个课程。后来，前任的系主任陈思和时常提醒我，教学资历不应从入复旦编制的2004年起计，当是推溯至1994——由他安排入教学计划，朱立元系主任颁发讲座教授聘书。这样一来我的“教龄”陡然增长十年。如我这样连中学都未好好读过，一举登上大学殿堂，多少有向命运讨回欠账的得意，心中却也是惶遽的。检点知识的库藏，首先是量的问题，够不够一个学期十四堂，减去一堂讨论，余下十三堂，每堂三节各四十五分钟；然后是质，有什么思想匹配得上同等级的时间？更可能只是浪费同学们的学习机会，本来他们可以用于更高的价值。即便那样的局促，我又额外设置限定，绝对不提个人的写作经验，为了和以往“创作谈”讲座区别，也是与小说作者的身份厘清。不过，这本讲稿在台湾“印刻出版”发行时，编辑依然将书名题作《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沿用了这书名，虽然其中并不涉及小说写作的实践，但前世今生，总也割不断了。如此，不谈写作实践，余下的便只有阅读生活，所有的文学储备都在这里了。说实在，我可是倾囊而出，集几十年的闲杂，从中筛选，方才说得课时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格式。有些事情是内容决定形式，也有的反过来，形式决定内容。好吧，以往那些涣散的心得体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组织成序列，系统化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一是胆大，二是有力气。那一年特别出活，同时做了几件事。第一件，写《长恨歌》；第二，替导演陈凯歌写《风月》剧本，电影的工作方式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说到就到，说去就去；而第三件上课，却纪律严明。每星期三早上，天不亮起床，转三部公交车到学校，中午下课回家，接着准备下一周的课，大纲是事先写好的，具体内容却要做案头。如今再度阅稿，十分惊讶自己怎么能讲这么多！换到现在，大约要省略一部分，简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以更扼要的方法解释。但是，多讲与少讲终究有差别，语多不详里，亦有着出其不意，离开其时其地其境，大约是说不出来的。就像读过去的小说，即羞惭和懊恼，同时清楚，过了那股子劲，之后断不会再有了。

可以想象，自己其实是缺少职业性方法和训练的，这一点仿佛从形态上就看得出来。有一个雨天，放在休息室的伞不见了，郜元宝，那时候是带班的老师，带一伙学生陪我去找，找到后勤阿姨处，她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斥责说：教师休息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然后又十分狐疑地问道：你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身后的人一拥而上，将阿姨堵回去。我一直没出声，不敢承认自己是老师。

在复旦上课的事渐渐传开，有一个外地报社的记者闯到课上，坐下听了五分钟，忽站起来举起照相机，闪光灯一亮，即推门出去。教室里就有一阵骚动，之后，带照相机上课的同学就多了，幸好课程已到末尾，不几日便结束了。这个插曲令我非常生气，不止是扰乱了课堂纪律，还因为，它又将我推回到写作人的身份里。我不是反感做写作人，而是不想让一件事干预另一件事。

可是，情愿不情愿，对于上课，至今还有业外人的留习，那就是不能重复题目，这毛病阻碍了精益求精。每当我坐下来，将课堂实况整理成文字，总会看到许多残缺，遗憾到假如再讲一次，也许会更好，可是没了初涉的新鲜和挑战，兴致和热情也退去了。这可能是写作生活的影响，完成的东西再不让人满意，也不可能从头来一遍了。

书中的课程，我不会再讲了，倘有时机，还会在文字上作修补。从第一版至这一回通稿，自觉大体过得去，但不尽如我意处依然在，就是《百年孤独》一讲。之前我曾在《文学角》开专栏，写过书评，题目是《游戏的规则》，专分析现代主义小说的内部构成，受到文学评论家季红真的夸奖，到了课堂上，野心却有些大了，扩大到外部，企图对整个思潮作概括，显然没有做好。每每勘定到这章节，就有些踌躇，要进一步阐述，难免脱离真实的认知阶段。而且，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勇进派，长处在思考多，短处也在此，求全责备。所以，就不动它，留下一个鲁莽的印记。出于同理心，书名也回到原来——心灵世界。

2020年3月16日 上海